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活動如火如荼;放在一個更大的時代背景下看,其他在物質文明上遜於英法的民族國家,比如日本、韓國等都競相通過建構自身民族的文化加強集體認同感。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也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積極響應,不但幫助中國跨過了作爲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關口,也在文化維度理順了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非遺在中國社會所產生的文化調節機制,在學術理路上是如何起承轉合的?怎麼從邏輯上打通公共文化概念內部的任督二脈呢?

3月3日,“中法文化遺產工作坊”在蕭放教授的主持下迎來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高丙中教授。高丙中教授就上述問題發表了精彩的演講。

高丙中教授講座中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對中國的意義

首先,高丙中教授回顧了中國自近代以來出現的文化危機,這就是社會的文化與國家正式承認的文化之間溝通機制缺位的問題。以西來文化爲代表的精英文化佔據了國家的主流話語權,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則被貼上了封建迷信的標籤,既得不到國家的承認,也被公衆視爲沒有未來的落後現象。這種社會文化與國家文化之間的區隔,成爲中國建設一個正常的現代化國家道路上的障礙,也極大增加了社會溝通的成本。

在介紹了這個時代背景之後,高丙中教授順勢指出,中國的民間文化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轉化,其中包含了諸多文化事象的關鍵性質變:在此過程中,民間的成爲了公共的,排他的稱爲兼容的,私人的成爲共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極爲難得的歷史契機,藉此契機,民間文化進入體制的話語當中,具有了未來性。

通過描述民間文化到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的經驗事實,高丙中教授循循善誘,進一步推導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的內在學理依據。

二、文化概念與非遺

在講座當中,高教授使用了一個精彩的類比,將文化的運作機制,比做人類學和民俗學調查中經常見到的薩滿儀式:如同薩滿只用幾件法器和鈴聲,就召喚出一個迥異的、神聖的世界,人們用有限的、獨特的、具體的文化事象,就可以召喚出一個無所不包的、抽象的文化。

薩滿儀式

首先,高丙中教授從發生學的角度,介紹了文化這個概念產生的歷史背景,探討了文化與文明的區別,以及文化概念與德國、芬蘭、日本、韓國等新興民族國家的關係。高丙中教授深刻闡述了文化如何構成一個民族認同的策略、幫助新興國家完成身份認同過程。

接着,高丙中教授剝繭抽絲,從文化概念內部抽象出一系列關鍵特性,包括代表性、社會再命名、多樣性等。一項民間文化完成從文化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轉化,其中包含了多項核心意涵。這些核心意涵的轉化端倪,均包含在以上一系列文化的關鍵特性當中。正因爲如此,這種轉化的機制才得以順利過渡。

三、公共文化與非遺

爲了形象描述從民間文化到非遺的轉換,高丙中教授將之比喻爲穿上了毛衣的毛衣女。這種轉化不依靠民間文化自身的力量主導,那麼,這件民間文化的毛衣是什麼呢?

毛衣女

高丙中老師強調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中尚未得到完全重視的代表性與非物質性代表性帶動了文化事項共享範圍的變化,而非物質性則讓共享的可能性和社會接受度得到了廣泛認可。

最後,高丙中老師概括了公共文化的特性,並從公共文化的角度闡釋了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高丙中老師將箴言中描述的三個階段放在跨越現代、後現代、人類未來的超長時間軸線上,認爲非遺所倡導的共享性、多樣性,指向了人類未來新的文明時代。

杜傑庸博士

顧問:蕭放 朱霞

指導教師:鞠熙

撰稿:王宇琛

圖文編輯: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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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與民俗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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