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学的起源，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明确地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这句话明确地称，自从孔子修订了“六经”，于是就有了经学。然而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则称：“中国的经学形成于西汉。其孕育阶段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六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所独尊的经典，却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之事。”

由以上两段叙述可知，对于经学的起源，这两者之间在叙述方法上，有着一定的区别。而马宗霍、马巨所著《经学通论》一书则称：“虽然六经之中只有《春秋》一经勉强堪称孔子所作，称孔子为经学之创始人却未尝不可。”

既然《经学通论》并不完全认可皮锡瑞的所言，因为皮乃是站在今文经学家的角度来提出此观点者，然而马氏父子也认为孔子应当就是经学的创始人。为了佐证这个观念，其在专著中给出了三条理由：“其一，先孔子之经文极可能经过孔子编辑、删节、修改。其二，先孔子之经文经过孔子的传授之后，方才成为一门系统的学术。其三，后世之经学家，无论流派为何，皆尊孔子为其鼻祖。在这三项理由中，最后一项最为重要。即便日后有证据推翻理由之一、之二，依旧不能动摇孔子之为经学创始人的地位，因为这种地位的历史意义并不来自事实，而是来自认同。”

看来孔子跟“六经”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经学的起源。而最早把孔子和“六经”联系在一起的是《庄子·天下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孔子跟老子称自己很长时间以来就在治“六经”，但是“治”并不等于“作”或者“撰”，因为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攻读或者研习。那也就是说孔子并没有说“六经”都是他的个人作品。那么孔子对“六经”有没有著作权呢？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了这样一大段话：“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绎如也，以成。’‘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申述殷、周之际，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孔子撰《春秋》三十卷 明豹变斋刻本

细读司马迁的这段话，他说孔子序次了《书经》、订正了《礼经》和《乐经》、删削了《诗经》、写订了《易经》、撰作了《春秋》。他用了这么多的动词来描绘孔子对“五经”的著作性质，因为《乐经》失传了，故而“六经”中缺了此《经》。这样的叙述准确而形象，然而后来的今文经学家却不承认司马迁的所言，他们这一派认为孔子就是“六经”的作者。作为今文经学家的皮锡瑞虽然他也承认“五经”中的有些著作是孔子删订而成者，但他还是认为孔子享有著作权。其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称：“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皮锡瑞说：“《诗》《仪礼》《尚书》如果不是孔子的删订，就不能称为经，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犹之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皆经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经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彖》《象》《文言》，阐发义、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如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此二经为孔子所作，义尤显著。”而《易》与《春秋》如果没有孔子的笔削，则更不能称为经，所以后两书可以认定为孔子所作。

且不管孔子是修订了“六经”还是撰述了“六经”，但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孔子与“六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孟子·离娄下》中载：“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而《孟子·滕文公下》中亦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然而这两段话并没有明确的说孔子是“撰”还是“编”“六经”，这给后世的争论埋下了隐患。比如张舜徽在《爱晚楼随笔之一·学林脞录》中称：“自来言孔子者，必及六经；言六经者，亦必及孔子。以为制《诗》《书》，订《礼》《乐》，赞《易》道，修《春秋》，乃孔子一生最大之功绩。而龚自珍独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见《六经正名》）此言甚卓，足以发俗论之蒙。”

孔子撰《春秋》三十卷 明嘉靖三十五年广东崇正堂刻本

张舜徽也承认孔子跟“六经”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他提到了龚自珍对这件事所表现出的疑问，并且他赞同龚自珍的发疑，而这个疑问的来由则是源于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张舜徽认同龚自珍的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孔子尝自称‘述而不作’。朱熹释之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所谓传旧，乃将旧有古代文献传抄整理以备诵习及教学之用而已。《论语》一书，记载孔子一生言行甚详，乃至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与人往来之事，无不悉录。如果真有删订赞修六经之伟举，不应缺而不言。况孔子当时所读之《诗》，即与今日篇数相符（今存三百五篇，古人举成数，故但云三百）。何尝有删《诗》之事？既此一端，其他自可类推。总之，孔子之学，大而能博，是我国古代大教育家，贵在言传身教，固不必以著述重。加以自战国以前，学在官府，私门无著述文字。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不足怪也。”

然而金景芳不赞同这种说法：“孔子编著‘六经’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对《诗》《书》是‘论次’，对《礼》《乐》是‘修起’，对《春秋》是‘作’，对《易》则是诠释。”又说：“‘论’是去取上事，‘次’是编排上事，‘修起’则是由于‘礼坏乐崩’。孔子努力搜讨，把它们修复起来。”“至于《春秋》，则无论《史记·孔子世家》，或是《孟子·滕文公下》都说是‘作’。可无疑义。孔子作《易大传》当然是诠释《易经》的。”（金景芳著《孔子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六经”》）金景芳说还是有历史文献记载，至少《春秋》是“作”。

然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有人开始完全否认孔子与“六经”之间的关系。1921年钱玄同写信给顾颉刚，钱自称在编纂一部《伪书辩证集说》，顾颉刚接到此信后当天就给予了回信，顾在信中称：“我想此书集成后，便可进一步去推翻‘孔子删述六经’这句话了。六经自是周代通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删述的话，到了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到了《史记》，才说他赞《易》，序《书》，删《诗》；到《尚书纬》才说他删《书》，到清代的今文家，才说他作《易经》，作《仪礼》。……‘六经皆周公之旧典’一句话，已经给‘今文家’推翻；‘六经皆孔子之作品’一个概念，现在也可驳倒了。”

孔子撰《春秋》三十卷 清乾隆五十五年芥子园刻本

顾颉刚的这段话说的十分明确：编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删述“六经”这个观念。针对顾颉刚的这段话，陈壁生在《经学的瓦解》一书中予以了如下的评价：“在一个学风正常，理性、科学的时代，只要问一句‘凭什么《论语》没说的问题就都不存在，可以用《论语》之没说，怀疑《孟子》《史记》之真实性’，就可以让人怀疑顾氏立论的‘科学’性。但在一个新学将打倒古学视为‘文艺复兴’的时代，对经学，对孔子感情上的厌恶代替了理性的考虑，而将中国典籍史料化，又为这种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学术渠道。”

钱玄同跟顾颉刚为什么一定要否定孔子跟“六经”之间的关系呢？钱玄同在《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中明确地称：“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以前——的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这段话直接亮出了观念，否定孔子跟“六经”的关系就是为了打倒“孔教”。这也就间接地说明了，钱玄同分离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并不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客观，更多者则是为自己的批判传统寻找不存在的依据。比如他在1921年给顾颉刚的信中说道：“咱们欲知孔学之真相，仅可于《论语》《孟子》《荀子》《史记》诸书求之而已。”这段话还是承认有四部经典著作记载了孔子跟“六经”的关系，可是到了1925年他公开发表这封信时，又在这段话后加了一段附注“这是四年前的见解，现在我觉得求孔学只可专据《论语》。至于《孟子》《荀子》《史记》中所述的孔学，乃是孟柯、荀况、司马迁之学而已，不得遽目为孔学。至于解‘经’，则古文与今文皆无是处。”

孔林神道前的石牌坊

至少在钱玄同那里，无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都一无是处。而在此前的1923年5月25日他在给顾颉刚写的另一封信中，讲到了自己的这个观念的来由，以及他由此而得出的结论：

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为的《伪经考》和崔觯甫师的《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的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近来看叶适的《习学记言》，万斯同的《群书疑辨》，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札记通论》（在杭世骏的《续札记集说》中），崔述的《考信录》等书，和其他书籍关于“惑经”的种种议论，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经”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后来的儒者“托古”的部分；《论语》中道及尧舜文王周公，这才是孔丘的“托古”），“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我现在以为——

（1）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

（2）《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同的五部书。（《乐》无此书）

钱玄同的这段描述，真可谓否定的很彻底。虽然他自称要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一并打倒，但他还是受了今文经学家的影响，以此而认定历史上留下来的经典基本上都是假的。但这样一层层地怀疑下去，那中国的上古史岂不全成了虚无？傅斯年认为这样的怀疑确实有问题在，他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称：“至于《春秋》和孔子的关系，我却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也许因为我从甚小时候读孔广森的书，印下一个不易磨灭的印象，成了一个不自觉的偏见。现在先别说一句。从孔门弟子到孔教会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传奇，大别可分为三类，一怪异的，二学究的，三为人情和社会历史观念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一层一层的剥去，孔丘真成空丘（或云孔，空）了。或者人竟就此去说孔子不是个历史上的人。但这话究竟是笑话。”

孔林大牌坊

顾颉刚明确称他不赞同钱玄同的所言，因为这样一层层怀疑下去，甚至连历史上有没有孔子这个人都成了问题。但是，疑古的概念在社会中已经渐渐形成了风气。而后顾颉刚等人很快形成了“古史辨派”，此派在学界影响较大，到了近些年，有更多的学者开始怀疑这种思维方式，再加上出土文献的印证，更加说明流传已久的上古史并非全是神话。而李学勤先生所撰《孔子与<春秋>》一文则引用了《四书集注》中的一段话：“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词之谦也。”针对这段话，李学勤称：“孔子自谦‘述而不作’，弟子后人尊之为圣人，则称为‘作’，其间也没有矛盾。如因孔子有此语，就否定孔子有所著作，便与实际不合了。”

那么怎么看待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才最为公允呢？《经典与大同：吕思勉说儒》一书中称：“六经皆先王旧典，而孔子因以设教，则又别有其义。汉儒之重六经，皆以其为孔子所传，轻微言大义而重考古。乃谓六经为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传，别六艺于儒家之外，而经学一变，而儒家之学，亦一变矣。”

“六经”虽然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但这是经过了孔子的修订与传播才使得“六经”成为了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而何耿镛所著《经学简史》中引用了苏潘雷先生的论断：“经古文学家以史学眼光看待六经与孔子，经今文学家则以政治哲学眼光看待六经与孔子，难怪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可是两种说法都有它对的一面。说六经只是‘周公旧典’，说孔子只是抱残守缺，补苴掇拾，那是古文学家之蔽；说六经主要是孔子制作，前所无承，那又是今文学家的偏见了。我们认为所谓‘述而不作’，乃明其有所依据，并非一仍旧贯，抱残守缺的意思。这样，赋新理想于旧事物，或托古人以立言，课徒授学之暇，加以补订删定，正是意中事。孟子、司马迁以来相传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等工作，不是没有根据的。”

孔子墓全景

因此说无论孔子是编“六经”还是作“六经”，但“六经”都是因为经过孔子之手，才成为了儒家的核心经典。舒大刚主编的《儒学文献通论》中首先作出了如下客观的描述：“应当说，‘六经’所依据的材料原本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但原书系原始史料，教化作用不太明显，也不很系统。其能明显地起到教化作用并成为传世经典，端赖孔子的修订和阐释。”接下来对于孔子与“六经”是否有著作权的问题，该文予以了如下的论断：

虽然“六经”原文并非孔子新创，但是“六经”义理，却是孔子新创的，就文本而言是“述而不作”，就义理而言则是“作而非述”，孔子于“六经”是既“述”且“作”、亦“述”亦“作”，故今文家说“孔子作‘六经’”乃就其义理而言，古文家说“孔子删‘六经’”乃就其史料而言，都各有所据，也各自成理，但也都不很全面，应当修正互补。

而夏传才在其所著《十三经讲座》中亦有如下公允的论断：“正是由于孔子的搜集整理和传授，这些古老而珍贵的文献才不至于湮没；也正是由于孔子在封建社会显赫的地位及其在思想界崇高的声望，这些文献才历经漫长的岁月和无数次社会的动乱，仍得以保存和流传。”

以上所言乃是论述了孔子与“六经”之间的关系，由此而说明如果没有孔子，那这六部历史著作也就不可能称为最重要的儒家经典。那么孔子的这些儒家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仍然要从他的生平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