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先生《中国乡村：18世纪的帝国控制》显示，在清代，里甲最初用于帮助征收土地税和摊派徭役，其组织体系1648年设置。清代的里甲制度系沿袭明代而来，按官方规定，乡村每110户为1里，纳税人丁最多的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平均分为10甲，每甲选一甲长。在城镇，每110户为一坊，在附郭则组成一厢，每三年清查一次人口，甲长收集自己监管的11户税收记录，根据情况上交给里长、坊长或厢长，再依次上交衙门。

与保甲体系在实行中有偏差一样，里甲也没有严格推行。特定地区户数的增加或减少都会影响里甲的编组，因此会出现各种组织形式和名称。

清代税收主要为赋税和徭役。赋税是指对私人耕地所课的税，税率固定，据土壤肥瘠程度而定。虽然全国各地“亩”的大小不一，但清政府仍以此作为赋税征收单位。因此，各地赋税税率不一，以江苏、浙江等地负担最重。赋税可以实物或相应货币抵缴。一些省区征收的漕粮，亦可货币缴纳。

中国古代的乡村，决非一些人所说的那么美好

顺治规定的最初税额不高，但清政府不断征收的附加税相加，比正常税额高出几倍。例如，税银熔铸的折耗“火耗”，谷物的折损“羡余”等。

官员、士绅、士子都须缴纳土地税和附加税。用于祭祀和教育的土地，官府和寺庙所有的土地一级分配给旗人的土地，可以永久不缴纳地税。零星的小块民地，也可以不缴纳。遇上自然灾害或清朝大典，也可暂时免除税负。

由于耗费巨大，清政府禁止了全国范围调查统计，统计数据大都根据前朝登记。官方土地登记册因此一开始就不准确，而人为的欺骗和自然变化，更导致登记册变质，一些地方的官方登记册变成官僚徇私腐败的工具。

而徭役则是民众为政府提供一定量的劳动服务，即政府对民众劳力的剥削。承担徭役对象的是16-60岁的成年男子。徭役可缴纳免役税免除。除了丁税，还有一些附加税、差费、工食等等。

为征收徭役，必须掌握全国可以承担徭役的总人数，以及各县区承担徭役的人数，为此必须编辑“户册”或“丁册”。户册经常被称为黄册。每隔三年，清政府就要对帝国境内户口和居民做调查，州县官员负责编辑当地登记册。1656年又将人口调查改为每五年一次。但是，登记不准确一直存在，经常出现缺额。

1712年，清政府按照当年登记入册的情况，将丁口数额永久固定。这大大降低了里甲组织作为黄册编辑的辅助性工具的意义。大约1672年以来，各地陆续将丁税、土地税合并征收，使黄册此前的许多作用消失。在户部的建议下，清政府取消里甲编审程序，利用保甲作为年度上报的基础。1772年，乾隆取消了五年一次的人口调查登记。自此，里甲失去了最初协助编纂乡村丁册的作用。

利用征税代理权营私，在里甲体系中比比皆是

清政府为了防止登记册作假，特别下令禁止。但是里甲负责人常因个人利益不向官府提供正确记录，而有势力的邻居企图逃税，他们也很难阻止。以保甲登记册为根据编成的人口登记册，并不比以前里甲的登记册更准确。

清朝的征税分为三个阶段：1.“催科”，即催促缴税。2.收税，以实物缴纳或折算成相当金额的税款。3.将各地征收的税上交中央政府。前两个阶段和里甲有关。

州县衙门发给甲长的文件，甲长传阅给其下属的5到10户居民，以提醒个人缴税。由于工作量大，州县官员必须利用众多助手、里长甲长、衙门差役和其他人到乡村去催科。这使得沉重的负担报复落在里甲头人身上，间接加诸于各甲纳税人。在许多情况下，里甲负责人奴蛋要负责催促同乡交税，而且要负责赔偿同乡未交的税。此外，地方官员还不顾朝廷禁令，让里甲人员承担了其他工作，如：“日用薪米，修造衙署，供应家具礼物，及募夫马民壮”。

地方官给里甲头人增加了这些负担，里甲头人利用征税代理人的权力，转嫁给下辖的纳税人。在清朝的许多地方，因为里长甲长可以谋私，有人千方百计谋求职位，广东东莞知县遂以相当可观的价格出售里长甲长职位。于是，保甲体系出现的弊病同样出现在里甲体系：流氓恶棍成为里长甲长之后，在乡村社会非法牟利，纳税人（及一般民众）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

此外，一些小吏也利用手中的权力鱼肉百姓，以税册造假为例，县总书让出费的农民以熟（田）作荒（田），不出钱则以荒作熟。一些衙门书吏发明了“鬼户”：“粮书于造册之时，先于真户之外，虚造一同图同名不同数之户，谓之鬼户。如真户赵大完米一石，即再造一鬼户完米一升。开征后，该粮书代完一升，截串以‘升’字改作“石”字，凭串向赵大取一石之价。”

此外，在徭役税的征收中，官吏贪污、敲诈勒索加深了征收额外税的需求。无疑，它严重破坏了要以制度，给许多平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衙门书吏和差役狼狈为奸，敲诈勒索平民的现象在广东等地非常盛行。州县官员的腐败，因为衙门僚属的阴谋诡计而变本加厉。在农村，一些绅士接管或包揽了收税事务，借此压迫农民，聚敛钱财。

综上所述，地方官员、衙门走役和贪婪绅士的非法行为，不同程度减少了清政府的土地税和要艺术IDE收入。正如萧公权先生所言，里甲不可能对付在中国社会中具有强大势力和影响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5月13日发布的头条号文章中，已经说到保甲体系作为清政府的统治工具，既帮助政府减少犯罪，也对臣民形成了威慑。而萧公权先生对里甲体系的分析显示，地方官员、衙门走役和贪婪绅士以及里甲头人，都利用手中的权力，运用种种办法压迫或敲诈勒索一般平民以损人利己，使得里甲体系从经济上压榨平民。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中国君主制时代的乡村描述为温情脉脉的乡土社会：士绅和宗族把持乡村，使老有所依老有所养，鳏寡有人照顾，贫弱得到救济……只要在农村长大并有多年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大抵都会对此表示怀疑。有人指出，清代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这样几种权力和权威：以保甲制为载体的官权、基于血缘关系的族权、以对乡村知识的垄断而形成的绅权和源于皇权的封建教化权。在这些权力的合治下，民生低下，民权被严重压抑以至于基本不存在。与前者相比，这种解释更为可靠。

显然，中国君主制时代的乡村社会，并没有那么美好。

萧公权《中国乡村》（九州出版社）读书笔记之二，文中所有内容均来自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