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极少数幸运儿，大多数人的一生中都少不了疾病。三十七回战无伤的本多忠胜，被福天眷顾了一辈子，不也要死于破伤风吗？生病就难免要和医生和药物打交道。

　　而接受救治时最害怕的事，恐怕就是医疗事故了。据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中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四十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四倍，不安全用药是其中一大原因。但我依然要说，这代价惨痛已经是有史以来最轻的，因为历史上的传统医疗实在是太烂了。

　　首先，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看病。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耳熟能详，扁鹊一遍又一遍地跑去找蔡桓公，跟他说您丫有病，蔡桓公很生气，你丫才有病。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又说，扁鹊有“六不治”，第一条就是骄横不讲道理的人不治，他一遍一遍跑去找蔡桓公做什么呢？

　　因为治蔡桓公比治蔡桓公的御者、姬妾、庖厨要赚。这听起来很不道德，毕竟性命比金钱重要得多。是的，扁鹊也这么想，“六不治”的第二条就是把钱看的比命还重的人，不治。

　　这样的医生不少，南宋秀才王居安痔疮很严重，闻听萧山有名医擅长肛肠科，就跑去了。医生有一种神药，连服五日可以脱肛，医生再用线锯来处理痔疮，再涂抹一种药饵即可痊愈。王居安答应了，结果等进行完第一个步骤，医生开始谈价格，王居安此时内心和菊花都很脆弱，医生说多少就是多少。过了没多久，王居安的痔疮复发，再去找这个神医，可怎么也找不到了。

　　明初杭州有一个名医叫陶华，是治疗伤寒的高手，一服药就见效，但“非重赂，莫能致”。清朝有一个叫蒋紫垣的，解毒高手，手里有解砒霜的秘方，但他看病首先看价格，如果价格不足以抵偿他在产权制度不完善的营商环境中独立保护知识产权的辛苦，“则坐视其死不救。”《医灯续焰》里收集了很多此类故事。

　　根本原因是医生太少。唐朝算是医疗制度完善的朝代了，不仅对医疗事故立法自唐朝始，还有官办医疗，中央有太医署，各地方有医博士，再加上独立执业医师，公私并行，看上去很美。但医生真的不够，历史学者于赓哲计算了一下，以开元天宝年间的人口来计算，长安城内人口破百万，平均每千人才有太医署医师 0.33 人，地方州县大约每千人拥有医师 0.05 人。而且国营医疗还有一个特点，被选派的人首先是官，其次才是医。所以一个官员没地儿安排，去了地方做医博士，主一州医政，可别觉得奇怪。

　　有人会觉得只找口碑好的独立执业医师来看，会不会好一些。不见得，数量同样少，而且有很多风险。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里特别提醒了一件事，医生千万不要把处方随便示人，因为有同行会在处方上添加别的药物，再散布出去：“这是李医生开的处方，特灵”，若是吃出了问题，这笔帐当然就算到了李医生的头上。

　　据孙思邈说，扁鹊最后死在秦太医令李醯手里，就是这么回事，病人不辨君臣辅佐，只能陪死。而且鉴别医生究竟水平如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古代文人多懂医，就跟现代文人多少都懂点经济学一样，为了少受医生和经济学家的骗。

　　苏轼说士大夫们都不爱跟医生说自己什么病，让医生自己诊断，说准了病情再谈其他，望闻问切就先折了一门。说的是士大夫群体，可见当时对医生的不信任是有阶层性的。普通人信任医生吗？怕也不见得，他们如果信任医生，就不会照着《食疗本草》猛吃绿豆，天天背《普济方》这种《家用常见病药方大全》，用燕子窝和黄泥来治皮肤病了。

　　现在依然有很多人信不过医生，而偏信民间偏方、秘方，不能说没有文化基础。而且确实也不好信，连阔如《江湖丛谈》里专门讲过这类事，走江湖的游医被病人请到家里去，不问病人哪不好，上手一搭脉，就知道是心口疼，病人可不知道医生进门前，刚跟门口待熟了的乞丐对了句春点，乞丐拍了拍心口，“吊梭”（疼痛），医生还有什么不知道的。这一招也常被病人拿来测试医生。

　　好医生不是没有，少。而且这是一个猜疑链问题，你不知道医生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是医术，等病人付出代价验证出伪装成医生的狼人，已经晚了。王居安找了一位名医，离自己还很近，验证成本很高啊。

　　而发现一个好医生，找他看病也并不容易，看病贵只是一个方面，短时间内不一定能找到人才是问题。不是没有神医，孙思邈这样的用药入神的大圣手有，但一个广东的病人生病了，而且是非孙思邈不能看的大病，他也没有办法跑到终南山去挂专家号。所以有一句话讲“有疾不治，恒得中医”，意思是庸医看病开药反而有害，良医又不常有，不看病就相当于被中等水平的医生看过了，《隋书》这么说，苏辙这么说，马端临还这么说，就跟平仓已经跑赢了大多数 A 股玩家一样。

　　即便普天之下的人都有专家号可挂，还有问题，吃不起药，吃不到真药，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过。最早的假药记录，可能是张华《博物志》里的“荠苨乱人参”，后来陆续又发明了用和尚草、沙参、桔梗、商陆等冒充人参的方法。

　　人参很贵，便宜的药也不例外。宋朝著名大判官胡石壁有一回做起了质检员的工作，让手下去市场上随机买了几家药铺的荜澄茄，不仅陈腐细碎，还混杂了三分之一树杈子、草叶子。这是好的，粪坑里的砖头吊霜冒充冰片，猪胆浸明矾冒充胆矾，豌豆用蓼子、草乌、生姜煎的水浸泡后冒充胡椒，豌豆用松香加以炮制冒充乳香，常有之事。这些都是清人赵学敏搜集的制假配方。

　　古代对造假当然有所管理，就拿假药泛滥的宋朝来说，有惠民局、太医局、四官局等机构，还有官府专卖制度，又增设熟药所，又增设医学提举司。大家知道，一件事若是要不停增设机构来管理，叠床架屋，八成是管不好的。有人说宋朝制度严格，对假药零容忍，那真是异想天开，因为这些机构背后，都站着各地药商的同业公会。试问，如果你穿越了，是去管根本管不了的事，还是和药商们喝喝茶、聊聊天，吃着火锅唱着歌？宋朝人也懂得享受生活。人们常以为宋朝时不吃牛肉的，对牛的屠宰管理很严，《闲燕常谈》里说：“州县百姓竞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数，则相与敛钱以赂吏胥祈免。”怎么解释？

　　药也是很贵的，不然也不会有药品专卖制度，一倍的利就足以让人铤而走险，何况人参、冰片、乳香之类。人参要是不贵，上党参也不会在明末被挖掘殆尽，只能改用辽参。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蒋竹山说的，不是《金瓶梅》里的蒋竹山，是台湾东华大学那个。他在《人参帝国》里还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清朝时滥用人参，病人快不行了，医生来看一眼，一定开人参“吊命”。人参在乾隆朝可以卖到市价一斤一千多两白银。买吧，连人参都不行，医生有什么辄，不买吧，病人死了，跟医生有什么关系。

　　这一招实在是千年医患博弈之大成者，点在劫眼上，下成了死局。历史上制度完善了又完善，机构建了又建，法制在宽严之间来回徘徊，都无法阻止棋手们把棋下成这幅模样。到这里，本来是仁者的医者，和求医问药的患者之间，因为彼此的无法信任，从共生变成了互害。医生和药商有一万种方法掏出钱来，患者也自然有一万零一个理由不信任他们，这是恶性循环。

　　鲁迅从一个少爷变成频繁跑当铺和药铺的小碎催，全因为这个，给他父亲看病的“名医”姚芝轩和陈莲河，看药已经不起作用了，干脆让他试试敲破的鼓皮、经霜三年的甘蔗、冬天的芦根、原配蟋蟀一对、结红子的平地木十株……就像唐朝的某人得了疟疾，药石无效，干脆焚表在灶君跟前告疟鬼的状，可惜鲁迅不信这个。

　　这个死局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呢？北宋哲宗皇帝听说老宰相韩绛病了，食欲不振，就拿出自己服用的金液丹赐他，听名字也知道这种药里矿物、重金属不少。老宰相吃完果然一命呜呼了。医生们有解释啊，是老宰相身体太弱，精气已衰，抵不住金液丹的阳亢。人们都说这真是“宣医丧命”，皇帝给请大夫，跟直接让去阎王那里报到，也差不离了。问题是这吃死人的药，皇帝不也在吃吗？不还有的皇帝抢着吃吗？他们可不知道推荐这药的术士进宫前，又跟哪里的乞丐对了句什么春点，跟哪个骗子得了什么传授。

　　帝王家尚且如此，何况庶民乎？似乎没有人能阻止棋手把棋下死。现代医疗体系超古代远甚，也被玩成了今天这样。事情到这地步，信，还是不信呢？

　　文：丧无 / 编辑：红先森 / *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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