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性爲什麼支持丈夫納妾？與女德無關

摘要：主要參考資料：毛陽光、餘扶危主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門玥然、陳麗、朱愛《試析唐代上層社會婦女的生育問題》，甄盡忠《中國古代生育救助措施淺論》，文白《百年奇趣避孕史》古籍《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鑑誡錄》、《小品方》、《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祕要》等。正是由於長期缺乏穩妥有效的避孕手段，在古代，除了李氏這樣盼子心切的大齡未育女性甘冒生命危險，積極追求懷孕，也有不少女性在已經生育較多子女的情況下，繼續不可控制地懷孕、生育，隨着年齡的增長，最終成爲高齡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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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誌銘系列/不定期更新/細雨絲竹（撰文）|

公元712年（唐睿宗太極元年），早春二月，前恆州司功參軍蕭君（名不詳，“君”系尊稱）沉浸在喜悅與憧憬中。實際上，從去年（睿宗景雲二年）下半年獲悉妻子李氏懷孕的喜訊開始，蕭君的心情就一直灑滿生機盎然的春光，真可謂“四季如春”。

蕭君的妻子爲隴西狄道人，出身隴西李氏，是南北朝十六國時期西涼太祖武昭王李暠的第九代孫女，與李唐皇室同宗。李氏的高祖父李孝諧官至隋朝絳州總管，封爵絳郡公，曾祖父李亮官至左千牛，父親李元恭在唐朝擔任正議大夫、大理寺少卿，判東都吏部侍郎兼掌選事。由李氏的家庭背景推測，丈夫蕭君大概率出身名門——蘭陵蕭氏。

【《大唐前恆州司功參軍蕭君妻李氏墓誌銘並序》：夫人隴西狄道人也，九代祖晉涼武昭王暠，六代祖魏左僕射衝，高祖孝諧隨（隋）絳州總管、絳郡公，曾祖亮左千牛，祖知順，父元恭正議大夫、大理寺少卿，判東都吏部侍郎兼掌選事。】

李氏婚後多年不孕。蕭君並沒有像某些男人那樣把“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掛在嘴邊，整天摔杯打盞，責怪妻子，更不曾搬出“傳宗接代”這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大肆寵妾收婢，冷落妻子。他始終與李氏鸞鳳和鳴，恩愛如初。或許是他們的愛情感動了上蒼，去年，年滿42歲的李氏居然懷孕了。喜脈確診，全家上下、遠近親友，無不歡欣雀躍，爲他們送來誠摯而熱烈的祝福。

【《大唐前恆州司功參軍蕭君妻李氏墓誌銘並序》：自飛鳳和鳴，久申於好合；維熊匪召，無聞於繼代。年逾知命，忽而有娠，中外相慶，將嗣賢連。】

可想而知，在孕育新生命的九個月裏，高齡孕婦李氏經歷了怎樣的千辛萬苦。她懷着對未來美滿生活的嚮往，甘之如飴地忍受了身體上的所有痛苦和不適。蕭君也必定比平時更加耐心地體貼她，細心地愛護她。終於，公元712年陰曆二月庚子日，臨盆的時刻到來了。

然而，上蒼翻雲覆雨，給李氏和蕭君開了一個極其惡毒的玩笑，先給予他們莫大的驚喜，再殘忍地把暖紅的驚喜變成漠黑的悲劇。高齡產婦李氏難產，救治無效，於公元712年陰曆二月庚子日朔時身亡。她爲之付出生命代價的孩子也來不及躺在父親溫暖厚實的懷抱中哭幾聲，就隨母親一同離世。

【《大唐前恆州司功參軍蕭君妻李氏墓誌銘並序》：暨乎將誕，奄然俱往……粵以太極元年歲次壬子二月庚子朔終於洛陽縣立行坊之私第，春秋卌三。】

大唐前恆州司功參軍蕭君妻李氏墓誌銘並序，原始拓片圖片取自毛陽光、餘扶危主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

鐵樹開花，結出的卻是母子俱亡的苦難之果。不忍心想象蕭君當時五雷轟頂、心碎腸斷的模樣。只是，在蕭、李兩家親友的號哭聲浪中，也許會有李氏的親族對蕭君發出一聲惋惜的哀嘆：“唉！倘若郎子你多納小妾，以備生育，減少和娘子同居，她或許就不會因高齡懷孕而難產薨逝……”

【注：唐人稱呼女婿爲“郎子”。】

置於古代社會的大背景之下，這種觀點在某種意義上是合乎情理的。如同資深碑誌研究者江霏雨老師所說：“古代沒有啥靠譜的避孕措施，有的女人給老公納妾，也許不是所謂的婦德，而是爲了保命。”

在李氏、蕭君所處的時代，人們會按照以下醫學著作的指導採取避孕措施：

一、南朝陳延之《小品方》記載的3種方法：1.把栝蔞、桂心（以上兩味藥材各三兩）、豉（一升）三種藥材切碎，加四升水熬煮，瀝出一升半藥汁，分次服用；

2.把兩枚附子搗成碎屑，用淳苦酒和成藥酒，塗在右腳上；

3.取一塊麪積爲1平方尺的舊布料，燒成灰末，以酒吞服。據說有終身避孕的效果。

【《小品方》：治妊身欲去之，並斷產方。栝蔞、桂心（各三兩）、豉（一升）上三味，切，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服之。又方附子二枚，搗爲屑，以淳苦酒和，塗之右足，去之，大良。斷產方：故布方圓一尺，燒屑，以酒飲服之，終身不產。】

二、隋唐之交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對右腳踝上一寸位置某穴位實施鍼灸，灸“兩灼”，即可避孕。

【《備急千金要方》：又，婦人慾斷產，灸右踝上一寸，二壯，即斷。】

三、唐朝王燾《外臺祕要》：以食用油煎炒水銀，煎滿整整一天，再搓成棗子大小的一顆藥丸，空腹吞服。據說也能終身避孕且不損害人體健康。

【《外臺祕要》：千金斷產方：油煎水銀一日勿息，空肚服棗大一丸。永斷不損人。】

上述措施的實際效果令人懷疑。假設這些代代相傳的避孕術確實可靠，爲什麼歷史上還不時出現貧苦百姓因無力撫養過多的兒女，“產子不舉”即殘殺、遺棄新生嬰兒的現象？以至於歷代朝廷、官府屢屢下達禁止“產子不舉”的法令，實施各種救濟補助政策，卻無法徹底禁絕？養不起孩子的人家事先避孕不就好了？例如《南史》記載：“時產子者不舉，昉（義興太守任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可是，在歷史演進到富庶繁榮的南宋之後，殺嬰、棄嬰的現象不僅依舊存在，還嚴重到驚動宋高宗的地步。據《宋史•高宗本紀》記載，宋高宗於紹興八年降旨 “禁貧民不舉子，有不能育者，給錢養之”，並實行配套救助措施。

事實證明，古代流傳下來的避孕術效果不佳，甚至危害女性健康。直到20世紀六十年代，民間女性仍然爲避孕無方所苦。文白《百年奇趣避孕史》一文記錄了多名歷史親歷者的口述回憶，所採用的大多爲黑暗避孕法，包括香爐灰撒入女方體內、女方生喫蝌蚪、男方生喫黃豆、鹽水灌洗女方體內，等等。也有一種方法比較科學——以羊尿泡充當避孕套。但是，羊尿泡很不耐用，使用十幾次即告報廢。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導致人們使用避孕術無效，或者根本不願使用。

正是由於長期缺乏穩妥有效的避孕手段，在古代，除了李氏這樣盼子心切的大齡未育女性甘冒生命危險，積極追求懷孕，也有不少女性在已經生育較多子女的情況下，繼續不可控制地懷孕、生育，隨着年齡的增長，最終成爲高齡孕婦。在一無醫學影像系統輔助分娩，二無剖腹產救急救難的年代，生孩子等於闖鬼門關，高齡孕產婦勢必面臨巨大的難產、死亡風險。以唐代爲例，據學者統計研究，唐代女性死因約有38%與生育直接相關。即使不會遭遇難產，頻繁、無節制的生育也會嚴重損傷女性的身體。

怎麼辦？唯一的萬全之策就是減少同房，乃至一定時期內夫妻完全分居。不過，新的問題又來了。同房對於古代女性而言是彈性需求，對於身體健康的中青年男性而言，則多半是剛性需求。要求丈夫們經常禁慾並不現實，在古人看來恐怕還極不人道。畢竟《孟子》有云，“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嘛！

另一方面，古代最重要的生產力是人，而囿於當時惡劣的醫療衛生環境，嬰幼兒夭折率又比較高。即便在醫療條件優越的貴族和皇家，子女夭折也不鮮見。例如唐高祖李淵晉陽起兵之前生育的5個嫡出子女中即有1人（李玄霸）夭折，夭折率達20%；宋神宗趙頊生育子女24人，早夭14人，超過半數；明成祖朱棣9個子女中有1人早殤，佔比11%，也實在不低。爲了儲備充足的勞動力，延續家族血脈，維繫族羣生存，古人不能放棄多產多育的傳統。

因而，在經濟寬裕的人家，飽受生育之苦的女性不得不祭出一招“殺手鐧”——允許丈夫收納媵妾、臨幸婢女，讓地位相對低微的女性分擔生育重任，分散難產風險，併兼顧繁衍後代的需要。後來，日本德川幕府，將軍後宮“大奧”制定“三十歲之後不再侍寢”的制度，似乎不近人情，其實正是基於避免高齡懷孕、防範難產風險的考量。

個人推測，唐高祖李淵之妻——太穆皇后竇氏就有可能是“分居納妾避孕法”的實踐者。竇氏所生子女有確切史料證據者5人，按長幼排序依次爲：長子李建成（隱太子）、女兒李氏（平陽昭公主）、次子李世民（唐太宗）、三子李玄霸（衛懷王）、四子李元吉（巢剌王）。其中，長子比次子年長10歲，女兒平陽公主生年不詳，但可以從她的生平事蹟及李淵第五女長廣公主（生母無載，最大可能系庶出）的年齡來加以推理。

太穆皇后竇氏

首先，平陽公主的丈夫柴紹在隋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至大業二年之間擔任元德太子楊昭的千牛備身，即太子的高階警衛武官，必然已成年。一般認爲柴紹生於公元588年，據此推算，他在17到18歲之間解巾釋褐（即“出仕”），補一員千牛備身的缺，是合理的。那麼，柴紹比李淵次子李世民大約年長10歲。

按常理分析，平陽公主的年齡應該與柴紹相仿。而且，平陽公主在李淵舉義晉陽的那一年——公元617年（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已具備領兵作戰的能力，並已經和柴紹結婚。此外，她的庶出妹妹長廣公主最晚在唐武德元年（618年）已至少生育兩個兒子，可從女性正常的生育年齡推測長廣公主的年齡，進而估算其三姐平陽公主的生年。綜合上述資料，估計平陽公主和二弟李世民的年齡差也接近10歲。

平陽公主

這意味着，竇氏在誕育李建成、平陽公主之後，有接近10年的時間沒有生育。

不要說平陽公主也可能是李世民的妹妹。《資治通鑑》明確記載，李世民稱呼長廣公主爲“姊”——“姐姐”，而長廣公主在姐妹中排行第五、平陽公主排行第三是《新唐書》予以確認的史實。退一步說，假設平陽公主出生晚於李世民，更能證明竇氏曾有過長達10年的生育空白期。

【《資治通鑑》：上至（長廣）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

這10年裏，竇氏是不是頻發習慣性流產？姑且不論一位有過兩次平安生產經歷的女性有多大概率突然轉爲習慣性流產體質，按照當時的醫療水平，一位罹患習慣性流產的女性，在年過三十之後，生育能力又驟然轉向旺盛，連舉世民、玄霸、元吉三子，這種概率又有多大呢？

綜上所述，竇氏很有可能是在生兒育女之後，出於維護自身健康的考慮，主動採取了避孕措施——減少與丈夫同房，分居。所謂“人妻之道”由小妾們代勞。只不過李淵早期的小妾似乎都不太“給力”，基本都生女兒。兒子太少了，逼得竇氏“重出江湖”，三十歲之後頻繁懷孕、生育。當然，“生兒子還得靠老婆”應該只是原因之一，李淵對竇氏情深義重，對分居忍無可忍，想必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最後，竇氏在46歲盛壯之年病逝，也不知與高齡多產、傷害身體有無關係。

如果說竇氏的生育時間僅僅是一種巧合，其兒媳——李世民之妻長孫氏的生育節奏就更能勾起後人的聯想——“分居納妾法”有可能是李家兩代媳婦私下傳承的避孕養生之術。

從618年（武德元年）到620年，長孫氏以一年一胎的速度懷孕、生育，連續生下李承乾、李泰、李麗質。此後“休兵”7年，到626年玄武門之變成功後，於當年冬天第四度懷孕，這一胎就是唐高宗李治。那麼，中間的7年發生了什麼？我們可以從以下史實入手，進行推測：

一、在那些年裏，年輕的長孫氏積極行動，長袖善舞，盡力輔佐李世民應對複雜困難的局面，及至發動玄武門之變。長孫氏的同母兄長孫無忌也是李世民最親近、最信任的心腹。此時，長孫氏和李世民這對正在同甘共苦的少年夫妻，感情不會存在大的問題，不可能因爲感情變化而分居達7年之久。

【綜合《舊唐書》、《新唐書》：時太宗功業既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後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內助……及帝授甲宮中，後親慰勉，士皆感奮。】

二、長孫氏長期患有一種慢性疾病——“氣疾”，即哮喘。《資治通鑑》記載她“素有氣疾”，搞不好是先天性疾病。武德年間接連三年生育之後，長孫氏曾經大病一場。病情嚴重到什麼程度呢？連李世民這樣的鐵血男兒也禁不住憂心忡忡，利用北上防禦突厥的機會，順道去太原交城縣玄中寺（又名“鐵壁寺”）禮謁高僧道綽大師，在佛前供奉珍奇珠寶，爲妻子祈福。

【《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豫，輦過蘭若，禮謁禪師綽公，便解衆寶名珍，供養啓願。玉衣旋復，金榜遂開。】

或許，經過此次大難不死，長孫氏憶起了婆母竇氏在世時對女兒和兒媳們說過的私房話：“倘若身體難以支撐，切不可勉強，須以養生爲重，來日方長……”

於是，就有了7年的生育空白……

和早年的李淵不同，玄武門之變發生時，李世民早已不缺子女，加上庶出，單單兒子就有6個。隨着玄武門之變的成功，爲他開枝散葉的女人勢必越來越多。但他還是堅持不下去了，忍不住要和長孫氏同居。《舊唐書》說他即位後對長孫氏更加善待——“彌加禮待”。更好地履行夫妻之道大概也是這個“禮”的一部分。

由李治開始，長孫氏又生育4次，大致保持兩年一胎的節奏。比武德早年連生三年輕鬆一些，看來也是夫妻雙方吸取早期的經驗教訓，有意識加以節制的結果。然而，長孫氏終究在36歲因病崩逝。

不清楚她的病故與多次產育有多大關係。不過，有別於正史記載，五代後蜀何光遠所著《鑑誡錄》說她死於難產。這個記載可信度不高。因爲按長孫氏的去世時間倒推，假設她系難產而死，表明李世民在爲皇考李淵服喪守孝期間仍然與妻子同房，公然違反禮法，會幹犯物議，激起臣民指責，在歷史上留下罵名，不符合玄武門之後李世民愛惜羽毛的心態。當然，假如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鑑誡錄》說法竟然屬實，那我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