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火车站：“猫抓老鼠”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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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火车站：“猫抓老鼠”的江湖

作者：老城

2002年8月1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停靠着一辆能抵挡小口径子弹的防爆车；法庭内外，65名警察严守在各大出入口。8时40分左右，8辆警车排成长队伴着警笛声呼啸而来，在重重护卫之下开进了法院大门。9点，一名头蒙黑布的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迈步而出。

这名头蒙黑布的男子，是备受关注的广州头号黑社会“老大”——周广龙。随他一起被审的，是他的团伙。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等多项罪名将其判处死刑。其余团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不等。

被押送的周广龙

周广龙出生于黑龙江，原在广州火车站一带以拉行李包为生，为了挣大钱，他开始拉拢许多社会闲散人员，与人争地盘、斗殴、强行拉客、强占搬运市场，成为了当时广州站拉客仔的头目。但对于整个广州火车站站的治安历史来看，周广龙的倒台，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混乱的开始：1984年到1999年

1984年，邓小平南巡，广东是他确定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区。这11天左右的南巡，拉开了整个广东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序幕。毗领港澳，交通便利，土地廉价、政策宽松，广东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港澳台资企业纷纷投资办厂。而广州凭借地理位置、基建和人口，成为珠三角切下最大蛋糕的那一位。

大量的工厂拔地而起，而广州本地的劳动力也已经无法满足新建工厂的需求。工厂主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无论这些劳动力来自哪里。对工人的需求通过口口相传传到了整个珠三角，传到了粤东西北，传到了广西、湖南、江西，传到了整个中国。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在对未来的期望下，千千万万的劳动力，购买了通向广州的火车票。南下的民工，像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涌出火车站，刚到的外来人口，除了部分直接投奔老乡或者有消息渠道的，大部分停留在火车站周边，想办法找到一个务工的机会。

春运期间的火车站，军警在维持秩序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句话特别适用1984年的广州，尤其是广州火车站。最开始，两伙团体开始涉足广州火车站的灰色地带，分别是潮汕黄牛党和广州拉客仔，前者倒卖火车票，后者则是帮私家车司机介绍客人，两伙人各玩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而比起帮私家车司机介绍客人，倒卖火车票无疑技术含量更低，来钱更快。“湖南帮”、“东北帮”也开始插手这一业务，这使得他们与潮汕帮的摩擦加重，在发生一系列不为人知的事后，潮汕帮改为兜售假发票。1993年，警方抓获30名的票贩子，无一为潮汕籍。

1993年，火车站周边出现更为复杂且严重的犯罪现象。一是拐卖妇女，二是偷窃频发。

1993年6月29日，小林带着妹妹小静，两个女孩从四川出发，南下广州。刚下火车，在周边就遇到了“四川老乡”，老乡说要给她们介绍广州的工作。两人信以为真，就上了老乡的车，却被卖到了陆丰的鸡头手中。数以百计的妇女、少女在广州火车站被人贩子诱拐，要么卖到了港澳台或其他城市的鸡头手中，要么被迫在广州卖淫。

除此之外，职业小偷这一群体也在广州火车站开始壮大。93年的广州街头，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少年，惯偷王晶力专门物色这些少年为他打下手。他招募这些少年后，包吃包住并加以训练。93年到95年，团伙累计犯案300余宗。

1993年的3月，“全国内儿科危重、疑难病症诊治经验研讨会”在广州举办。在四天内，五六名与会代表在广州站一带陆续遭遇了抢劫、偷窃、殴打或污辱。有的代表刚下火车，在公厕内即被歹徒强搜腰包。两位与会代表愤怒不已，愤愤离开了广州。

1994年到1999年，广州火车站的江湖又兴起了4类人。分别是假票贩子、黑公话、抢劫帮、住店党。

1994年，假票贩子日益猖獗。为了打击假票买卖，广州火车站实行了警察大力抓捕、乘客凭号牌排队购票等等举措。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票贩子一是贿赂部分的警察打掩护，二是真假票混着卖。而且假票伪造技术不断提高，多数假票直到列车员发现“重座”、“重铺”时，才能发现。

1995年，“黑公话”开始兴起。一人一桌一凳一招牌，摆上私人电话或无线电话，要么是团伙犯案，要么雇佣打手，备有凶器。这些黑公话往往盯着扛着大小包操外地口音的旅客，不知情的旅客每打一个电话便被勒索十几元以至数十元，若有不从便会被拳打脚踢。

1998年，抢劫和抢夺事件在火车站一带频发。李俊领的团伙就是其中的代表，团伙通常所有人均穿黑衣，称为“黑衣党”，直接抢夺旅客财物。当时有个叫“老七”的成员，因为做事不利索，心思飘忽，李俊领等其他成员怀疑他可能是“条子”的耳目，10月29日晚，李俊领等人将“老七”活活打死在火车站。

1999年，广东电视台通过调查发现，有近千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这些人手持各类招待所的牌子，操着白话或或者不标准的普通话，对来来往往的旅客问“兄弟，住店不？”。而许多旅客入住旅店后，却往往发现旅店脏乱差，想要退房，那是不可能的。

有光的地方必定有影子，与每日涌动的大量人流对比，数量有限的警察也只能维持表面上的稳定。在警察视线之外，抢劫帮、迷药党、诈骗犯、惯偷帮、背包党，都守着自己的地盘，形成了自己的江湖。如同一张庞大的蛛网，罩在广州站的每一个角落，抽着无知的旅客的血。

90年代中期的广州火车站

拨乱反正：2000年到2015年

2000的春夏之交，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同志，相继6次探访广州火车站，除了第1次和第6次是正式通知外，其余都是暗访。每次暗访后，他都要去当地派出所值班室，亲自翻看报案记录本。在熟悉火车站的背景后，他指示要“重典治乱”。

李长春在广州火车站，翻看报案登记本

同年，政府针对4类目标，开始了动作。

第一类目标是抢劫帮、职业小偷和拉客仔，广州警方加大了警力。火车站的治安警察增加到800名，这些警察开始对火车站实施24小时的监控，对于惯偷党和抢劫帮形成了威慑。2000年7月，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当年5至6月广州火车站刑事案件、“双抢”案件较3至4月分别下降了50.5%和77.4%。

第二类目标是政府内部的黑恶势力。不得不说媒体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南方都市报》的刊登了2封举报信。第一封信的作者是一个票贩子，举报有警察强迫票贩子们交保护费，不交就会被搞。第二篇是一个当地的警察，举报黑公话的老板冯晓明跟各部门都很熟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5月开始，上层开始对火车站的警察进行清理，对工作不负责甚至有包庇犯罪的民警，要么调离要么处分。

第三类目标是黑公话和住店党。对于前者，政府取消人工代办电话，全部实施IC卡式电话、投币电话，新建公用电话廊，并会同铁路部门设立零钞兑换点，通过这些措断了不少黑公话的生意。对于后者，要求旅游服务管理部恢复西广场北面广之旅大厦一楼的旅业介绍所，统一旅业介绍管理。

第四类目标是票贩子。至今仍充满争议的高铁之父“刘志军”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他从集团公司和广铁公安局抽人组成了专门小组，调查内部人员与票贩子的勾结情况，打击腐败。羊城铁路总公司也制定了多项规则，加强监控、定期轮岗、淘汰员工、打击勾结。多重重拳下来，票贩子的渠道也受到了一定的遏制。

2001年4月，一场“严打”整治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是自198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从2001年4月到2003年4月，广东警方先后开展了“三打一扫”、“迎九运、保安全”、“两反一扫”、“春夏攻势”、“冬春行动”等战役行动。

同年4月27日，抢劫帮的代表“黑衣党”被捕，李俊领判处死刑。2001年5月，拉客仔头头周广龙公开被捕，因黑社会、非法持枪、故意伤害等罪，在多次上诉后，由死刑改为死缓，这一案件后被称为“广州黑社会第一案”。2002年9月29月，300多名铁路警察扫荡火车站吸毒分子，统一逮捕，送去戒毒所或收容所。

计划持续至2003年的整治尚未结束，出现了一批诈称持含艾滋病毒注射器的“扎针党”，一些吸毒者用此伎俩为由抢劫。2003年，“背包党”公司成立，他们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替关系车辆和旅馆拉客。2004年11月10日，数百背包党以有人被保安殴打为由，围攻保安，直到有警察鸣枪，才迫使众多背包党后退。

上百背包党围聚警车，警察鸣枪后后退

2005年7月1日，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姜战林指派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助理张建祥，从全国各铁路公安局抽调精英，联手广铁公安，整顿广州火车站。这次行动端掉了众多帮派，整治了以诈骗、勒索、敲诈、拐卖妇女等等犯罪行为为业务的黑帮势力。在行动的20天里，住在火车附近的居民，每天都可以听到鸣笛的警车。

2005年9月，针对背包党。警方展开了规模更大的行动，新增了2个派出所，明面上增加值守的警察和电子眼，暗地里增加了便衣。同时，不少警察假装成为旅客，“诱惑”背包党或者其他犯罪分子上钩。行动非常显著，在火车站的土地上，背包党一度绝迹。

为了彻底杜绝票贩子，2005年12月，广州警方组织了1000余人，成立95支“打炒行动队”，开展了60天的“蓝盾行动”。大批便衣专门扮演成等着票贩子上钩的旅客，往往抓到一个，带出一批。同时，也广泛利用群众路线，鼓励旅客举报票贩子。单春运期间，就抓捕票贩子2589人。2006年的2月，广州日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广州站发案历年最少治安最好》，把警察们都狠狠地夸了一遍。

自2005年开始，广州火车站的治安情况愈发稳定。警方每隔几年，时不时就再次来一场专项行动。2015年3月6日，广州火车站广场发生暴徒持刀砍人事件，广场所民警何sir立即到场，当即开枪，一名嫌疑犯被当场击毙，另外一名嫌疑犯被打中后擒获。从发现警情，到处置两名犯罪嫌疑人，总共用了不到90秒。“一分钟到场、一分钟开枪、一分钟处置”。

以往的犯罪猖獗现象被明显遏制，广州火车站刑事零发案天数达到271天，成为了全国车站综合治理的典范。

在火车站前一边吃饭一边观察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