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快訊(記者 馮琪)關於規範App進校的政策終於出臺。2018年12月28日,教育部下發《關於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學習類App進校備案審查制度。

在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推動下,我國學習類App數量呈井噴式增長,進入校園的學習類App也越來越多,但缺乏規範始終是一大問題。《通知》下發後,各學習類App企業迅速作出了回應。1月2日晚,一起教育科技首先發聲,稱正積極在各省教育行政部門備案;兩天後,有消息稱作業盒子已在中央電化教育館完成備案審覈,獲國家數字教育資源公共體系資質認證……

有業內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凡進必審”,未經學校和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同意,教師不得隨意向學生推薦使用任何App等規定的出臺,短期內確實會對學習類App進校、變現造成一定影響,但整體不是特別悲觀。

學習類App進校難度加大,公立校“蛋糕”誘惑力不減

野蠻生長

最近幾年,進入校園的App不在少數,多爲具有輔助不同學科教學、答疑輔導功能的App產品,其中,有不少App從作業場景切入,例如“一起作業”(後更名“一起教育科技”)、“作業盒子”等。此外,記者從家長口中得知,納米盒、盒子魚、樂教樂學等app也被某些學校推薦安裝。

在國家推動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從事學習類App開發運營的機構越來越多。新玩家不斷加入,老玩家瘋狂擴張,學習類App行業整體呈野蠻生長之勢。幾年前,國內在線教育發展還處於初期階段,不少產品僅停留在概念上,但由於巨大的市場空白,這類產品想拿到融資往往都不會太難。

記者統計,學習類App領域融資自2011年開始出現,2015年起融資事件逐漸變得密集,僅有進校動作的App在2017、2018兩年融資數量就超過10起。去年3月,一起教育科技宣佈完成2.5億美金E輪融資,估值超10億美元,邁入獨角獸行列;去年4月,作業盒子宣佈完成1億美元C輪融資。此外,盒子魚也在去年宣佈獲得融資。

彼時,相關規範政策基本處於空白階段,各種亂象和質疑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學習類App存在色情暴力內容、暗藏遊戲等問題屢見報端。在此情況下,2018年末,各地區逐漸釋放信號,對App進校園開始收緊。寧夏地區是第一個,去年10月,寧夏發佈《關於嚴禁有害學習類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河北、江西等地也陸續作出反應。接着,2018年12月28日,教育部下發《關於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政策終於出臺。

有害APP 亂象不止

事實上,內容涉黃、暗藏網絡遊戲、夾雜商業廣告、誘導收費……學習類APP的亂象早已不新鮮。

首先是App內容及鏈接中包含色情暴力等問題。2017年8月,小猿搜題與作業幫就內容“涉黃”問題互指被對方“構陷”,隨後,新華社發佈的一篇報道稱,記者在“猿題庫”App的討論區發現,一則感恩節話題“今年你喫雞了嗎”引來衆多跟帖,其中不乏涉黃評論。而“阿凡題”App的討論區內容也五花八門,且不時出現“可憐身上衣正單,賓館之中男女歡”等涉黃言論。

此外,“互動作業”App也是涉黃問題的“慣犯”。2018年1月,《揚子晚報》曾報道該App向學生推薦情色小說,“打開免費小說一欄,一個個勁爆的電子書籍躍然眼前……例如‘夫人乖乖,總裁只寵你’‘首席的替身寵妻’‘總裁撞上小蠻妻’……”但在該報道發佈後,“互動作業”並沒有收斂,而是將違規內容從App轉移到了微信公號上。2018年11月,“互動作業”再次被央視曝光涉黃問題:“在一款名爲‘皇上吉祥2’的遊戲簡介裏寫道:‘遊戲內可以體會到娶妻納妾,大權獨攬,坐享天下美人’……”隨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介入,“互動作業”App微信公號隨即關停。

不僅學習類App涉黃事件屢屢發生,App中藏匿遊戲、誘導收費等問題也逐漸被揭露出來。

有不少家長向記者反映,孩子用類似軟件學習之後不會立馬放下手機或者ipad,而是會偷偷玩一會App中的遊戲。《三湘都市報》在2017年12月的一篇報道中提到,長沙一名家長陳女士說:“孩子經常好晚了還在拍照、發言,甚至躲被窩裏玩。App裏過多的娛樂化內容,容易讓孩子沉迷其中。”

此外,《南方都市報》曾對學習類App查分亂象進行調查發現,市面上有不少以“查分數”爲主要功能的學習類App,通過與學校合作,家長可付費查看孩子的排名,價格從每次10元到包年365元不等。

“學習類App越來越多,良莠不齊,青少年本身鑑別能力還不夠,需要有人把關。”復旦大學教育信息化專家宓詠認爲,政策的出臺是必要的。

教育部下發的通知中對此劃明瞭紅線:凡發現包含色情暴力、網絡遊戲、商業廣告等內容及鏈接,或利用抄作業、搞題海、公佈成績排名等應試教育手段增加學生課業負擔的App,要立即停止使用,退訂相關業務,卸載APP,取消關注有關微信公衆號,堅決杜絕有害APP侵蝕校園。

通知稱,要定期檢查、掌握App內容變動和更新情況,發現有害信息要及時處置。對此,宓詠表示,監管實施存在難度,但定期檢查制度很重要,“制度會讓App自身進行動態的自我約束和自我監督,減少僥倖心理。”

學習類App進校難度加大,公立校“蛋糕”誘惑力不減

瘋狂進校

在學習類App數量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公立校被“盯”上了。

在記者採訪到的每一名小學生家長的手機上,都至少裝有一款學校推薦的學習類App。東城區一名小學二年級學生家長張女士(化名)的手機上,裝的學習類App包括愛作業、天天健康等三四款App。張女士告訴記者,從孩子一年級開始,學校就推薦安裝了這些App。此外,一名朝陽區家長王女士則表示,自己手機上的學習類App除了固定不變的“一起小學”外,其他的已經換了多個,每次孩子班上換了新老師,推薦的App就要更換一次。

不僅家長們的反饋,App所在機構公開的數據也說明App進校的瘋狂。去年8月,有媒體報道,一起教育科技7年進入31個省(市自治區)、363個城市、近12萬餘所學校,擁有超6000萬註冊用戶。而其競品作業盒子(2014年上線),同樣截至去年8月,作業盒子走進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400多座城市的70000所學校,超過3000萬中小學師生在用作業盒子佈置和提交作業。每天,活躍在平臺上的用戶有370萬,產生的學習行爲數據超過1億條。另外,靠搜題拍照起家的在線教育平臺學霸君也在2017年專門推出AI教學產品向公立校拓展,來分一杯羹。

進入校園的學習類App市場份額的擴大要歸功於他們的地推團隊。曾有媒體報道,一起教育科技的地推團隊在3年時間內從20人擴張到了近千人規模,先期曾爲擴張向學校打過“免費試用”牌。

而某些APP在“地推”過程中,不排除可能會使用一些“技巧”。2018年10月央視“作業app亂象在調查”中曾提到:山西晉中一所小學的語文老師就披露,前不久“一起小學學生”的推廣人員未經允許就進入學校推廣,並稱“只要老師下載使用並讓學生也下載使用的話,完成APP指定任務,可以送給每位老師30元話費”。

此前,App進校確實缺少監管。多位中小學校長告訴記者,其實部分學校在 App的選擇上是盲目的,不知道該選哪家、什麼類型的App,不少是因爲企業地推過來,或者經過熟人推薦,學校經過了解、體驗後就會推薦學生使用,由於學校方面缺乏規範和統一標準,客觀上給學習類App留出了野蠻生長的空間。

搶佔公立校因爲看重數據

爲何這麼多APP來搶公立校這塊蛋糕?

學習類App存在toB、toC兩種不同的運營模式。toB類App先通過爲學校提供服務,進而觸達學生,如一起教育科技、作業盒子;toC類App則直接面向學生,典型的如拍照搜題、題庫類產品,包括作業幫、猿題庫、學霸君等。但不同模式下,最終均是要觸達學生人羣。

聯想之星投資經理傅玉告訴新京報記者,學校是觸達K12學生最有效的途徑之一,有機會獲取豐富的場景數據流量。

但新政策落地後,會增大學習類App進校園難度。政策要求,各地要建立備案審查制度,“凡進必審”,未經學校和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同意,教師不得隨意向學生推薦使用任何App。

不僅進校變難,app的盈利也可能受到影響。從盈利模式看,理論上,學習類App的變現有兩個維度,一是向B端即學校提供優質付費服務,提升學校的管理效率;另一個是直接ToC,向學生或家長提供付費服務。而政策明確,“進入校園的學習類App不得向學生收費或由學生支付相關費用”,這意味着,進入校園的App希望通過向學生收費的變現途徑不再可行。

但一位教育行業投資人告訴記者,短期內各家多少都會受到影響,但整體不用太悲觀。雖然難度加大,但對App來說,進校依然是有意義的。多位業內人士均表示,App看重公立校最核心之處在於數據,學生學習數據其實是最有價值的。

傅玉認爲,AI作爲不可逆的趨勢,能夠應用到各個行業產生變革性影響,教育科技的核心是建立在有效數據、內容以及AI技術基礎上賦能供給側,未來形態會從自動化向智能化、個性化演進。“正如我們看AI的邏輯,核心就是數據、算法和算力,需要建立在有足夠多學生學習數據的基礎上,包括學生課前、課中、課後各場景行爲等。因此在目前階段,更看重公司戰略獲取數據的能力。”

學習類App進校難度加大,公立校“蛋糕”誘惑力不減

備案標準未明,行業或加速集中

本次發佈的《通知》提到,各校要按照“誰選用誰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建立“雙審查”責任制,學校首先要把好選用關,嚴格審查APP的內容及鏈接、應用功能等,並報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備案審查同意。

但是,目前政策對於負責審查備案的具體部門和流程並未明確說明。1月4日,作業盒子宣稱已經在中央電化教育館完成備案,但這一備案並不一定符合所有省份的要求。

首先採取措施的寧夏地區要求各市、縣(區)教育局建立APP進校園審覈備案制度,對App內容、運營方式嚴格把關,校園內原則上只允許使用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審覈通過的App,企業和學校自行開發的App,經縣級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門審批備案後才能使用;而在2018年12月初,江西南昌市教育局相關負責人也表示,中小學校使用各類App需組織學校領導、教師進行專題論證通過,報南昌市現代教育技術中心(南昌教育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管理中心)同意備案,並和南昌市教育公共服務平臺對接後方可使用。

目前看來,各地備案標準不盡統一。

選用慎重,嚴格把關,是否會對教育信息化造成影響?傅玉稱,政策並沒有一刀切,在政策影響下,短期內學校校長或者負責人可能會比較謹慎。但從長期來看,大家會更關注APP的價值,若能提升效率、效果,學校還是會買單。“未來學校對App的選擇可能會更趨向於價值導向。”

此外,她認爲,就市場份額來講,政策的出臺會規範行業並加快整個行業的集中。幾家擁抱監管的頭部公司受到政策影響相對較小,但一些比較小或比較邊緣化的產品可能會“面臨洗牌”。

上述教育行業投資人表示,還是需要關注未來,這個公司到底要成爲一個什麼樣的公司、到底能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如果足夠有價值的話還是有機會留下。在宓詠看來,政策的出臺對真正踏實做事的教育機構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

從2018年起,政策密集出臺,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學前教育新規,在教育行業引起震盪和波瀾。有業內人士猜測,今年可能還會有其他的政策陸續頒佈出來,目前大家都在等待,靜觀其變。

新京報記者 馮琪 校對 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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