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森铂

继《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之后，《起跑线》再次成为一部话题性的印度引进片。对于一部一年前就已经在印度本土上映了的“老片”而言，过亿的中国票房成绩算是可圈可点。从《三傻大闹宝莱坞》开始，陆续引进的六部印度电影都是过硬佳作，再来一部，就可以召唤神龙了。

在国内刮起这股印度电影旋风之前，观众熟悉的应该是两种印度电影：一种是《阿育王》那样载歌载舞的大片；另一种则是萨蒂亚吉特·雷伊和米兰·奈尔的文艺片。前者冗长的舞蹈和隔阂的文化导致这类影片在国内水土不服，并未获得大范围的引进。而雷伊的影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公映过，近年来则随着黑泽明对雷伊的推崇，以及文艺片“圣经”标准公司对《阿普三部曲》的修复发行，让国内的文艺青年一睹了雷伊的风采，尤其是阿普的一生，仿佛余华小说《活着》中的福贵，面对生活中的至爱之人一个个离世，影片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思考，朴素又活泼的乡土叙事，个人的成长与都市生活的展现，在随后的阿巴斯、侯孝贤等亚洲新电影群体中都可以看到影子。印度女导演米拉·奈尔则在2001年获得金狮奖，引人关注的是其影片中的身份、文化冲突和移民等问题。

近年来，进入国内观众视野的印度电影大都是社会问题片，找准一个社会问题发力。中国电影开拓者郑正秋的“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的主张”的提法，仿佛在印度电影那里找到了回响。即使是社会性和普适性相对较弱的《神秘巨星》，亦有“反家暴”的社会底色。《起跑线》对现实的反思程度可以说是上述几部中最尖锐和深刻的，其中文译名结合英语名字里的“印度中产”，天然地让国人感到亲切。毕竟，“教育”和“中产焦虑”两个关键词也是中国自媒体的流量收割机。

法国导演让·雷诺阿曾说，法国农民见到了中国农民，聊的也是天气和收成。这句话在今天依旧适用，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精英获益，因此，幸福是相同的，痛点也是相似的。中国观众，尤其是中产观众看到《起跑线》，仿佛就看到了自己的生活之难。片中，“英语就是你的阶级”，在印度现行教育制度下，“幼升小”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决定着孩子未来的人生；学校面试家长，拒收非精英家庭的孩子；家长扮演赤贫家庭，只求获得入学机会等等，都天然地牵动着同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中国父母心。

《起跑线》像《飞屋环游记》一样，开场先呈现了一个男女主人公相爱的小“楔子”，如果把这段完全删除，剧情也成立，但却会失去生活对人改造的无奈感。当年那个淳朴的小伙子变成了接地气的大叔，那个羞涩的小姑娘也转眼就成了“虎妈”，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拉吉夫妇去贫民窟伪装赤贫阶层，无异于一场印度版的《变形记》，剧情的发展也都在朝预料的方向前进。但是，《起跑线》的可贵之处在于，尖锐地揭示了问题之后，在戏剧结构层面，并没有以道德问题代替和解决社会问题。

《起跑线》中所反映的根本问题在于阶级分化和种姓等级，上层社会把教育做成生意，筑起了一道阶级围墙，阻碍其他阶层实现跨越。当类似月光集市大佬在经济层面已经跨越这道障碍时，英语、出身、社会地位、工作性质又会对其精准狙击。因此，当拉吉在学校礼堂痛斥这一社会现象、痛斥校长时，有人会被他的慷慨陈词打动，但不会为他鼓掌，因为，在场的家长如果认可他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根本利益。而真正可行的方案是在除了少数的精英学校之外，改善公立学校的条件，惠及最广大的人群，就像拉吉所做的那样，自己出资赞助一所公立学校。

看完《起跑线》这样的印度片，再看看形形色色的编剧大师班，真是有点黑色幽默，基尼系数不就是最好的剧作老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