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静之 编辑|冯翊

放下行李后，宋瑶决定摊牌。

“阿姨，我这个人性格不好，比较挑剔，看不顺眼，合不来，就会吵。”

十平米的房间里，两张单人床靠墙摆着，午后，阳光从窗户渗进来，屋内有些昏暗。宋瑶扎着短马尾辫，站在“阿姨”赵青面前，显得瘦小。她的语调时高时低，激动时，双手在空中舞动，“以后配室友要提前和我讲，脾气必须比我好，我任性的时候，她不能和我讲话。”

宋瑶入住快一年，赵青仍会想起她刚来时的情景。赵青是毛坦厂中学附近的一名“代陪读”妈妈，入行4年多，她已记不清宋瑶是自己带的第几个孩子了。

这所超过两万人的超级中学位于安徽省大别山深处，被外界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近年来，学生每年维持在万人以上，绝大多数是复读生。像很多人一样，宋瑶来这里复读，父母外出务工，没有时间陪读，将她交给赵青。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赵青会成为孩子的保姆、心理按摩师，以及代理父母。

在毛坦厂镇，类似的代陪读机构有十多家，最多的一个“爸爸”同时陪读200多名学生。

第一次在外住宿，宋瑶不愿和“陌生人”赵青多接触。为了专心备考，她将手机寄回老家。学校统计高考报名信息时，她不得不频繁向赵青借手机，和老师、家长沟通的重要私事一次次暴露在阿姨面前。她意识到，阿姨已介入她的生活，变得不可或缺，在若即若离的家庭关系中，成了“另一个父母”。

（晚上11点30分，代陪读阿姨赵青查房，孩子正在写作业。程静之 摄）

“全托”

赵青四十出头，说话的声音很轻，时常背着一个黑色挎包，里面备好十元、二十元的纸币，那是孩子父母打过来的零花钱。中午和晚上放学时，她抽出一张，发给学生，然后在备忘录上记一笔。她的小本子上还要记学生交代的各种小事：“下午有个快递帮我拿一下”“今天的菜油太多了”。每处理一件小事，就划掉一条记录。一天下来，她数了数，有六十多条。

这栋住了48个学生的单元楼是回迁房，五层，灰白相间，位于毛坦厂中学正对的主街上，离学校不足百米。赵青提供住宿、洗衣、做饭等“全托”服务，对外挂着的“全托”牌子，杂在诸多密集的餐饮店中，并不起眼。

镇上的三条主街一眼能望到头，远离闹市，被农田和低矮的民房包围。街边矗立“金状元酒店”“学府餐馆”，少见娱乐设施，找不到一家网吧。每隔50米就能看到一家代陪读机构。

每天5点多，天刚亮，赵青开始敲门，叫学生起床。没多久，成群的学生从租房中出来，一路小跑涌进中学。宋瑶所在的复读班有140余人，课桌顶到了后面的黑板，同学们低头写作业，乌压压一片。

宋瑶伸不开腿，靠在桌子上午休时，梦见了爷爷奶奶，醒来之后，忍不住哭了。

白天的毛坦厂街面上很少有人走动。赵青拎着一大串做好标记的钥匙上楼，将门锁上，叮叮当当的响声回荡在楼梯间。除了上学、放学时间，房屋大门紧锁，以防他们提前溜回来。在管理上模仿毛坦厂中学：不准玩手机，不准看网络小说，晚上11点半之前必须回来，违反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就通知家长。

（赵青的代陪读宿舍。程静之 摄）

晚上10点半，宋瑶和同学从校门口出来。赵青为他们准备了夜宵，速冻饺子，提前盛在小碗里。宋瑶端起一碗，和一群人围坐在餐厅里，谈起刚刚出炉的月考成绩。

“我这次理综完蛋了，急死我了。”宋瑶沉着脸。

“别提了，我数学大题一个字都没动。”另一名男孩长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不写呢？不写肯定没分啊。”赵青在一旁站着，插了一句嘴。

5分钟后，学生们上楼，走进对门分布的公寓，10平米的小单间内摆了两张单人床，书桌上摞着一叠复习资料，错题写在便条上，贴满了一大块墙面。

赵青会在晚上11点半的时候一层一层查房，她轻轻敲门后推开，两个男生开着台灯写作业，水笔在空白的纸张上沙沙作响，她把门轻轻合上，接着去下一个宿舍。

宋瑶抱着枕头，在床上枯坐着，月考成绩让她感觉离一本又远了一步，没心思写作业。赵青走过去安慰，“这次考试结果没有意义，要把心态放平”。

查房快结束时，一名男生在楼梯过道拦住了赵青，他拿着一件粉色T恤，袖子被黑笔涂满了小点。男孩认定是室友故意画的。“我觉得我自己心理都快有问题了。”男孩低着头，“现在就想冲过去打他。”

“你先别激动，阿姨明天找他聊聊。”赵青翻看着衣服。她担心两人的谈话影响他人，带男孩到了楼下餐厅。

赵青知道，男孩最近两次月考退步了，压力有点大，“我不希望快考试了，让这些小问题影响你。”她说。聊到凌晨一点，男孩情绪才稳定下来，回到宿舍，轻轻掩上了门。

最害怕的事

赵青年轻的时候做过文员，卖过童装，开过影楼。2015年，生完二胎后，她回到毛坦厂的丈夫身边。有一次来到毛坦厂中学，刚过中午12点，想买个饭吃，发现学校附近有些店已经关门，一个老板告诉她，因为学生吃过了。

她意识到这里生意都围着学生转，再一打听，学校宿舍拥挤，冬天没有热水，到点熄灯，饭菜质量也不好，学生大多选择住在校外。她觉得代陪读生意在这里会有需求。

赵青租下一整栋单元楼，根据住宿条件，每个孩子收费一年两到三万不等。那时，做这行的人很少，家长也不信任，赵青只招到了十多个学生。

她低估了这笔生意的难度。开业不久接到的一个女孩，要求房间非常安静，甚至无法忍受秒针走动的滴答声。压力大的时候，她哭着和爸爸打电话，“这是什么魔鬼学校，我不要来这里念，你偏要我来！”随后蹲在卫生间，抱着头嚎啕大哭。赵青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只能在旁边守着，害怕她有什么极端的想法。

晚上查房，赵青劝她，“不要这么激动，没有什么沟通不了的。”但女孩的心结打不开，一两点钟还不睡。半夜，赵青突然从浅睡中醒来，以为女孩在哭喊，轻轻把门推开，听里面的声响，又什么都没有。

她给女孩的父亲打电话，“你家女儿我带不下去了，还是过来陪读吧。”

（校门外，一位陪读家长看着孩子吃饭。程静之 摄）

不止一位在毛坦厂陪读的父母告诉过赵青，自己陪读比代陪读更放心，孩子能吃得更好，只要能放下工作，就会自己来。每天放学，陪读妈妈们都挤在一起，有的烫了头，化了淡妆，有的头发花白，拎着红色绿色的饭袋子，带着折叠的塑料桌凳，坐满了学校大门的两侧。据澎湃报道，一名陪读妈妈早上没到6点起床，每天烧饭，到工坊打工，直到晚上10点。中午送饭给女儿，从不主动搭话，“怕孩子噎着”。

实际上，赵青要做的不比这些真父母少。在这栋回迁楼里，她见过各种极端的学生。一个学生因不满室友上厕所时锁门，脱下拖鞋，一把拍在他脑袋上。赵青赶来，怕事情闹大，让男孩不要给家长打电话，安抚好情绪后，让两人以后别待在同一个宿舍，草草劝和了。一个名叫李新的男孩，嘴边时常叼着一根烟，赵青告诉了他家人，李新的父亲和李新在电话里不到三句话，就吵起来。

“我不要抽了，我也不要念了！”

“不念了”，是赵青最害怕的事情，因为生意可能就此中断。李新家人最终妥协，定期给他寄烟，赵青也“妥协”了，她等李新抽完烟，悄悄说，“麻烦下次抽烟，能不能注意一点，到卫生间偷偷抽”。

宋瑶也是让她头疼的那一个。“我要崩溃了，要炸了。”一天晚上，宋瑶回到房间，室友洗澡时哗哗的水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挑选第二天要穿的衣服、背课文、照镜子等举动，让她心烦意乱。

她换了四次房间，还搅黄了赵青的一桩生意。宋瑶对一位前来看房的学生说，“这里的房间小，环境很糟糕的”。

“你又是哪根神经不对了，我这么顺着你，换了哪一家你都住不下去。”赵青说。

“也算是我看上你了吧。”宋瑶摊摊手。她与班上其他代陪读的同学交流，发现他们中有的饭菜难以下咽，有的阿姨不叫早。她承认赵青家是最好的。

（晚上，赵青提前开门，等待孩子回来。程静之 摄）

“永远比不上你妈妈”

宋瑶连妈妈的电话号码都不会背。有时，赵青收到她父母的微信，让女儿放学后回电话，宋瑶总说“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和他们打电话。”赵青不知道这话怎么传，夹在中间为难，只能委婉地说，“这几天孩子学习压力有点大，想忙完有空的时候给你们回答 。”

19岁的孙明来赵青这儿是父亲主动找来的，2017年6月，父亲对赵青说，“你能便宜一点的话，我们就住在你家，我就要出去打工去了。”之后他再未来看过孙明。孙明也很少打电话回家，多数时候会把学校的事情告诉赵青。一次月考结束后，他说，“这次考的还不错，你帮我保密，别告诉爸妈，不然下次考得不好又得让他们失望。”

孙明生日那天，赵青买了一箱牛奶，扯了个谎，“这是你妈妈让我买的”。孙明的眼眶湿湿的。

“没时间”“外出打工”是家长常见的代陪读理由，“陪不下去”是另一个理由。

一个妈妈在毛坦厂中学陪孩子复读，放弃了很多，包括工作。但儿子经常半夜两三点回家，让她“滚蛋”，最终孩子被转给了代陪读家长。

毛坦厂另一个代陪读家长石斌见过很紧张的亲子关系。石斌的房子住进过一个复读女生，妈妈在老家陪伴高三的弟弟。一名母亲和孩子没法交谈，每个星期天，都会在宿舍楼下左顾右盼，焦急地踱步，父亲第一次来看孩子时，石斌听到了砸东西的“砰砰”声，打开房门，他看见父亲站在外侧怒斥，男孩眼里溢出泪水，喘着粗气。

“这是我孩子的房间，请你离开”，石斌对那名父亲说。

他们有时也会缓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距离高考还剩20多天，最近一次月考成绩出来后，一位妈妈在微信上问代陪读阿姨，“我家女儿能考上一本吗？”“这个时候不要跟小孩提这些”，阿姨说。

宋瑶喜欢逛淘宝来缓解压力。“要淘宝回家去淘，想买多少买多少。”赵青激她，约定只给最后三次逛淘宝的机会。有时看见她在楼下聊个没完，会把她拽到宿舍。

“阿姨，我觉得你还管得我更严一点，”宋瑶说。她向赵青开玩笑，“我妈妈要是像你一样就好了”。

“阿姨永远比不上你妈妈的。”赵青说。

最近一次月考，宋瑶的理科综合成绩提了上去，数学成绩又下来了。她渴望妈妈能够陪在身边，打电话过去，妈妈正和一个客户谈工程。很快，她调节好心情，又不需要妈妈陪了。

“说起来真是一句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没怎么去管她，也没怎么去照顾她，我做妈妈的很失败。”宋瑶的母亲说，她不明白女儿是否真的需要自己。

赵青代陪读期间很少谈论自己的女儿，两岁半起，女儿就交给了婆婆带，回毛坦厂后，女儿在合肥上初中，又交给了代陪读阿姨，偶尔周末和女儿打些电话，她很少过问女儿的事，也很少去开家长会。

但她有时会冒充孩子的家长出现在毛坦厂中学。一个上午，赵青拉着一个女孩的手，偷偷溜进教室。她们商量着要坐哪个位置，不抢眼但也不能太偏，最后选定了中间一排的角落。讲台上，班主任的目光看了一眼赵青，她微微低着头。

“这样我们应该能混过去。”女孩低声说。“别讲话，要是穿帮了，我可不负责。”赵青紧张起来。

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就是家长。

（上课期间的毛坦厂中学校门外很空。程静之 摄）

一年从高考结束开始

赵青的一年从头年高考开始，到次年高考结束。每当“年末”，她能空闲下来，刷手机或者呆坐着，但她的压力很大，害怕某个学生扛不住，发生点什么——尽管她的学生从来没发生过什么。

5月，临近高考，毛坦厂的酒店几乎满房。午饭时间，送餐的陪读家长涌出，和放学的孩子坐在校门口一起吃饭。一个陪读妈妈把两个菜、一个玉米汤从豆绿色的保温桶里拿出，把小木凳留给儿子，自己蹲着，静静地看他扒饭。家长和孩子很少说话，人堆里能听到铁勺刮到饭盒的声音。

因为生意的火热，政府部门注意到了代陪读行业，开始介入管理，赵青和另一家投资的路灯广告被要求撤下来，机构必须配备餐厅，一个宿舍只能住一个学生。

与学生接触的这些年，石斌发现自己当初对儿子的管理模式投射到了他们身上，他见到学生看网络小说，会训斥他们，想起自己也曾这样训斥过儿子。有些学生因此对他变得冷淡，他思考这种教育方式是否合适。他意识到，自己对学生说的一些暖心话，很少对儿子说，“感觉对孩子亏欠”。

每到5月底，孩子会越来越少，他们要回到原籍参加高考，一些家长开车过来，从宿舍里把他们接走了，有的临别时给了赵青一个拥抱。餐厅渐渐空了下来，宿舍一片狼藉。赵青要花十多天时间整理，想起哪个学生曾住在这里，她心里空落落的，鼻子有些泛酸。

去年6月初，李新的家人来接他，他和赵青简单打了个招呼就走了。他是赵青近些年来为数不多的能记住的孩子。她记得李新的衣服总是堆满房间。中午回来，“像女孩子一样”，会拿吹风筒固定一次发型，总是最迟一个回学校上课。月考结束，赵青问李新结果。“第一名呗。”李新抬头看着天花板，“我高考都在睡觉，倒数第一就倒数第一。”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赵青接到李新家长的电话，李新从300多分涨到500多分，考上了一本。陆续有不同喜讯传来，“那种感觉挺好的，有点成就感。”那些没有来电话的，她也意识到结果不理想，便不去打扰。三年下来，她所代陪读的学生只有两个没考上本科。

再过几周，毛坦厂中学就要放暑假，小镇像沉睡了一般，街面上很少再见到人。赵青打算出去旅个游，然后迎接新的一年与新的学生与父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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