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财富人物|索罗斯：金融之战的反思，市场要允许信息自由

最近，中国的股市低迷不振，十年一股灾似乎已经成为资本市场必经的轮回之路。而这一魔咒最早追溯于1998年，国际金融巨头瞄上刚刚回归不久的香港，并掀起了浩荡的金融战争，中国第一次经历真正的大股灾。也正是在那年，一个金融界著名的投机者被大家深深的记住，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其本名为捷尔吉·施瓦茨（Gyoumlrgy Schwartz），1930年8月12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热爱冒险。最辉煌的时候，其身价比联合国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高。

乔治·索罗斯

其一生率领自己的投机团队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翻江倒海，刮去了许多国家的财富。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也许他内心本就是一个对投机充满渴望的人，所以每一次在金融市场上的出手都是凶悍无比。

然而一开始的他，虽考入了伦敦经济学院，并选修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 Edward Meade（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的课程，可是却未受到真正的指引。

相反，自由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哲学理论确却影响了索罗斯的一生，直到现在还在使用。那时候的卡尔曾鼓励他，严肃地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并且尽可能地从哲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

左：卡尔·波普尔  右：乔治·索罗斯

在卡尔伪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他又提出了反身性原理。

伪证主义又称为批判理性主义。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

而反身性，即参与者的思想和他们所参与的事态因为人类获得知识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偏见都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二者之间不但相互作用，而且相互决定，不存在任何对称或对应。在人们活动的政治、经济、历史等领域中普遍地存在这样一种反身性的关联。

在此基础上，索罗斯提出了一种不确定性的命题。

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作用与反作用相互影响又相互转化。自身对另外一个有影响，另外一个也会反作用为自身。主流偏向先是自我强化，趋势继续，但是之后缺陷暴露，主流偏向反转，最后继续自我强化。

以这样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索罗斯总是揪准了体系里缺陷暴露的时刻进行猛攻。

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92年打破欧洲汇率体系狙击英镑，97年击穿固定汇率制模式，搅动东南亚金融危机。每一战都获利无数，富可敌国。

索罗斯和西蒙斯

“人之所以犯错误，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

1978年4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的动议。同年12月5日欧共体各国首脑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

哥本哈根市政广场

1979年3月13日的西欧国家创立了新货币体系，欧洲汇率体系。即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相互盯住；每一种货币只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就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使该国货币汇率稳定到规定的范围之内；在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内，成员国的货币可以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进行浮动。

1990年，英国决定加入欧洲汇率体系，索罗斯认为，英国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因为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经济衰退期，要维持欧洲汇率体系对英国来说代价极为昂贵。

特别是1992年，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在欧盟内部要求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真正实现统一市场，并使经济政策完美地协调起来。

与此同时，索罗斯开始大笔资金进入，埋伏外汇市场，耐心等待。1992年9月，危机爆发，市场上流传着意大利里拉即将贬值的谣言，里拉的空盘大量涌出。意大利里拉货币贬值7%，虽然未超出浮动范围，但是却动摇了成员国的信息。

索罗斯猜测，这些成员国不会允许欧洲汇率体系来决定本国货币的价值，退出欧洲汇率体系是迟早的事，只是还差一个爆发点。

9月15日，索罗斯动用了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大举做空英镑。英镑兑马克一路下跌，英格兰银行火速购入30亿英镑，但仍未能挡住英镑的跌势。到晚间收市时，英镑差不多跌到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已处于退出边缘。

英国财政大臣立刻请求德国降低利率，被拒绝后，只得将本国利率提高以吸引资本回流，一度提高到15%。随后动用了近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参与这场保卫战，然而，最终还是惨败收场，英国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9月15日被英国人称做黑色星期三。

空袭英镑的这一战，索罗斯获利近10亿美元，虽然其他投机者的参与也推动了这场货币战争的较量，但除了英镑的主战场，他本人还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中大获成功，一时间被杂志《经济学家》称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

嘉盛集团CEO格兰·斯蒂文斯(Glenn Stevens)

嘉盛集团CEO格兰·斯蒂文斯(Glenn Stevens)曾表示“当索罗斯狙击英镑时，我正好在美林证券交易台上，亲身经历了这次事件”。

“当年英国央行太为骄傲，甚至在殚尽粮绝之前都没有向其他央行请求帮助”。

索罗斯也曾在大战前表示，英镑被严重高估了，然而英国央行一直坚信他们能够稳住汇率，以致最后自食其果。

也许是受这次事件的启发，索罗斯后来更喜欢紧盯货币政策的漏洞。1997年，东南亚的固定汇率制就成了他后来的战场。次年，香港成为了他亚洲行的最后收尾之战，也是中国股市兴衰起伏的开始。

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与索罗斯进行了一番对话。

索罗斯对话朱镕基

朱镕基对话索罗斯

索罗斯：我很高兴时隔12年重访中国。自1989年后一直没能再来，中国的变化和进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9年以前，我对中国有所了解，但现在所知甚少。我想问的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你一下子抓住了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需要作很大的调整。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体制改革。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最高时曾占到40%。

上面谈了很多令我们头痛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体系方面，这两年取得的成绩还是可以的，社会保险体系已基本上实现资金 收入和支出平衡，当然，还有过去的欠账。我们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将提供补贴。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建立信托基金来管理社会保险基金如养老金等？

朱镕基：有。中央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各级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一套独立的体系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人向其缴纳养老基金后，由其向全国企业的工人发放养老金。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将其分成几块以强化金融市场，允许企业设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个人也可以在几家管理机构间作选择？

朱镕基：由于我们缺乏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现在的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吃利息，只允许基金的10%进入股市投资。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基金。我这里谈的主要是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

索罗斯：我想谈几点看法。中国对外态势很好，就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它的金融市场，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

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日本工业虽依然强大，但金融体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业产出多少，金融体系就丢掉多少。中国应避免重蹈覆辙。

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你已谈过坏账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发展内部银行体系。中国储蓄率高，应给储户提供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工具供其选择。至于监管人才，中国并不缺乏，我最近见过两位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但中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基本上只有散户，没有机构投资者，而股市和债券市场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养老基金等可由机构投资者而非政府机构按商业原则入市运作。日本的问题是，它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要同国际银行界打交道，结果输得只剩下了衬衫。

朱镕基：你说得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

索罗斯：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

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我对中国和苏联作过比较：中国政治是成功的，人民支持政府、乐观、有热情。可能是因为我只去过中国东部，对中国了解不 够，观点失之偏颇，不过我觉得目前的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开放和建设开放社会是有利的，民众的心态是建设性的。要知道，变化的历程是非线性的，总有一天形势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如果还没能建立起一个开放的体系允许自己表达，就会出现崩溃的严重局面。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一度发展得很快，雅加达宛如中国的上海，但它的体制中存在着僵化的成分，如政治体制、与没有挂钩的汇率机制等。由于缺乏调节机制，一旦出现问题便导致崩溃和危机。因此，在经济繁荣时应作出一些灵活的安排。

朱镕基：你的观察很深入，观点也很深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已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距离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还很远，有许多问题尚待克服。谈到人才，华人中人才是多，但很多已被外企聘用，成为其驻华代表。

索罗斯：可以考虑建立合资企业来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

朱镕基：我们每年400 多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都用于建立合资企业了。中国需要人才激励机制，中国的工资水平低，见到有人工资高就眼红，这种心态不改变，难以吸引国内人才。

索罗斯：据我了解，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建立合资企业。通过这次访问，我有意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企业吸引年轻人才前来管理。

朱镕基：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投资，因为我们自己已有的一些基金都不能令人相信，由于监管能力不足，我们的这些基金在股市上弄虚作假。也许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与外国共同基金合作，可能比自己的基金还要好些。

索罗斯：这样还可以吸引股市上的散户，他们目前在股市上犹如赌博，而通过共同基金的专业管理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光是监管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投资心态、行为、标准等，应向机制化发展。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可以吸引过来。

朱镕基：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指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索罗斯：我还是找他们。我的公司与投资银行不同，如果可以找到中方合作伙伴，我愿意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并持少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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