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觀衆老爺們好，說起亞洲最好的大學

大家可能會想起“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這些名校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在中國曾經也有所亞洲排名第一的高校

它不僅超過了同時期清華、北大這些國內名校

就連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

也被它甩出了幾條街

它就是曾經的“國立中央大學”

讓人惋惜的是，這所學校只有22年的歷史

在1948年，普林斯頓大學發佈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中，位居亞洲第1、世界第9。

同時期的東京大學世界第16，清華，北大排名在40以後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寫道“國立中央大學是第一所現代國立高等大學，在當時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學”

如今，我們回顧這些，不是貪戀它曾經的輝煌，只是想從中吸取對於當代教育的一些啓示。

一、戰火中茁壯成長

1937年12月日軍佔領南京，有一羣特殊的逃難者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他們趕着荷蘭牛、澳洲羊、美國豬，打聽後得知他們是中央大學的教職工。他們渡過長江，連同那些1900多箱圖書、儀器，3架教學飛機，24具教學解剖死屍，所有的教學科研工具，完完整整地搬到了重慶沙坪壩。

據說，後來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感慨道：“抗戰中，兩個大學有兩個雞犬不留——南開大學雞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飛機投彈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學雞犬不留，卻全部都搬到重慶了。

1946年9月，中央大學回遷南京，此時，已擁有7個學院36個系、6個專修科、26個研究所，是當時國立大學系科設置最全的大學。

據《申報》統計：當時，受戰亂的影響，北京大學剩下6院26系，清華大學5院23系，復旦僅存5院19系。中央大學在抗戰浩劫中，不但沒有因此衰落，反而更加壯大。

當時最好的會議室不是在總統府，而是國立大學的中大禮堂。國民政府有時候舉行大的會議，還不得不向國立大學借用會議室。隨着借用次數的頻繁，師生一致反應政治會議已經影響了校園的環境和學術氛圍。爲此，中央大學出臺了一張紙令，嚴格限制政治會議進入學校。

由此可見，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的地位之高。

二、權貴與教育絕緣

1943年5月，蔣介石正式出任中央大學校長。

然而學生們不買賬，蔣介石來視察，沒有學生夾道迎接。甚至在蔣介石作爲校長爲學生授予學位時，都有人不來，讓同學代爲領取。

教授們更不好對付，有人質疑：軍人出身、在學術上沒有任何造詣的蔣介石，能否勝任中大的校長？在此情境下，蔣介石特意邀請中文系的教授喫年夜飯，居然無一人赴宴？

蔣介石60大壽之時，有人邀請文學院的院長鬍小石爲他寫一篇壽文，胡院長說道"我只會給死人寫祭文，不會替活人寫壽文。”來人尷尬萬分，只好空手而歸。

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上到校長，下到學生，都是一心學問，不媚權貴。

正是因爲這種風氣，文人傲骨，才讓學校專注於學術研究，也是自古以來甚至綿延至今的一種傳統價值觀的肯定。

三、任人育才貫始終

校長羅家倫在中大做校長的時候，許多人曾向他推薦教工職員，被他嚴詞拒絕。他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晚年在臺灣政壇備受打壓。

錢基博擔任國文系主任時，院長讓他挑選教授，蔣介石寫親筆信想舉薦一個人。錢基博毫不留情的說道：“委員長你可以在軍隊任命師長，但你無權在我這裏任命一個教員。”

中央大學拋棄論資排輩，只要你盡心，就可以七八年埋頭做研究。1933年理學院新聘了10多名教授，都是國外大學剛畢業的博士，年僅25歲的施士元因爲科研能力突出還被直接聘爲物理系系主任。這批人後來都成爲了各個行業的精英，確立了在當時國內高校中的領先地位。

爲了保證生源質量，國立中央大學的入學考試非常嚴苛，中央大學在20多年裏，僅僅特招過一人，就是孫中山的外孫，當時是以華僑身份錄取的。徐悲鴻的戀人孫多慈，爲了考進這所大學，由他開小竈專心輔導2年，才如願以償。

學校乃至老師都是這樣，教育出來的學生自然不差。中央大學存在22年間，共有畢業生8914名，很多成爲各個領域頂大梁、執牛耳者：

19位院士（大陸兩院院士，臺灣“中研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

任新民：我國運載火箭專家 、兩次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獲得者；

侯學煌：中國植物生態學主要開創者；

馮端：在凝聚態物理領域的研究中居世界領先地位；

曾聯松：中華人民共和國標誌的五星紅旗圖案設計者；

李國鼎：被譽爲“臺灣現代化催生者”和“臺灣科技教父”；

唐德剛：著名史學家、傳記文學家。

在後來的23位兩彈一星勳章獲得者中

就有朱光亞，任新民，黃緯祿，錢驥四位

歷史終歸是歷史，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秉承國立中央大學給我們留下的精神，不斷前行。正如北大陳平原教授所言：“我相信中國的大學不可能單靠單純的橫向移植，是否理解並尊重百年來中國大學的風雨歷程，將是成敗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