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最后三年的实际掌权者是醇亲王载沣，这个被慈禧寄予厚望的皇族新秀，并没能力挽狂澜，在与袁世凯的争夺中最终退出了整治舞台。1911年12月30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将权力拱手让给袁世凯。不久，卸任的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居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执政生涯。

​据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载沣辞去摄政王后，回到家里便对妻子说：“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可见，三年的监国摄政确实让载沣够伤脑筋的。自溥仪退位后，载沣作为前清皇族享受了特殊待遇，从此不问政事。不过，对于袁世凯载沣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袁世凯复辟帝制83天后，便 一命呜呼了。据说，那一天，载沣在家里洒酒祭奠二哥光绪皇帝，说：“天地公道，人心公道，袁贼逆天，已遭报应。”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迁往天津静园。不久，载沣一家也携一家老小到了天津，一家人从此过起了隐居生活。载沣将三个子女安排到天津的耀华学校读书，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将三个子女都改名姓金，并要求孩子在学校期间要低调，不要跟人讲自己的身份，放学之后立刻回家。

​耀华学校是一所贵族学校，很多孩子都是专车接送，载沣的孩子只能坐黄包车上下学。在报装住宅电话时，载沣担心外人知道自己的身份，登记的也是“王公馆”三个字，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载沣的住所都一无所知，只知道那里是王公馆。

隐居的载沣基本很少出门，每天待在家里读书看报，尤其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经常来往的只有溥仪和有限的几家至亲。但这种隐居的生活在不久便被打破了。1934年3月1日，溥仪在长春南郊举行登基典礼，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溥仪几次要求载沣把全家都带过去，并把前景说得一片光明。

​经历了世事沧桑的载沣已不是当年的摄政王，对于日本人的面目，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拒绝将一家人迁往长春。或许载沣和溥仪有父子之情，又或许是他想劝溥仪回头是岸，载沣还是带着儿子溥任去了一趟长春。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溥仪：“别拿日本人当傻子，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会打下江山让你坐。不如当个百姓算了，起码活得像个人。”

重新当上皇帝的溥仪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执意要把载沣等家人留在长春。但载沣以绝食相要挟，溥仪怕父亲出事，只得让他们回天津。可日本人不想失去这个机会，他们想通过控制载沣进一步控制溥仪。当时，关东军以每月一万元车马费的条件，让载沣回到长春当个闲职。

​一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一块五毛钱可以买一袋面粉，一万元可以将近七千袋面粉。这对于坐吃山空的载沣来说，无疑也是充满诱惑的，所幸这位大清皇族立场讲定，始终不愿像日本人低头，宁可变卖祖产古董度日，也不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1939年，由于天津发生水灾，载沣带着全家人返回了北京。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搬进醇亲王府，而依照载沣的吩咐搬入了王府西侧的花园内生活。而且他还办起了一所小学，儿子溥任为校长，七妹金志坚担任教员。一时，醇亲王府附近普通百姓的孩子，纷纷走进这所新办的小学。

​载沣的晚年是平静的，没有发生大的波折。1951年68岁的载沣在北京去世，新中国对他的评价还是较为客观公正的：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务，后来他也没有主张对革命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退位，这些表现都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当然，在载沣身上，我们也能看见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气节，大清亡了，但说什么也不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