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國最後三年的實際掌權者是醇親王載灃，這個被慈禧寄予厚望的皇族新秀，並沒能力挽狂瀾，在與袁世凱的爭奪中最終退出了整治舞臺。1911年12月30日，載灃下罪己詔，解散皇族內閣，將權力拱手讓給袁世凱。不久，卸任的攝政王載灃以醇親王的名義退居藩邸，結束了他短暫且備受煎熬的三年執政生涯。

​據溥儀的弟弟溥傑回憶，載灃辭去攝政王后，回到家裏便對妻子說：“從今天開始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可見，三年的監國攝政確實讓載灃夠傷腦筋的。自溥儀退位後，載灃作爲前清皇族享受了特殊待遇，從此不問政事。不過，對於袁世凱載灃一直是耿耿於懷的，袁世凱復闢帝制83天后，便 一命嗚呼了。據說，那一天，載灃在家裏灑酒祭奠二哥光緒皇帝，說：“天地公道，人心公道，袁賊逆天，已遭報應。”

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遷往天津靜園。不久，載灃一家也攜一家老小到了天津，一家人從此過起了隱居生活。載灃將三個子女安排到天津的耀華學校讀書，爲了不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將三個子女都改名姓金，並要求孩子在學校期間要低調，不要跟人講自己的身份，放學之後立刻回家。

​耀華學校是一所貴族學校，很多孩子都是專車接送，載灃的孩子只能坐黃包車上下學。在報裝住宅電話時，載灃擔心外人知道自己的身份，登記的也是“王公館”三個字，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對載灃的住所都一無所知，只知道那裏是王公館。

隱居的載灃基本很少出門，每天待在家裏讀書看報，尤其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經常來往的只有溥儀和有限的幾家至親。但這種隱居的生活在不久便被打破了。1934年3月1日，溥儀在長春南郊舉行登基典禮，建立僞滿洲國。之後，溥儀幾次要求載灃把全家都帶過去，並把前景說得一片光明。

​經歷了世事滄桑的載灃已不是當年的攝政王，對於日本人的面目，他有着清醒的認識，他拒絕將一家人遷往長春。或許載灃和溥儀有父子之情，又或許是他想勸溥儀回頭是岸，載灃還是帶着兒子溥任去了一趟長春。他語重心長地告訴溥儀：“別拿日本人當傻子，他們不是什麼好東西，不會打下江山讓你坐。不如當個百姓算了，起碼活得像個人。”

重新當上皇帝的溥儀根本聽不進去，而且執意要把載灃等家人留在長春。但載灃以絕食相要挾，溥儀怕父親出事，只得讓他們迴天津。可日本人不想失去這個機會，他們想通過控制載灃進一步控制溥儀。當時，關東軍以每月一萬元車馬費的條件，讓載灃回到長春當個閒職。

​一萬元可不是個小數目，當時一塊五毛錢可以買一袋麪粉，一萬元可以將近七千袋麪粉。這對於坐喫山空的載灃來說，無疑也是充滿誘惑的，所幸這位大清皇族立場講定，始終不願像日本人低頭，寧可變賣祖產古董度日，也不答應日本人的要求。

1939年，由於天津發生水災，載灃帶着全家人返回了北京。令人意外的是，他並沒有搬進醇親王府，而依照載灃的吩咐搬入了王府西側的花園內生活。而且他還辦起了一所小學，兒子溥任爲校長，七妹金志堅擔任教員。一時，醇親王府附近普通百姓的孩子，紛紛走進這所新辦的小學。

​載灃的晚年是平靜的，沒有發生大的波折。1951年68歲的載灃在北京去世，新中國對他的評價還是較爲客觀公正的：載灃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主動辭去監國攝政王的職務，後來他也沒有主張對革命武力反抗，也沒有站出來反對宣統皇帝退位，這些表現都順應了時代的潮流。當然，在載灃身上，我們也能看見一箇中國人應有的氣節，大清亡了，但說什麼也不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