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如彗星般一闪而过的“狂飙文人”高长虹。多年以来，高长虹的名字一直与鲁迅紧密相连，他既是狂飙社的发起人，又是莽原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鼎力协助鲁迅编辑《莽原》杂志。1926年10月，高长虹在《狂飙》周刊上公开指责鲁迅，鲁迅也发表文章反驳，高、鲁从此交恶。

鲁迅

高长虹与鲁迅为何反目成仇？其背后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隐情呢？

鲁迅对高长虹呵护备至

高长虹原名高仰愈，1898年3月出生于山西盂县。1924年9月，他和几位朋友创办《狂飙》月刊，不久以后去北京，以《国风日报》副刊的名义编辑《狂飙》，引起了鲁迅的注意。高长虹从《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处得知，鲁迅对《狂飙》评价很好，很是欣慰，于是便到鲁迅处拜访。《狂飙》当时发行量不大，处境十分困难，高长虹拜访的目的很明显，是想得到文坛领袖鲁迅的支持，后来高在回忆文章中充满感情地写道：“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

鲁迅也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晤面：“夜风。长虹来并赠《狂飙》及《世界语周刊》。”据《鲁迅日记》统计，从1924年底到1926年4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高去过鲁迅家七十多次，高长虹自己则说与鲁迅见面一百多次。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我去访他（指鲁迅）时，见他的神色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地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从这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鲁迅对高长虹也是呵护备至，花费了许多心血。

高长虹

1925年3月底，高长虹的《狂飙》在北京停刊。4月11日，鲁迅邀高长虹、荆有麟、向培良等人来家共饮，并于席间商定创办《莽原》周刊。这次聚会标志着莽原社的成立，十几天后，《莽原》周刊创刊，第一期也于4月24日顺利发行。

当时《莽原》的主要撰稿人有鲁迅、高长虹、荆有麟、向培良、韦素园等10余人，其中的核心人物是鲁迅、高长虹和荆有麟，而三人中又以高长虹最为出力。高后来在《给鲁迅先生》中说：“《莽原》内部事，当其冲者遂只剩我们三人，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赶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鲁迅对高长虹也是十分关心和赏识，常常将其作品安排在头版头条，自己的文章却放在后面。当时《莽原》无编辑费和稿费，但鲁迅特别关照：“高长虹穷，要给他一点钱用。”因而高长虹每月都能得到10元或者8元的酬金，这对于“漂”在京城的长虹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关系逐渐疏远

1925年8月以后，高长虹到鲁迅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两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需要谈一谈高长虹和许广平的交往了。

当时许广平正在北京女师大读书，是鲁迅最赏识的学生之一。1925年4月24日，《莽原》周刊创刊号发表了高长虹的《棉袍里的世界》，许广平以为是鲁迅的作品，于是便写信询问。鲁迅回信告诉许广平，这是高长虹的作品，许广平便给高长虹写信，两人从此开始联系。1940年，高长虹写了一篇名为《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的文章，其中谈及他与许广平的交往：“我那时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许广平）。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到鲁迅与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

从高长虹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高对许广平是有些想法的，起码是有好感，但两人一直没有见过面。后来高长虹和许广平在鲁迅家中第一次见面，高长虹发现了许广平与鲁迅的亲昵关系，便主动停止了与许广平的通信及交往——这个时间大约是在1925年8月前后。

1926年4月，高长虹离开北京去上海开展“狂飙运动”，几个月后，鲁迅也南下厦门。这样一来，刊物的两个主要人物都离开了《莽原》，无奈之下，鲁迅便让韦素园负责《莽原》的编辑工作。

《莽原》的作者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作家群，包括高歌、向培良和荆有麟等山西籍人氏；一方是由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等人组成的安徽作家群（未名社）。所谓莽原社就是以鲁迅为领袖，由这两个作家群体共同组成的文学社团，两个群体之间有合作，但也有矛盾和冲突。

当时《莽原》杂志对于同仁稿件一般都不退稿，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然而就在韦素园主持编辑不久，就发生了退回高歌小说《剃刀》和向培良剧本《冬天》的事情。高歌和向培良同为狂飙社作家，自然将此事告诉了远在上海的高长虹。

退稿事件引起了高长虹的不满，他认为这是韦素园对狂飙社的打压，于是便给厦门的鲁迅写信，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句公平话。然而鲁迅对此却“一声不响”，高长虹便在1926年10月17日出版的第二期《狂飙》周刊上，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公开信对韦素园很不客气，在致鲁迅的信中，高长虹重申了让他主持公道的想法。然而鲁迅此时对高长虹的态度已发生了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在10月23日他致许广平的信中表现得明明白白：“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

实事求是地说，高长虹当时并没有与鲁迅决裂之意，但鲁迅的“置之不理”却让他大失所望，于是便认定韦素园排挤狂飙作家群是鲁迅的授意。但鲁迅对此却一口否认：“培良和素园在北京闹纠葛，要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但后来他在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信中却无意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倘要我做编辑，那么，我以为不行的东西便不登，我委实不大愿意做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运动（指高长虹的狂飙运动）的傀儡。”

鲁迅的“不屑”对高长虹来说是个天大的打击，1926年10月28日，高写出万字长文《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将矛头直指鲁迅。该文用词激烈，使用了诸如“瘟臭”、“呕吐”等字眼，并将鲁迅称之为“世故老人”，高、鲁从此交恶。

都是“月亮”惹的祸

1926年11月21日，高长虹在《狂飙》周刊发表了爱情诗《给——》第28首，这首诗通常也被称为《月亮诗》，诗中写道：“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作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

后来高长虹在《狂飙》第9期上说：“在恋爱上我虽然嫉妒过人，然而其实我倒让步过人。”在第10期上又接着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贡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这些话无疑为“月亮诗”提供了解释和注脚。此后不久，韦素园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其中的主要意思有两点：一是高长虹之所以与鲁迅接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追求许广平；二是报告了有关“月亮诗”的传言，说高长虹自比太阳，把许广平比做月亮。

此时的鲁迅已与许广平热恋，但这段师生恋情不仅在他人眼里不够光明正大，就连鲁迅自己也存在着心理障碍。当时鲁迅为了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名声，对于他和许广平的关系极为敏感，也非常在意。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对高长虹又是写诗又是“瞎说”的做派极为不满，他接到韦素园的信后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和几篇文章，借以讽刺和攻击高长虹。

鲁迅与家人

鲁迅还把这事告诉了广州的许广平：“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地到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鲁迅对高长虹有着深深的反感和敌意。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高长虹诗中的“月亮”指的并非许广平，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才女石评梅。据说高长虹曾经追求过石评梅，然而她心中已有他人，所以高长虹的这段“单相思”最后无果而终。1925年3月5日，石评梅的恋人高君宇突然病逝，高长虹旧情复发，于是写诗再次向石求爱——这也属一家之言。

1935年3月，高鲁论战九年之后，鲁迅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出人意料地重提高长虹，并且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1925年10月（应为4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无独有偶，高长虹也在1940年8月25日的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发表文章说：“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飙》周刊在上海出版以后，有过一番争执，不过以后我们就都把它忘记了。1930年后，他的光明的行动，我在国外也时常为之激赏、庆幸。”

可惜此时鲁迅已经去世，假如先生还在人世的话，两人会不会“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呢？

那会是最温馨的收场了。（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