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J.D.塞林格曾揚言，自己可以活到140歲；儘管他的知名和同等的神祕，早已使他成了美國的文學傳奇；儘管當天《紐約時報》藝術版上，還刊發了他的一張漫畫肖像，似乎在提醒世人“我一直都活着”；但他終究還是個平常人。2010年1月27日，這位“麥田守望者”，二戰後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隱居了50多年後，於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康沃爾家中悄然離世，距離他的91歲生日僅三週多時間。

據美國媒體報道，塞林格的兒子馬特·塞林格在一份聲明中稱，父親是自然死亡。他的文學經紀人表示，爲了尊重塞林格一生毫不妥協地保護和捍衛自己隱私的願望，將不舉辦追思活動，並懇請各界讓塞林格靜靜離開。“塞林格曾表示，他活在這個世界中，但不屬於這個世界。如今他的身體雖然已經離去，但家人希望他仍然與那些他所喜愛的人物在一起，無論是宗教或歷史人物，私人朋友或虛構的人物。”

聲譽

“……接着他走過去在空着的那張單人牀上坐下，看了看那個姑娘，把槍對準，開了一槍，子彈穿過了她右側的太陽穴。”1948年1月31日的《紐約客》雜誌發表了塞林格的短篇小說《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結尾的這句話令所有人發怔，而小說的才華之高、懸念之強，也使得主編哈羅德·羅斯馬上決定與這個時年29歲的年輕人簽下合約，約定他今後所有的短篇小說，該雜誌都有優先選擇權。

事實證明了《紐約客》的眼光。三年後，《麥田裏的守望者》橫空出世，“從書中的第一個句子起，就爲美國文學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聲音。”並迅速吸引了大批崇拜者。一時間，美國學生競相模仿小說主人公霍爾頓、學他的言語動作。由於小說體現的反叛精神，塞林格也被認爲是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領袖。1974年，菲利普·羅斯寫道，大學生對塞林格作品的響應，說明他比任何人都更貼近時代，並且捕捉到了當前正在自我與文化之間發生着的具有重要意義的鬥爭。

然而，教師和家長則對這本書褒貶不一，有人認爲它是“異乎尋常的、才華橫溢的處女作”，更多的則認爲這本書充滿了逃學、吸菸、喝酒、性和髒話，離經叛道，因此被當時美國的很多學校列爲禁書。發生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幾起兇殺案件，更使小說的價值一度受到懷疑。最有名的當屬1980年12月8日槍殺歌星約翰·列儂的查普曼，作案後，他竟坐在馬路上讀《麥田裏的守望者》，他甚至在法庭上朗誦書中的經典語句，並解釋稱射殺列儂，是爲保護他的純真。而在1981年刺殺里根總統的小欣克利的行李箱裏，人們同樣發現了一本翻爛了的《麥田裏的守望者》。這反而使小說愈加擴大了影響，至今它已成公認的美國現代文學經典，全球銷量超過6000萬冊。

西方文學界普遍認爲，儘管塞林格是個產量低得有點離譜的作家，在他91年的人生中，只有《麥田裏的守望者》《九故事》《弗蘭妮和佐伊》和《木匠們，升起房梁》等少數幾部作品和文集問世，但並不妨礙他的偉大:因爲在凱魯亞克寫出《在路上》的六年前，他已經用《麥田裏的守望者》狠狠地戳了一下既有體制的脊樑；在“垮掉的一代”憤起前，那個叫霍爾頓的“麥田守望者”已經完美地詮釋了“垮掉”的精髓；他還用他的寫作預言了嬉皮士運動的誕生。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塞林格的作品有着特殊意義。《麥田裏的守望者》的引進最早可以追溯到1963年，當時以黃皮書內部資料的方式出版。而真正被中國讀者所熟識，則是在1983年。這一年，灕江出版社推出的施鹹榮譯本。類似“一個成熟男子的標誌是他願意爲某種事業卑賤地活着”這樣的塞氏語句，被幾代人記取流傳，並影響了許多作家的創作。

塞林格更是影響了國內許多作家的創作。作家蘇童坦言，“塞林格是我最癡迷的作家。”“至今還無法完全擺脫塞林格的影響。”評論家謝有順表示，當年徐星、劉索拉的寫作之所以風靡一時，主要得力於模仿塞林格式的語言和敘事方式。而書評人止庵直言，沒有塞林格就沒有王朔和王小波。同樣，《九故事》中的短篇，也因其嶄新的文學樣式，深深影響了餘華、孫甘露等先鋒作家的寫作。

隱遁

和所有渴望出人頭地的寫作者一樣，年輕時，塞林格也一門心思想出名。在大學期間，他曾誇耀自己的文學才華和抱負，並寫信給《故事》雜誌的編輯炫耀。但成功一旦來臨，便很快對他失去了吸引力。他告訴《星期六評論》的編輯，他已經“膩味”了印在《麥田裏的守望者》封皮上的自己的照片，要求在隨後的版本中刪除，還命令經紀人燒掉所有粉絲的信件。

1953年，塞林格搬到新罕布什爾州康沃爾一處佔地90英畝，位於樹木繁茂的山坡上的新家。這年的秋天，他結識了一些當地青少年，並允許其中一位女中學生對自己進行採訪。他以爲採訪將發表在當地報紙的高中頁上，結果文章作爲專題發表在社論版上。塞林格覺得上了當，毅然斷絕了與那些青少年的交往，並且在自己住所的周圍建起六尺半高的圍欄。

此後他很少向新聞界發表講話，發表的作品也越來越少，很快就完全停止。他最後出版的作品是《哈普沃茲16，1924》，這是一部長約2.5萬字的短篇小說，佔據了1965年6月19日的《紐約客》整18頁的篇幅。他的小說《康涅狄格州的維格利大叔》曾被改編成電影《一廂情願》，這部電影如此糟糕，以至於塞林格此後再沒有出售電影版權，即使連大導演斯皮爾伯格改編《麥田裏的守望者》的請求也未能倖免。此後，無論是電視、電影還是舞臺劇，他都拒絕轉讓版權，即便是出版相關有聲讀物，也一律不同意。

然而越是如此，塞林格就越受關注。在1961年登上《時代》雜誌封面之後，跑到小鎮上找他的記者越來越多。不過對他來說，他必須要像母雞保護小雞一樣保護自己的隱私，爲此不惜與人頻頻打官司。

誠如《紐約時報》評論說，塞林格花了比大多數人擁抱世界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逃避它，他的難以捉摸更增加了他的神祕。關於塞林格的隱遁，一直是無數人討論的熱門話題。或曰塞林格已經“入禪”，或曰是“江郎才盡”的表現，有人猜測，二戰期間從事的反間諜工作的經歷，使他喜愛“潛伏”；有人認爲，他故弄玄虛，刻意製造神祕感以形成某種“傳奇”效應；有人揣摩，他是在履行霍爾頓的心願:“一間在某處自己造的小屋，在那裏度過餘生，‘遠離’和別人該死、愚蠢的對話。”還有人說，是人們對年少輕狂的考爾菲德的誤讀，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塞林格的內疚。他的“拒絕”，是爲了避免再次誤讀以及對原作的扭曲。

塞林格的隱遁，亦不妨看成是一種“守望”的姿態，這是他一生堅守的信念。在這個意義上，有評論認爲，塞林格的守望正是對人們的一個提醒，提醒着庸常的人們停下來想想自己最初的夢想和信念:你長大了，你可曾還在“守望”自己的夢想？

寫作

塞林格的隱遁，並不能阻止其個人隱私被點滴透露。1998年，女作家喬伊斯·梅納德出版回憶錄，披露了她和塞林格在20世紀70年代持續10個月的情緣。兩年後，塞林格的女兒瑪格麗特著書，寫了自己和父親的關係。梅納德的回憶錄中說，塞林格有極強的控制慾，對飲食非常挑剔。而塞林格的女兒瑪格麗特則說，父親以自我爲中心，經常辱罵母親，他還對禪宗、印度教吠檀多派、基督教科學派等充滿狂熱。

“塞林格迷”們自然還特別關注，塞林格是否一直都在寫作。在沒有任何實際證據的情況下，各種說法層出不窮:他已經多年都沒有寫過一個字；或者像在斯蒂芬·金的小說《閃靈》中的作家那樣，反覆地寫着相同的句子；或如果戈理臨終前那樣，大量寫作，然後又都付之一炬。見證人的敘述多少給了人們一些希望。梅納德曾見到整架整架的筆記本，其中都是格拉斯家族的故事，她相信塞林格至少有兩本新小說單獨鎖在一個保險櫃裏。而塞林格也曾在僅有的一次和《紐約時報》記者的簡短對話中，提及過不發表任何東西所帶來的“絕佳的安寧”，聲稱“我喜歡寫，我愛寫，可我只爲自己寫，純屬自娛”。

瑪格麗特的記述也從一個側面暗示了塞林格可能還有未發表的作品。書中寫道，塞林格對他的文稿建立了一套精密的歸檔體系——紅色的標記表明這本書可以按目前的樣子不做修改發行，藍色的標記表明這份手稿必須再經過編輯。但所有的這些說法都無實證，有學者“懇求”塞林格，“請您向我們保證，如果您一直以來真的在寫的話，它們將終有一天印成鉛字——至少在我們有生之年。”

隨着塞林格的去世，他到底留下多少遺作已經成爲外界關心的話題。《斷背山》的作者安妮·普魯表示:塞林格這50年來有寫作強迫症，這可能意味着他身後會湧現一大批作品。另一位美國女作家喬伊斯·卡羅爾·茲也認爲:塞林格無法忍受批評家們的各種惡評，所以他要是願意再寫，情願爲抽屜寫也不要爲出版寫。他到底留下多少著作無從所知，但它們肯定存在，且是非常特別的遺產。目前沒有任何關於塞林格新作的出版消息。不過可以期待的是，倘使沒有銷燬遺作的事情發生，這個疑問很快就會被解開。

本文摘自《普魯斯特的凝視》，傅小平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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