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和美國的建交歷史上，曾經頗爲艱難。中國從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努力打破堅冰，從官方到民間，無數次的嘗試，從1955年開始的非建交狀態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到1970年，毛澤東邀請埃德加.斯諾登上天安門比肩而立參加國慶節觀禮，到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最後水到渠成，1972年，中美正式建交。

這其中，多少曲折和艱辛不足爲常人道也。當然，這裏面一些故事也耳熟能詳了，但有一次沒有成功的非外交官方行爲，甚至是付出了數十人的犧牲代價的“外交嘗試”，卻很少有人提及。

1970年的天安門觀禮臺上的毛澤東和斯諾

1949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中共在外交上實行“一邊倒”的政策，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和蘇聯保持一致。

1953年3月，中朝美韓國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那場”最寒冷的戰爭“落下了帷幕。

1954年4月，在討論朝鮮和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首次以中國總理的身份在國際舞臺上亮相。

1955年4月，以周恩來爲首的中國代表團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上擴大了中國的國際聲譽。

1955年，萬隆會議周總理震驚世界的風采

在日內瓦會議後，周總理曾經在一定範圍內提到對蘇聯外交活動的看法和對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思路，其大意是：蘇聯莫洛托夫式的外交活動死板、僵化，而且還有民族沙文主義的傾向，爲此，中國應該謀求自己獨立的外交戰略和風格。

蘇共二十大（祕密報告）

1956年2月，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批斯的同時，也承認了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的國際關係理念；而此時，中蘇關係已經有了明顯的裂痕。

中共八大

此後，中共中央及周總理開始調整中國的外交戰略，其要點是獨立地和世界各國打交道，而且擴大與西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中東國家的交往，儘量對當時還沒有和中國建交的國家開展工作，特別是尋找和美國接觸的機會，爭取建立和改善關係。作爲行動步驟，則實現以人民外交、文化交流先行，打開渠道。

1956年7月至12月，中國派出了88人的大型中國文化藝術團巡演美洲，分別在智利、烏拉圭、巴西、阿根廷等國引起了轟動。但是，此次藝術團出訪的最重要的任務目的，爭取進入美國，卻沒有實現。更令人扼腕的是，在訪問演出結束，取道蘇黎世經布拉格回國途中，中國文化藝術團副祕書長李德椿（時任中調部二局副局長）等10人因爲飛機失事犧牲。

把時間再撥回到一年前的1955年。

1955年7月，在法國進行訪問演出的中國藝術團團長張致祥（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由《巴黎文學社》社長莫.索利亞和比利時文化交流中心經理儒斯曼作爲中介，和當時在美國百老匯有點小名氣的《人人歌劇團》的團長布林簽訂了一份《聯合聲明》。該聲明大致爲：中國方面邀請《人人歌劇團》到中國演出美國的音樂劇《波吉與白絲》，而美國方面則承諾邀請中國的一個藝術團去美國演出。恰該年還是世界著名的文學家、美國偉大詩人惠特曼的詩集《草葉集》出版100週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將其列爲當年紀念世界文化名人的重要活動。

張致祥（原名管亞強，管仲後裔），1949年開國大典天安門佈置負責人

1955年8月，由中國翻譯家楚圖南先生以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會長的名義，代表中國紀念《草葉集》出版100週年紀念活動的籌備委員會向美國的6位著名文化人發出邀請：歡迎他們到中國參加11月在北京舉行紀念會並邀請他們在中國參觀訪問。中國首先向美國表示了友好和希望接觸的願望。

在那個時候的國際形勢下，事情顯然不會順利，杜勒斯控制的美國國務院沒有批准美國公民和演出團體來中國的申請，布林爲此向中國方面表示了“十分遺憾”。另外一位美國文化人W.弗蘭克在其訪問中國的申請被美國國務院拒絕後，更是投書《紐約時報》，批評杜勒斯的“極權主義”，沒有“遠見和眼光”。

杜勒斯與艾森豪威爾

這些事情當然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表示，看來美國人還是願意和中國交往的，但是美國國務院在杜勒斯控制下，力圖封鎖中國，一定要想辦法突破，總會有機會，不要放棄，還要努力。

楚圖南

1956年2月，中國派出了以包爾漢爲團長的中國文化藝術團共76人赴埃及、蘇丹、埃塞俄比亞、敘利亞、黎巴嫩訪問並獲得成功；同時也在籌備派出藝術團出訪當時還沒有和新中國建交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但是主要的民間外交出訪活動是南美，最終目的是要“相機進入美國”，爲此組建了中國藝術團，團長則由周總理選定爲楚圖南。選擇楚圖南作爲團長的理由是：當時其中共黨員的身份沒有公開，是中國知名的文化人，又是《草葉集》最早的中文翻譯者。曾經在1946年7月，李公樸和聞一多在昆明遇害後，時任民主同盟雲南支部主要負責人的楚圖南曾經被美國駐昆明領事館接待“避難”，同時被美國領事館接待的還有張奚若、潘光旦、費孝通等被美國認爲是“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的代表，而且楚圖南還代表民盟向美國駐昆明的領事羅司先生就民盟的政治主張、對李聞案件的看法以及對美國在華政策等問題多次表示過意見，並在以後也和羅司先生有過聯繫和交往，因爲這些背景，進入美國的可能性會大一些。

而楚圖南自從事文化外交工作以來，和智利的著名詩人巴勃羅.聶魯達、智利社會黨領袖薩爾瓦多.阿連德、阿根廷著名作家貝爾納多.克爾頓、巴西著名作家喬治.亞馬多（另有譯作：若熱.亞馬多）等建立了良好的個人友誼，並通過他們在南美舉行過介紹中國文化藝術的展覽會、接待中國的來訪者等，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楚圖南彼時身份是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是新中國首屆政務院部長級成員，還是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有資格和到訪國的參、衆兩院打交道。按當時的說法，楚圖南的身份和地位“可高可低，可官可民”，非常適宜出訪這些暫時還沒有和中國建交的國家。

1955年，楚圖南已經率領過藝術團到芬蘭、丹麥、瑞典、挪威以及當時還沒有和中國建交、並且有美軍軍事基地的冰島演出訪問，見到了冰島總統，取得了在這些地區進行工作的經驗。

趙渢

藝術團副團長兼藝術指導是趙渢，趙渢後來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早在40年代，楚圖南擔任民盟雲南省支部主要負責人時，趙渢是祕書長，1946年7月還有一起在美國領事館避難的經歷。藝術團主要演員包括京劇界的李少春、張云溪、袁世海、張春華、杜近芳、雲燕銘等，音樂界的劉淑芳、魏啓賢等，以及王鐵錘等民樂演奏家，舞蹈家則有趙青、劉慶棠、安聖子等，都是當時中國中青年藝術家中德名才藝冠蓋一時的佼佼者。

考慮到所出訪的地區是美國的“後院”，多數國家與新中國沒有建交，而且還和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保持着所謂的“外交關係”。爲了適應在複雜條件下進行工作，在中央機關有關負責同志的安排下，中調部二局副局長李德椿擔任藝術團的副祕書長，由中央機關安排的俞林等同志和對外文協抽調的通曉英、法、西、葡等語言的工作人員組成工作班子，負責藝術團的交通、安全、保衛、聯絡（特別是與當地華僑的聯絡）等日常工作。藝術團中還有《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記者。在中央機關某部門工作的王力（就是在“文革”期間名噪一時的人物）也擔任了藝術團副團長兼祕書長，主要協助藝術團收集和總結資料。

選定的節目有《三岔口》、《雁蕩山》、《秋江》、《拾玉鐲》、《小放牛》等。根據以往的經驗，外國觀衆對孫悟空這樣的“猴戲”興趣頗濃，因此準備由李少春主演其拿手戲《大鬧天宮》；在民樂演奏上則安排了笛子獨奏《放風箏》這種表現年輕人在春日裏美好心情的節目，還有琵琶獨奏中國古曲等節目；在聲樂方面則安排了在外文和演唱方面都有很高造詣的劉淑芳擔任主要角色，而且準備到南美后學習當地的民歌並演出，後來傳遍中國的阿根廷民歌《小小的禮品》、智利民歌《紅色的戈比葉》、根據西班牙名曲重新填詞的古巴民歌《鴿子》都是當時在當地學習、演出並帶回國的節目。

京劇名家李少春的猴戲扮相

中央對此次負有特殊使命的中國文化藝術團的組建極其重視。周總理親自審定了人員，在天橋劇場審查了全部演出節目，並和全團同志談話到深夜。特別交代藝術團的領導：藝術團要接觸各國的各社會階層，從平民百姓到國家元首，都以禮相待，對一些在當地有影響的重要人物、文化名人、華僑領袖要重點拜訪和交往，對各國的黨派和社會團體、宗教界人士，只要願意，都可以交往，甚至對國民黨政權派駐的“外交官”，也要以個人身份私下、間接地做些工作。周總理還和藝術團的領導就如何爭取藝術團進入南美的簽證、如何爭取進入美國、如何對待美國在南美各國的使館、美國在南美的公民等問題都有詳細的指示和交待。

1956年7月27日，周總理在和平賓館出席專門爲藝術團全體成員餞行，並作出指示：

一定要爭取出去，能夠演出就是勝利；要通過演出交流文化、結交朋友。周總理還端起酒杯，滿懷深情地對大家說：壯哉此行，預祝藝術團演出成功，等待你們凱旋！

1956年7月29日，中國藝術團88人離開北京，取道莫斯科、布拉格，經瑞士赴南美，第一站是智利的聖地亞哥。據當時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羅青長後來對楚圖南迴憶：周總理一直關心藝術團的行程，特別是從瑞士起飛開始赴南美的航程後，一直在關心藝術團的安全，直到深夜從外電獲悉藝術團安全抵達後才休息。

但藝術團進入南美首先在簽證上就遇到阻力，除了烏拉圭以外，智利、巴西、阿根廷政府最初都一度甚至二度拒絕給通過經紀人申請進行商業演出的藝術團入境簽證，後來經過多方交涉，終於獲得簽證，由於印度和南斯拉夫使館的幫助，藝術團的主要領導還獲得了外交簽證。藝術團終於抵達到達南美之行的第一站，智利聖地亞哥。智利社會黨領袖、參議員薩·阿連德到機場迎接，並親自開車將老朋友楚圖南送到市中心的旅館。

就國際環境而言，當時藝術團抵達南美的時候，正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開始對斯大林的批判和反思，不少人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疑問和困惑，人們關心：中國是什麼樣子？中國的命運如何？藝術團就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進行訪問和演出的。藝術團到南美的第一次活動是全團向在聖地亞哥市中心的智利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有智利“國父”之稱）奧赫金斯的銅像獻花圈，表達了對智利人民和智利民族英雄的尊重。這樣看來一件普通的活動，卻在當地產生了巨大反響：這使國民黨政權的“使館”散佈的藝術團是來進行“顛覆”、“輸出革命”的謠言不攻自破；使很多對中國還不瞭解的朋友開始通過藝術團的活動重新認識中國。

1956年8月20日，藝術團在智利開始訪問南美的首次演出，伊巴涅斯總統出席開幕式並觀看了演出，接見藝術團領導成員。

1956年8月20日到10月25日，在南美四國的五個城市共演出58場，直接觀衆14萬6千多人；通過電視觀看的則在100萬人以上。在南美引起了“中國文化轟動”。

歌唱家劉淑芳在出訪演出中留影

在文化藝術的國際交流上取得了空前成功，這只是第一步，藝術團的最終任務是尋找機會，爭取進入美國。爲此，還沒有出發前，藝術團就收集了許多資料，涉及美國政府、議會機構的運作模式，楚圖南還特別注意可能要打交道的各方面人員的情況，例如擔任美國教育部部長的是一位女性，楚圖南重點研究她的經歷，研究將來可能和她打交道的各種預案。另外，還研究了應對美國簽證申請種種對策（例如，對方要求按手印，當如何處理：按不按？按了要不要抗議？抗議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等。

藝術團到南美后，採取了主動和美國人接觸的姿態。所到之處，一律向美國使館送票邀請看戲。對方的反應是：美國駐智利大使退回所送的票，但附信表示了感謝；美國駐巴西大使打電話表示不能出席，但致謝意；美國駐烏拉圭大使的夫人和使館官員來看了戲；美國駐阿根廷使館也有官員來看戲。這些情況及時傳回了國內中央，領導層有這樣一個共識：由杜勒斯控制的美國國務院，雖然敵視中國，但是，美國的外交官並非鐵板一塊，不少人其實還是願意接近、瞭解中國的。

爲配合中國文化藝術團的使命，同時，周總理領導了另一個層面上的外交攻勢。

1956年9月22日，在華沙舉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上，中國方面提出了一項《關於促進中美兩國人民來往和文化交流的聲明》的草案，該草案提出，“爲了促進中美兩國人民間的相互瞭解，爲了恢復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兩國）將各自主動採取措施，清除目前阻礙兩國人民自由來往和進行文化交流的障礙”，力圖通過外交手段掃清藝術團進入美國的障礙。這樣一個友好的建議卻遭到了美國方面的拒絕。其原因除了美國頑固推行杜勒斯的“冷戰”和敵視中國的政策以外，也由於當時發生了波蘭的波茲南事件，而後來周知的匈牙利事件已經在醞釀之中，美國和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立日趨尖銳。10月匈牙利事件爆發，蘇聯面臨西方的責難，而中國在當時又支持蘇聯在匈牙利採取的行動。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藝術團雖然經演出經紀人和印度、南斯拉夫等國使館的努力，但是仍然沒有獲得去美國的簽證，美國喪失了和中國改善關係的一次重要機會。由於同樣的原因，一些國家掀起了反對蘇聯的浪潮，藝術團沒有實現去墨西哥和希臘演出的計劃。

50年代，王炳南大使爲首席代表的中美大使級談判一景

藝術團在南美還通過各種途徑設法和美國的新聞界接觸、以及美國的一些知識界人士，其中有教授、舞蹈家、醫生等，他們的態度比記者要好，更願意和中國交往。其中還有一位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授表示願意爲中國藝術團去美國演出牽線搭橋。藝術團在巴西聖保羅演出時，和藝術團同住一所旅館的200多名美國人中，有180多人買票觀看演出。

藝術團在海外活動中，統戰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藝術團所到的五個城市中，約有華僑3200人，其中約有1200人突破了國民黨政權“大使館”的恐嚇和阻撓，觀看了演出。藝術團還通過訪問、會見、招待會和宴會等活動與200多位有一定聲譽和地位的華僑接觸。如與布宜諾斯艾利斯僑領李玉堂先生建立起了關係。李先生早年曾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後來在南美定居。他的學生遍及僑界，有的還在阿根廷政府中擔任高官和國會議員，國民黨政權駐阿根廷的“大使”也對李玉堂先生執弟子禮。李玉堂先生動用了他的影響，促成當過他的學生的阿根廷教育部長會見藝術團的主要領導，有機會讓藝術團的領導向阿根廷政府官員說明新中國的情況和願意發展友好關係的願望。李玉堂還把國民黨政權駐阿根廷的“大使”找到家裏，告訴他：新中國成立才7年，藝術團就到南美最豪華的科隆大戲院演出，在南美各國引起轟動，在南美的中國人從來沒有這麼揚眉吐氣過。問他作爲中國人，是應該高興還是阻撓？該“大使”十分汗顏，向李玉堂先生表示，他看到國民黨政權“氣數將盡”，不想再當這個“大使”，打算終老海外算了。

1956年10月底結束了南美四國的訪問演出後，因爲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匈牙利事件帶來的衝擊，去美國、墨西哥演出的計劃擱淺，藝術團從南美飛回瑞士的伯爾尼，一方面進行初步的工作總結，也讓演員們休整，同時爭取去希臘演出的簽證。這時，伯爾尼也在11月初發生了反對蘇聯出兵匈牙利的示威，繼續演出是不可能了，藝術團決定回國。所走的路線是從瑞士的蘇黎士飛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再轉莫斯科回國。由於藝術團人數多，所以分四批離開蘇黎士。前三批是藝術團的主要領導和演員，在前三批人員到達布拉格後，最後一批是李德椿等十名工作人員預定在11月24日從蘇黎士起飛到布拉格。

噩耗在最後一批工作人員的行程中傳來。一架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的班機於11月24日下午6點15分從蘇黎士起飛，起飛後三分鐘起火，隨即墜落在瑞士邊境靠近西德的地區。飛機上除了乘務員外，有中國公民十人和捷克“班尼克”冰球隊的十幾名隊員，還有從中國訪問歸國的一位玻利維亞生物學家。

飛機失事後，瑞士方面的善後安排是將遇難者遺體全部集中火化，然後平均分送骨灰。這樣一種“死亡者人人平等”的安排遭到中國方面的拒絕，中國駐瑞士使館堅持要找回十具中國公民的遺體，並分別裝殮送回中國，爲此，中國使館派出了彭華、王乃成二人到事故現場辨認遺骸，同時也是爲了找回藝術團的資料文件等。整整持續了三個晝夜。由於飛機在空中爆炸，遇難者遺體已經支離破碎，藝術團工作人員鄧子若的遺體是在一節斷手的結婚戒指上有其妻子名字“陳淑堅”才辨認出來的，其隨身攜帶的皮包上依然可見斑斑血跡和肌肉殘骸；演員吳鳴申則是根據一條皮腰帶上龍的徽記辨認的；兩位同志還不斷打電話問及犧牲人員的衣着、特徵等。

十位中國團員的遺體裝棺運回布拉格後。1956年11月30日在捷克國家火葬場火化，曹瑛大使和使館及駐捷克機構的代表，捷克外交部副部長，文化部一位司長，及其他捷克方面表出席了火葬儀式。隨後，十位烈士的骨灰空運回國，公祭後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陳毅同志書寫墓碑，表達了永遠的懷念。

而這次中國文化藝術團的使命，也以此劃上了句號。

烈士名單：

李德椿、俞良、饒其豐、張槐根-中央機關工作人員；

鄧子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工作人員；

吳鳴申、張春來、劉又春-中國京劇院演員；

蔣文林、王文華-中國京劇院舞臺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