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首個家庭臨時收容所於九月在克羅伊茨貝格開放。 柏林首個家庭臨時收容所於九月在克羅伊茨貝格開放。 | 攝影：Doris Spiekermann-Klaas

她有兩個鐘頭時間去收拾重要物品。之後安娜·諾瓦克和她的三個孩子就不允許再踏入家門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作者: 瑪麗·羅弗爾坎普（Marie Rövekamp）

聖誕節到來前的四天，她最後一次被允許進入原來的住所。水槽的玻璃杯殘留着一圈咖啡漬，籃筐裏的麪包黴點斑斑，窗臺上，暗紅的玫瑰已凋謝多時。現在是上午十點。樓下，一輛搬家公司的貨車正停在路邊。

在十二點之前的這段時間，安娜·諾瓦克不得不把她的生活像零件一樣拆卸開來，從牆上取下，裝箱打包，搬到樓下，一一帶走。儘管眼下寄宿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任何傢俱。就連多餘的紙箱都絕無可能。

隔壁的兩個女人過來幫忙，其中一個把一疊兒童毛線衫從五斗櫥裏取出，塞進一隻藍色的垃圾袋。另一個正在用報紙包裹一隻足球獎盃。安娜·諾瓦克怔怔地看了一會兒，“是不是很心酸？”她問道。

衣裝整潔的流浪者

化名安娜·諾瓦克的主人公，希望在文中隱去自己的真實姓名。三十九歲的她一身黑色裝束，黑T恤，黑色連褲襪，黑球鞋。爲了不影響幹活，她把頭髮紮成一束馬尾。父母和朋友對她正在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也不清楚三個星期前她和她的孩子們已經被人掃地出門。

現在，她帶着孩子住在萊尼肯多夫（Reinickendorf）一家臨時收容所，他們可以在那裏待到二月初。之後怎麼辦，她不知道。

那些裹着睡袋蜷縮在大街上或是長椅上無家可歸的人，只是看得見的一小部分。在臨時收容所和集體安置點（Gemeinschaftsunterkunft）過夜的，是一個遠比這更大的羣體，而且人數越來越多。2016年，柏林的無房人口相比上一年幾乎翻了一番，達到三萬人之多。

據市政府估計，柏林去年至少有5萬人無家可歸。專家稱，他們當中許多人都衣衫整潔，從外表上看不出是流浪者。安娜·諾瓦克便是其中之一。

“我覺得無地自容，沒有比這更糟的了”

第一次見面約在克羅伊茨貝格的一家咖啡店，那是在她十一月底被掃地出門後不久。爲了接受採訪，安娜·諾瓦克特意修飾了一番。一頭棕色的長髮光潔順滑，臉上化過妝，塗了睫毛膏，畫過眉，修了指甲，身上穿着一件白襯衫。

她不想讓自己看上去像個居無定所的女人，用她的話來說，像個“廢柴”。但今天安娜·諾瓦克“沒力氣”化妝。沒力氣，是她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我覺得無地自容，抬不起頭來，再沒有比這更糟的了。”安娜·諾瓦克說，“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搞砸了。”

隔壁鄰居和搬家公司的兩個工人把一張米色沙發，一張餐桌，還有書架和一摞相冊從客廳搬到樓下。房間裏還剩一角沒有清理，一條淺棕色的簾子擋在那裏。

安娜·諾瓦克拉開簾子，眼前出現了一張無比寬大的桌子，上面是堆積如山的紙片，信件，匯款單，表格，邀請函，特價商品宣傳單，購物小票。被簾子遮起來的“小山”足有半米高。這些紙片是她人生故事的註腳。它們能夠解釋那些被就業中心扣發的救濟金，欠了一屁股的債務，以及她爲何會被勒令搬家以至於流離失所，爲何去年一年在七零八碎的無謂消耗中顧此失彼，把日子過得如此狼狽不堪。

講述讓她感到疼痛

等什麼時候有空了再去處理吧，當時她是這麼想的。她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偏偏出了問題。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她和她的三個孩子無家可歸，蝸居在臨時收容所的一間斗室，她很難開口講述。一說到這裏，她就忍不住掉淚。她用手按住自己的腹部，因爲講述讓她感到疼痛。

對於類似這樣難以置信的故事，維奧拉·施羅德（Viola Schröder）已經見多不怪。“很多時候，如果及時求助的話，這種情況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們出於恐懼和羞愧而沒能採取正確的應對措施。”

維奧拉·施羅德是柏林首個家庭臨時收容所的負責人。這家收容所是在去年九月剛剛設立的，因爲市內有越來越多的流浪家庭湧入常規的收容站點要求投宿。全市到底有多少無家可歸人口，沒人能說得清楚。沒有人做過這方面的統計。大概有百分之六十是歐盟公民，大多來自保加利亞或羅馬尼亞，還有百分之四十是德國人，她說。

他們當中有一個帶着孩子的警察，一位從巴伐利亞來到柏林尋找工作卻屢屢碰壁的父親，一位懷裏抱着嬰兒的母親。“還來不及想，就流落街頭了。”維奧拉·施羅德說。

這些家庭可以在收容機構裏暫住兩到三週，收容所共有三十張牀位，總是人滿爲患。由於僧多粥少，很多提出申請的家庭被拒絕入住。

倉惶離家

克羅伊茨貝格，萬格爾大街12號，一樓：房間裏的陳設很簡陋，鋪着綠牀單的木製雙層牀，一張不大的桌子，兩把椅子，一個櫥櫃。臨時收容所是一個庇護之地，意在讓流離失所的家庭在政府的幫助下重新走上正軌。家長們可以在這裏，處理政府部門寄來的材料，填寫表格，找住處。“有些人來的時候零零散散帶了好幾百頁文件。”施羅德說。

孩子們則不會被家長們的憂慮所幹擾。除了兩名社工以外，這裏還有兩名再社會化指導人員，她們會帶着孩子們一起烤蛋糕，做手工，或者畫畫，同時注意觀察小傢伙們的養育狀況，是不是蓬頭垢面，破衣爛衫，身上有沒有散發出難聞的味道。

許多家庭經由這裏被介紹到救濟院。剛剛帶着孩子在收容所度過一晚的安娜·諾瓦克便是這種情況。“我們今天得到別的地方過夜。”在把兒子亞歷克斯和巴爾圖茲從學校接出來，送到克羅伊茨貝格的路上時，安娜·諾瓦克對他們說。寶琳那天正好生病了，沒去幼兒園。被趕出家門後，她立刻寶琳她帶到隔壁鄰居家。

那是十一月裏的一天，他們一家四口被迫離家時只帶了揹包，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麼也沒拿，沒有換洗衣物，沒有睡衣。安娜·諾瓦克整個人完全懵了，忘了要收拾東西，就連她自己的證件也被落在了家裏。

寶琳想念她的玩具和房間

一月初一個有霧的夜晚。被迫在外留宿，從原計劃的一個晚上，變成41個晚上。萊尼肯多夫收容所的小房間裏，放着一張木製的雙人牀，媽媽帶着寶琳睡在上面，兩個男孩子睡上下鋪。

他們有一臺冰箱，一張上面放着四個盤子和四個杯子的白色桌子，兩把塑料椅，一個白色的衣櫃。“媽媽，我把那個拿上，”巴爾圖茲一面說，一面伸手去夠廁紙。“沒有比這更丟人的了”，他媽媽說。她指的是手裏攥着一卷衛生紙穿過走廊去上廁所。這裏的八戶人家共用三個廁所隔間，四個淋浴頭，一間廚房。

安娜·諾瓦克望着小女兒寶琳，她正把自己的髮辮繞在手指上玩。

“你覺得這兒好嗎？”

“嗯，好——。”

“你想念我們原來的房子嗎？”

“嗯。”

“你想念什麼呢？”

“我的玩具和我的房間。”

“你最想念什麼？”

“粉紅色的壁紙，以前我在家裏都是一個人睡覺。”

“你去看看哥哥們在幹嘛，”安娜·諾瓦克對寶琳說。她不想讓女兒看到自己抹眼淚。

孩子們有太多夢想要實現

安娜·諾瓦克1978年5月7日出生在波蘭，她在那裏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學，學的是經濟學專業，畢業後做了項目經理。後來她戀愛了，先是和亞歷克斯（9歲）和巴爾圖茲（8歲）的父親，後來又遇到寶琳（4歲）的父親。她追隨第二個男友來到德國，但在懷孕期間兩個人分手了，2013年她從鮑岑（Bautzen）搬到柏林。

寶琳一歲大的時候，她重新出去工作，起初在一家大酒店做流程優化。因爲總是很晚才下班，到家時孩子們都要上牀睡覺了，她覺得自己愧對他們，是個不稱職的母親，於是就辭職了。她原本想休整一段時間，等過幾年孩子們稍大點再出去工作，“然後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喫救濟的日子比原想的要長許多。”

接送孩子上下學，去興趣小組學編程，開家長會，每週四次送亞歷克斯和巴爾圖茲去上足球課，每週兩次送寶琳去學街舞。每逢週末還有球賽，或是孩子們的生日派對。安娜·諾瓦克試圖獨自應對一切，不讓任何人知道她在領救濟金的事。

她羞於承認自己無力爲孩子們的夢想埋單：交培訓費，買球衣、足球，還有交通費。“我從沒把自己看做是那種喫救濟的人，”她說。她也不想被別人看成這種人。

柏林首個家庭臨時收容所於九月在克羅伊茨貝格開放。 柏林首個家庭臨時收容所於九月在克羅伊茨貝格開放。 | 攝影：Doris Spiekermann-Klaas

丟進角落的信件

2017年春天，問題來了。青少年福利局停發了她的育兒補貼，這項補助是她和寶琳的父親分手後，作爲從外地遷居柏林的單身母親申請到的。三年來一直有一位福利局派來的社會教育工作者在育兒和家務方面爲她提供幫助。

安娜·諾瓦克覺得，即使不依靠別人的幫助，她也有能力應對生活。但沒想到六月份的時候，面對越積越多的信件，她已經疲於應付，週轉不靈。她把那些文件統統丟進牆角，拉上簾子。等有空的時候再說吧，她想。

隨後發生了這樣那樣的事，以至於她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機會。於是直到今天，在整整七個月後，她才得以把那些已經多得數不過來的紙片、信件和表格拾掇起來，匆匆忙忙塞進箱子，大大小小總共裝了九個紙箱跟盒子。一團亂麻終於被分成了幾團。

去年七月份，就業中心發來通知，讓她務必按預約時間去面談。但安娜·諾瓦克生病了，稀裏糊塗中交錯了表格。隨後是第一次處罰，部分救濟金被扣除。她提出了申訴，但又不符合規定程序。她應當馬上去就業中心簽到，但因爲一個孩子得了肺炎，她沒能去成。二次處罰接踵而至。

這一次，救濟金被降到了最低限度。據她自己回憶，“大概兩百歐元左右”。她很害怕和就業中心的人打交道。她不想去那個地方，不想坐在那裏聽工作人員數落自己又做錯了這個那個。她乾脆對他發來的那疊傳喚之不理。

“你會丟三落四，忘記赴約”

“你知道嗎，人有力氣的時候，做什麼都不在話下。可一旦力不從心就難免頭昏腦漲，丟三落四，忘記赴約。”她說一口流利的德語，一面用袖子抹去淌到眼睛下面的睫毛膏。“人失敗得越多，就越是不堪一擊。”

後來她發現，自己一直打不起精神。她病了。抑鬱症。安娜·諾瓦克想接受治療，她希望能儘快振作起來，必要的話就服用藥物。

2017年8月，安娜·諾瓦克沒能交上房租。9月，10月，11月同樣如此。物業部門不接受分期付款的方式。她不知道自己該去向誰求助。11月中旬，要求騰退房屋的起訴書寄達了她的信箱。兩週後，五個男人出現在她的門前，他們換了鎖，限她二十分鐘內收拾東西走人。

這或許讓人納悶，及時回信、按時赴約到底是有多難？換句話說，到底經歷過什麼，一個人纔會被這點微不足道的小事逼入絕境？

一開始孩子們總在追問：“媽媽，我們很想念原來的房子，什麼時候才能回去住？”寶琳一直對留在家裏的那個小松鼠圖案的抱枕念念不忘，上面有她的味道，還有家的味道。男孩子們想念自己的球鞋。“回頭媽媽再給你們好好解釋”，她對他們說。而現在，孩子們幾乎不再發問了，他們不再追問她是繼續留在這裏還是搬去別的地方，是不是還能去俱樂部訓練，需不需要轉學，因爲只要一提到這些，他們的媽媽就會特別難過，然後在牀上一動不動地躺一整天。

家？柏林羅伊茨貝格的家庭臨時收容所。 家？柏林羅伊茨貝格的家庭臨時收容所。 | 攝影：Doris Spiekermann-Klaas

剛來這裏的幾個晚上，安娜·諾瓦克一直沒法入睡，牆壁太薄了。住在隔壁的兩個男人整晚賭錢。此刻，外面走廊上有小孩正在跑來跑去，吱哇亂叫，大聲放音樂。“喂，再鬧小心揍你！”不知道誰喊了一句。“砰”地一聲，一扇門合上了。有時候能聽到一個男人打女人，嚎哭和咆哮聲此起彼伏。“這地方不到半夜從來清淨不了。”安娜·諾瓦克說。

亞歷克斯打了個哈欠。夜裏，他和妹妹總是從噩夢中驚醒，因爲敘利亞小孩跟他們講了很多戰場上的可怕場景。自從來了這裏以後，寶琳又開始尿褲子了。巴爾圖茲看了看錶，說：“媽媽，八點了，我們得趕緊睡覺了。”他知道，如果不早早上牀的話，明天在課堂上他又會困得睜不開眼。

亞歷克斯和巴爾圖茲以前總是在學校裏就把作業早早做完了。現在他們倆回來的時候總是無精打采，兩個人趴在黑黢黢的地板上寫作業。房間裏唯一的桌子上放着一隻杯子，裏面插着餐具和牙刷。每當兩個男孩一聲不吭的時候，他們的媽媽就知道，他們準是又在外面受氣了。幾天前，巴爾圖茲在班上遭到同學嘲笑，因爲他很久都沒換過衣服。

政府的救助計劃

按照青少年福利局的規定，當父母面臨無家可歸或業已發生此種情形，其未成年子女並不會被馬上帶離父母身邊。政府部門會根據具體情況採取措施。在日常工作中與青少年福利局頻繁接觸的維奧拉·施羅德解釋說，只有在出現其他嚴重問題的情況下，比如監護人有酗酒、吸毒或性侵兒童的行爲，政府纔會出面進行干預。

“一個無家可歸的女人遠遠不等於失職的母親。”她說，到目前爲止，青少年福利侷限制父母監護權的情況她只遇到過一例。那位父親精神狀況出現異常，主動提出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鑑於柏林無房人口日益增多的狀況，一週前，來自轄區、市政當局以及救助機構的兩百名專家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研究對策。“幾年前，流浪人員仍以35到55歲的德國男性爲主，”來自左翼黨派的福利部委員埃爾克·布萊滕巴赫（Elke Breitenbach）說，“現在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越來越多的家庭加入其中。”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少，相比幾年前增長了多少，對此她不得而知。

市政當局表示，今年將把用於救助流浪人員的撥款提高一倍至八千一百萬歐元，以便臨時收容所能夠容納更多流離失所的婦女和家庭，儘管政府方面對柏林現有的緊急救助機構的容量一無所知，稱只有在各個區進行查詢後才能給出準確數據。

政府表示將立即着手對流浪人口進行統計，同時劃撥更多資金到各個轄區，以避免市民因強制搬遷而舉家流落街頭的情況發生。每個無家可歸者都應當擁有固定住所。然而面對數量有限的福利住房，這樣的目標無異於紙上談兵。鑑於目前的狀況，市政府正在考慮把專門爲難民搭建的集裝箱板房同時也用於安置流浪人員，作爲臨時性過渡。

不買傢俱，先應付着

安娜·諾瓦克所在的這間斗室也屬於這種臨時性過渡。在她的敘述中，這只是一個帶引號的“家”。真正的家對她來說意味着，門鈴板和信箱上印着自己的姓名；能做飯，能烤蛋糕。去年夏天的時候，她想給孩子們做煎餅，但手邊沒有攪拌盆和打蛋器，她只好開車去了以前的鄰居家，在那兒揉好麪糰。她不想添置廚房用具，畢竟他們不會在這裏久住。

“家”，意味着可以一個人躺在沙發上，輕輕鬆鬆地看部電影，孩子們可以在自己的房間裏盡情玩耍。而在這裏他們四個總是不得不擠在一起，無論白天還是晚上。“我很想讓他們到走廊上玩兒一會兒，可是我不認識這裏的人，不敢隨便放他們出去。”她說，“但成天和孩子們待在一起又讓人抓狂。”

安娜·諾瓦克把傢俱和紙箱寄存在一間地下室裏，每月租金250歐。除了兒童補貼和預支的生活救濟金以外，她每月從就業中心領取的錢只有288歐，外加每天25歐的住宿費。除去購買食品，衣物，再加上託班和幼兒園的學費，俱樂部訓練費，她哪來的錢支付地下室的租金？

她不知道。

信用卡已經透支了一點，她還從“熟人”那裏借來一些。孩子們的父親是完全指望不上的，她也不想跟父母借錢，因爲張不開口。在被問到究竟欠了多少債時，她回答說：“大概4000歐吧，還有搬家的錢，還有鬼知道什麼錢。”

她對自己的生活心生厭惡

她有沒有去把裝在箱子裏的紙片和文件認真捋一遍，就像她之前說好的那樣？——沒有，回頭再說吧。二月份她做了什麼？這個月自會揭曉。她或許還能在這兒住上一段，但她不想。有些家庭已經在這裏住了一年有餘。

“沒辦法，我真的考慮不了那麼周全。沒辦法。”說着，她閉上了眼，“我是個無可救藥的人。”

她曾告訴在波蘭的父母，她現在帶着孩子住在某個地方，但沒說只能住到這個月底。她不再去和朋友見面，也不再去送孩子們上學，不再送兩個男孩去訓練和比賽。因爲她再也沒法裝作一切都很好的樣子。“我現在屬於另一個羣體了，那些去流浪者救助中心或是去領救濟餐的人。”她說。

她每月有一次領取救濟餐的機會。“一想到這個我就心情很差，太丟人了。”她在那裏領到一個晾衣夾做的號牌，排在一隊愁眉苦臉的人裏面，告訴工作人員她有三個孩子，大概需要領多少。“上一次我領到兩盒酸奶，四個雞蛋，還有四分之一塊黃油。”之後她縮在牀上一天沒有起牀。

11月被勒令搬家後，安娜·諾瓦克還表示“我會想辦法”，到了1月份，她又說自己沒什麼計劃，不知道該怎麼辦。“拖欠了這麼一大筆房租，我真怕以後再也租不到房子了。”說着，她把目光轉向貼在牆上的一幅聖像，上面畫着迷途者的主保聖人——聖安多尼。“我真怕會一直過着這種與人羣隔絕，一點快樂都沒有的日子，你知道嗎？我沒信心了。”

她對自己的生活心生厭惡。“不吸毒，不酗酒，結果還是掉進底層。”剩下的只有債務，救濟餐，收容所。只有搖尾乞憐。

“你告訴我，我真的這麼沒用嗎？”

原標題：《貧困在德國：無家可歸的柏林一家人》

翻譯：史競舟

版權： © Tagesspiege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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