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29歲女行長掛職副縣長”，人們在質疑什麼？

來源：微信公衆號“俠客島”

近日，“29歲女行長掛職副縣長”一事經媒體報道後，引發社會各界廣泛爭議。1990年出生的九江銀行湖口支行行長楊沁，於今年4月開始掛職副縣長。

應該說，29歲掛職副縣長，僅僅從年齡上看，並不算特別稀奇。前幾年，80後擔任縣長的新聞很是讓輿論關注了一番，他們大多也是30歲左右。

然而，人們質疑也不是沒有道理。

質疑

對於這樣的現象，質疑主要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29歲的副縣長，雖說全國其他地方也有，但絕對是公務員裏的佼佼者，比如名校畢業、高學歷、過往政績優秀、專業技能出衆等。那麼，楊沁是否有足夠的業績，證明其是同輩者中的出類拔萃者？簡單的政府公開信息，並不能說服大多數人。

畢竟，楊沁的履歷都是在銀行，且擔任支行行長也時間不長，實在是很難證明她適合“副縣長”這個職位。

第二，雖說不能“唯學歷論”，但對於年輕人而言，學歷是目前體制內公平衡量一個人優秀與否的一項標準。從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楊沁的第一學歷是通過“3+2”模式（3年中專加2年大專）獲得的大專文憑，本科文憑是工作後通過函授拿到的。

在早已“逢進必考”的官場裏，當年都沒資格報名公務員考試的楊沁，卻一夜之間超越絕大多數同齡人擔任副縣長，圍觀羣衆由此產生不公感，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但凡有點“超乎尋常”意味的幹部任用，人們總是要問一句：是否有裙帶關係？已有信源證實，楊沁的父親的確長期在當地財政系統任職，與楊沁的工作單位多少有關係。楊父是否在其中起作用，是大衆所關心的。

這幾點，都需要當地的相關官方機構下判斷、做結論。目前看，當地市委組織部說她“不屬於公務人員”，不知言下之意是否是“不歸組織部門管”；其所在的九江銀行也成立了調查組，但被網友質疑“自己查自己”、能否擺脫楊父金融系統影響力。

對比

其實，每一次新聞輿論場中出現類似的新聞，只要出現“火箭提拔”四個字，總會讓人有圍觀的慾望。

爲啥？原因之一肯定是，基層幹部晉升本來就非常，非常難。

中國的基層政治體系，是一個典型的金字塔結構。有段子說“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隨便砸個磚頭可能都是處級以上幹部；但在中國更爲廣袤的基層，也就是縣域一級，公務員的晉升空間其實相當有限。

從島叔的調研看，以一箇中等規模的縣（50萬人口計）爲例，處於金字塔頂端的縣委常委大概是11人；常委之外，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加起來，縣處級幹部也就30人左右。

而這樣的縣，一般來說，正科級幹部有200人左右，副科級400人左右，但“股級”幹部會有1800人左右，公務員2500人左右，財政供養人員更是達到一兩萬。

也就是說，即便是這個縣所有的空缺縣級幹部崗位（一般每年3-4人）都從科級幹部中選拔，晉升概率也就1%左右。加上年齡限制，每個基層幹部晉升的年齡窗口也就幾年。

這就意味着，大多數幹部的職業生涯都只能在普通的公務員崗位上工作。能擔任副科級的領導幹部，就算是仕途比較成功的；擔任科級領導幹部，算是心滿意足；當個副縣長乃至於進常委，那就是人生贏家了。

從科員到縣長，理論上只有副科、正科、副處和正處四級。按公務員法，10左右可以晉升完畢。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晉升有很多隱形的“臺階”，比如普通科員提拔到副科，只能幹不太重要的崗位，如鄉鎮武裝部長或副鎮長之類；要提拔爲正科，一般得擔任過副書記纔行。

而在絕大多數地方，“副縣長”這個職位，得至少擔任過兩任一把手纔行（兩個鄉鎮書記、或一個鎮和一個重要局委辦一把手）。而要從普通副縣長到縣長，總得經過“常委”這道重要的坎；擔任過普通常委後，纔有資格擔任常務副縣長或副書記——這兩個職位幾乎是縣長的必由之路。

所以，在基層，按照體制內普遍說法，30歲左右的副科級、35歲左右的正科級、40歲左右的副縣級和45歲左右的正縣級，纔算是真正“年輕”的領導幹部。

當這種“基層晉升難”的普遍感受，遇上提拔速度快的年輕人、尤其是看上去還有點關係的年輕人，對比一定是強烈的。

當然，這裏說的是實職副縣長的晉升之難，“掛職”與此還不完全一樣。在某地調研時島叔拿到一個數據，該縣前幾年曾一次性從企業、高校引進17名高學歷的掛職幹部，但最終留下來的只有4名，絕大多數都將之當作刷“基層工作經驗”的履歷，回原單位提拔去了。但無論如何，對於仕途而言，掛職是一個重要履歷，很可能在今後的提拔中起到作用。

制度

話又說回來，在基層權力結構中有個當官的父親，就一定意味着腐敗嗎？

也不一定，這是很嚴肅的問題，必須相關機構認定纔行，不能隨便下結論。

不過，類似的家庭有意識地培養子女、以符合各種條件、踩着點卡着條件往上走，這是可能的，也是常見的。“給子女安排好、鋪好路”，是不少見的“人之常情”，在一些市場經濟不發達、自主擇業空間小，人們普遍認爲體制內職位待遇更好、更穩定優渥的地區，這樣的情形就更多見。

在調研中我們見過，有的地方，衛生局官員的孩子如果學習一般，大多早早地學醫，進醫院；一些北方城市的電力、銀行、能源等系統，也有“父母退休、子女接班”的“潛規則”。從制度上，這些人可能也是公開招聘、考試進入的；但在條件設置、年齡窗口或其他槓槓上，有人爲操作的空間，可以說是有意識地利用制度合理地“培養”子女，而非簡單地突破組織程序和規則。

我國的幹部管理制度基本上是“下管兩級”的體系，副處級和正處級幹部的管理權限都在市委組織部門。這意味着，在縣域政治的範疇裏，公務員的流動是比較少的。

這種在地方基層形成比較穩定的權力網絡的現象，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尤爲突出。當時《公務員法》還未實施，大中專畢業生也比較少，基層幹部的來源比較多元，包括專業軍人、優秀村幹部、工人、教師等，但無一例外都是本地幹部，這就容易形成盤根錯節的關係。

而據我們的調研看，《公務員法》推行後，公務員的“入口”已經嚴格把關，外地幹部大量湧入全國各地，極大地改變了地方權力網絡，“本地幹部”和“外地幹部”已經成爲很多地方的幹部羣體的基本結構特徵；十八大以後，從嚴治黨的效應逐漸顯現，幹部“圈子”被打破的現象也很普遍。很多基層領導幹部對島叔直言，現如今不能、也不敢“站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