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商幫，其財資之巨令世人豔羨。他們有什麼致富的祕訣？又怎麼從歷史舞臺上消失？

徽商發家的祕訣

徽商致富第一個技巧就是要喫定這徽州的山水。徽州確實是做生意的好地方，自然的產出，放在山外，那就是寶貝。這些寶貝中，以木材最多，需求最大。徽州周邊皆是富庶的州郡，山上有無盡的松木、杉木，運出去，就是金銀。滿山的財富如何變現呢？砍伐、捆紮、裝卸、運輸，無一不需要大的人手，聚族而居的徽州人發揮了家族優勢，一個人的人力和財力不足以販運如此大宗的貨物，就聚合家族成員一起來販運。徽人將原木捆紮爲木排，直接沿新安江而下，直抵需要木材的杭州、蘇州。

集中力量可以辦大事，在人力優勢之下，山河都爲之變向。《婺源縣誌》記載，道光年間丹徒江閘口損壞，水勢過急，影響朝廷糧食漕運，木商戴振申見此，馬上籌集資金，主持閘口重修，完工後江面“如涉平地”，戴振申因此獲得了朝廷的九品官銜。但戴振申爲了使水速平緩，將河流閘口變寬，水位下降，最終造成嚴重的淤塞，使喫水深的糧船難以通行，而喫水較淺的木排則暢通無阻，且降低了碰撞的風險，結果這段水路成了徽州木商的專屬通道。

有實力的商團，更容易接手“政府項目”，完成資本積累的徽商常常與朝廷合作。

徽商賈而好儒？

許多富商是有一個“儒夢”的。

歙縣富商黃崇德，年輕的時候從儒，頗有才名，但科場一再不第，其父就勸他說：“象山之學，以治生爲先。”聖人陸九淵的學問，講究的可是先養活自己。黃崇德聽聞此言，立即放下‘四書’‘五經’，拿起行囊算盤，投身商場，成了一名富商。歙縣人江遂志，本來要用科舉揚名立萬，但家道中落，教他的先生勸他，時不我與，年輕的時候與其看運氣等科舉，不如出去發財，於是乎又一個儒生成了富商。

這些“半路出家”的商人，大概是難以忘懷曾經的理想，一些人成了富豪後，又重拿起書本。不論是先儒後商還是先商後儒，總之徽州商人是忘不了儒。其實，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儒後面的 “官”。《二刻拍案驚奇》中諷刺徽商說，“徽州人有個癖性，是烏紗帽、紅繡鞋，一生只這兩件事不爭銀子，其餘諸事都要吝嗇了”。能通過自己學習考上科舉固然好，如果自己考不上，那花銀子辦書院，讓自己的子孫、族人考上也行。

徽商對烏紗帽的癖好，也不能全怪他們就是 “官迷”，畢竟在傳統社會，爲官是光耀門楣的正途，更何況，當了官還可以免去自家的稅務，拿政府項目也更方便了。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徽商都應該有足夠的熱情去追求那誘人的“靴帽”，所以，徽州儒商的代表，就是那位戴着紅頂的鉅商胡雪巖。

徽商去哪兒了

康熙年間，清政府認爲徽商購糧會造成“糧倉”——湖廣地區糧價飛漲，於是做出了對徽商“限購”的規定。一個商幫能直接影響幾個省區的糧食價格，可見徽商鼎盛時，其財資之巨令人瞠目。但擁有如此鉅額財富的徽商在近代中國似乎銷聲匿跡了，他們去哪裏了？當徽商的財富消失，徽商也就要退出歷史舞臺了。但徽商的錢又去哪兒了？

在家鄉擁有土地、屋宅，成爲鄉人敬重的地主纔是榮耀的，否則有再多的錢都是錦衣夜行。因此多數徽商都將目光投向了家鄉的土地。

富有的徽商爲爭奪鄉間的土地，往往不計代價，富商爲競購土地，常用高價來利誘農民賣地，爲免除賣地農民的後顧之憂，徽商還會許出低價租種的承諾，這樣的買賣幾乎可以肯定是賠本的，但爲了成爲“地主”，賠這點錢還是值得的。商人重風水，如果碰到有好風水的建築地，一畝百金、千金甚至萬金的價格也是出得的。賠本買賣做成了風氣，再好的風水也難保佑這些商人能收穫更多的利潤。

買田買地是光耀門楣的第一步，如果想贏得族人稱讚，那就得在儒家價值觀的指導下走得更遠一些。明代鄉間立家祠威風，徽州各個家族都以擁有宏大、華麗的祠堂爲榮，活着的人怎麼樣先不管，讓祖宗進了殿堂最重要。

若是進財有方，散財有道的徽商也不至於沒落，生財之路出了問題，才使得徽商走向末路。隨着時間推移，徽商的發財祕籍不靈了。

首先出問題的，是徽商背後的官僚。擁有大量資本的徽商，通過賄賂官府，取得販賣甚至管理官鹽的權力，連賄賂帶稅金，販鹽的成本不低，但壟斷這種生活必需品的市場，那利潤也是非常可觀的，然好事終不能獨爲徽人所佔。

嘉慶八年，兩淮巡鹽御史佶山命徽州鹽商鮑芳陶辦理當年的淮北鹽務，就是負責淮北地區的鹽業專營，“發財”的機會來了，鮑芳陶卻稱病告退。佶山大怒，要治鮑芳陶抗命之罪。鹽商寧可獲罪也不去發財？原來，清代中期以來，私鹽氾濫，政府不加治理，販賣公鹽的“鹽課”卻越來越重，故販賣公鹽沒有利潤不說，如果承攬某地鹽務，必要賠上萬兩白銀的課稅，所以這樣出力不賺錢的活，徽商是不會做的。

接到佶山奏本的嘉慶帝心裏清楚，如果是賺錢的生意，鹽商肯定搶着做，怎麼會抗命呢？裏面必有蹊蹺。但他又覺得商人敢抗皇命，也着實太大膽，於是他命令兩江總督陳大文去仔細查辦此案。

在地方任職的陳大文也清楚這裏面的門道，但打官司的雙方，一方是同僚、旗人佶山，另一方只是一個商人，該得罪誰他更清楚。於是陳大文要求所有徽州鹽商共同認領今年一半的鹽稅，同時又強令鮑芳陶掏出五萬兩白銀的鹽稅，否則就要褫奪他高價買來的官銜並治他抗命之罪。再富有的商人碰見官，也沒有更多的申辯權，於是只好破財免災。從此以後，徽州鹽商常年做起了這樣的賠本買賣，一直做到徹底消失在歷史舞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