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娼妓制度，既自管仲的“女闾”开始，所以，后代有人称管仲为娼之一业的祖师爷。自此以后，各朝各代，都循管仲之例，将这一职业发扬光大，从业者遍及官、私两途。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先生在其《唐代社会概略》一书中称：“唐承六朝金粉之后，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约分家妓公妓两种。长安都城中有所谓‘北里’、‘平康里’与‘教坊’者，即为当日风流渊蔽。”

古代官府之所以对禁娼之举表现得非常消极，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因为这一古老行业的存在，朝廷的创收多了一条渠道。其二，封建时代作为男权社会，给男人们提供一处享乐的场地，满足男人们无处不在的欲望，也是为官者不愿禁止的私心。不仅如此，这种制度，甚至还影响到东南亚各国，比如日本与韩国。

比如，清代中期以前，对开设妓院及宿娼者还有一定的禁令，但清朝中期以后形同虚设。到光绪年间，官府设巡警厅，公开抽缴妓捐（税），交税的便是官妓，不交税的便是私妓。这样便在法律上公开默认了妓女，也变相复活了绝迹已久的“官妓”，并且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民国。

自古娼妓和赌场难禁止，因为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养活了许许多多与其有关的人，所以，并不是一纸禁令所能“咔嚓”得一干二净的。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行业，便被我们强有力的新政权干净利落地一刀切除了，这才还社会与家庭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