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健

如何看待中國改革開放40年，這不僅是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解答的問題，也是世界上很多學者關心的話題。40年鉅變的故事很多，對於這一段歷史的解讀，需要有典型的案例、真切的樣本。《中國傳奇：浦東開發史》就是以浦東開發開放作爲案例和樣本所進行的詳盡解讀。

作者帶着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展開寫作：在過去的千年歷史中，浦東沒有多大變化；但在過去的20多年裏，浦東卻經歷了歐洲發達地區用兩個世紀才完成的同樣程度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其原因是什麼？不要說西方人看不懂，我們自己有時候也“不識廬山真面目”。

事實上，很多西方學者最初並不看好中國改革開放的種種舉措，如美國經濟學家、貨幣學派代表人物、諾獎獲得者弗裏德曼，就不看好浦東開發，認爲那是一個作秀的“波將金村”。而另一位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也說過，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是一個非凡的故事，即使事先有人講述這個故事，也不會有人相信。但奇蹟就是這樣發生了。上海人中曾經的流行語“寧要浦西一張牀，不要浦東一間房”，很快成爲了歷史。

作者努力在書中展現這段歷史，解讀這段歷史背後的機緣。他通過對浦東開發開放這段歷史的觀察，敘述中國人是如何“摸着石頭過河”，如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推進浦東開發開放的。這樣的解讀不僅僅是學者、政府人士，也是很多普通讀者關心的。

書中，作者引用了《時代》週刊編輯喬舒亞·庫珀·雷默的一段回憶。他曾相遇東南亞某國發展部長，對方“放下茶杯直率地問我的一位同事、一位經驗豐富的發展經濟學家：‘爲什麼我們的經歷與中國如此不同？我們與他們一樣。我們有低成本勞動力。我們的政治體制很強大。我們做錯什麼了嗎？’”雷默說：“這個問題聽上去似曾相識。在整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都會遇到某些國家研究中國的興起並努力尋找自己能夠在本國實現其中那些奇蹟的趣聞軼事。”

確實，常常有人在問，中國做對了什麼？鄧小平做對了什麼？在書中，作者努力解釋着一個經濟欠發達地區如何在較短的時間裏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成爲發達地區；一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地區怎樣在更高的起點上更好地發展；在國家戰略下，地方政府如何實現更好的治理等問題。我們可以隨着作者的敘述和分析，慢慢地明白中國40年來做對了什麼，今後中國還要堅持哪些被證明做對了的事情。

和一般史學工作者不同，作者媒體出身，用浦東新區管委會首任主任趙啓正的說法，這是“一本浦東開發的‘同代記者’寫出的浦東開發的‘原始的歷史’，它爲後繼的研究者的‘反省的歷史’和‘哲學的歷史’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根據。”其實，記錄歷史不僅僅可以提供可靠的原始根據，還可以說明現在，告知未來。上世紀30年代，斯諾寫了《西行漫記》，40年代，貝爾登寫了《中國震撼世界》。那時西方人對於中國很不瞭解，這兩位美國人以“同代記者”寫出了中國革命的“原始的歷史”，向世界說明了中國，進而預告了中國的未來，終成經典。歷史已翻過一頁又一頁，今天我們仍有必要、更有義務向世界說明中國，講好中國的新故事。

當下，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現實：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40年，許多西方人從不屑、懷疑，到驚訝，乃至焦慮、擔憂，甚至不滿和指責，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沒有重新認識今天的中國，多少有着各種偏見。正如德國漢學家卜松山所說：“儘管有關中國的資訊已日益全面化，但我們今天似乎仍在現實領域中出於自身政治好惡需要而塑造中國形象。這正印證了猶太教法典裏所表述的某種古老生活智慧：我們看不到事物的‘本來’面貌，只看到我們‘自己’。”

正因爲如此，趙啓正認爲：“中國的國際形象比起真實的中國來落差很大。這固然有國際媒體對中國報道的偏差，但也有我們向世界說明中國，講中國故事不及時、不清晰、不準確和難以跨文化的明顯欠缺。”講述40年的歷史，或許我們可以用數據表述，如GDP增長了多少，然後進行邏輯歸納，但更容易讓人理解和接受的是發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引人入勝的故事。在這方面，記者出身的作者更善於駕馭，而且他本人就是這段歷史的參與者、親歷者，曾經對浦東開發開放作了大量的報道。

經濟學家張五常在對中國改革開放進行研究後曾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以來創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好的經濟制度”。這是一個旁觀的經濟學家的結論。而置身於改革開放時代的我們，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通過經驗的總結，通過《中國傳奇：浦東開發史》這樣的書籍的出版和傳播，我們將會更有信心：中國人改革開放這條路走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