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中年以後的思想是比較複雜的。他在政治上遭到重大挫折,生活上遭受痛苦打擊以後,思想上既產生了“獨善”和“兼濟”的矛盾,在實際生活上又產生了退隱、以至出世的矛盾,可以這樣說,由於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出於社會的責任感,入仕和有爲,在他思想上始終未完全消失,但在極端的困境中,他的人生觀也開始有巨大的轉變,那就是傳統中的老莊道家思想和當時正蔚然成風的佛家思想,也逐漸浸入他的人生觀,以至成爲他中晚年立身處事的重要準則。

縱觀白居易的一生,從貞元十九年(803)32歲時入仕,至會昌四年(844)73歲致仕退休,其間除丁憂在下邦守喪二年外,一直未離開官場。江州之貶三年後,他或爲郡守、或爲朝官,並屢有升遷,但他的宦情卻日益淡薄。在地方官吏任上,他也能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益於民的好事,但思想上已大異於前期,即從對現實的反抗,逐漸變爲對命運的屈從,這也是無庸諱言的。

元和十三年(818),由於好友當時任宰相的崔羣的救助,白居易拜忠州刺史。“流蕩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感君獨不欺憔悴,猶作銀臺舊眼看。”(《重贈李大夫》)“忠州好壞何需問,鳥得辭籠不擇林。”(《除忠州寄謝崔相公》)在久困之中,詩人爲生活境遇的改善而欣喜,但思想上並沒有振作起來。這時他寫了一篇自述前期官場生活和今後志願的詩,可看做是他思想轉變的記錄。首先詩人回顧了他早年入仕的經過和爲了改善朝政,經危歷險,最終遭受迫害的情況:“早接文場戰,曾爭翰苑盟。掉頭稱俊造,翹足取公卿。且昧隨時義,徒輸報國誠。衆排恩易失,偏壓勢先傾。虎尾憂危切,鴻毛性命輕。燭蛾誰救護,蠶繭自纏縈。斂手辭雙網,回眸望兩京。長沙拋賈誼,漳浦臥劉禎。”接着寫他對過去的這番經歷做了檢討和思考,找出了身遭憂患的原因,並自敘了今後的打算:

老見人情盡,:月思物理精。如湯探冷熱,似搏鬥輸贏。險路應需避,迷途莫共爭。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經營。玉向泥中潔,松經雪後貞。無妨隱朝市,不必謝寰贏。但在前非悟,其無後患櫻。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晦即全身藥,明爲伐性兵。昏昏隨世俗,蠢蠢學黎眠。鳥以能言縛,龜緣入夢烹。知之一何晚,猶足保全生。《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己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

這首詩不僅使我們瞭解到白居易前後人生觀的不同,同時還爲我們瞭解詩人這一思想轉變的主客觀原因,提供了資料。其客觀原因,自不待言,是由於當時朝政的昏暗,是非不分,使有報國之誠的人,難以有所作爲,甚至不能立身,徒遭迫害。而從詩人主觀上說,他總結的教訓,卻不是積極的,一是認爲他自己對官場的險惡,嫉賢妒能的黑暗估計不足,認識不清;二是認爲自己過於爭強好勝,計較是非,多知多言,從而招來了禍患。正是在這種個人安危的考慮下,他爲自己今後規定的生活準則,一是要知止無爲(“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經營?”)二是要去知少語,養晦全身(“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晦即全身藥,明爲伐性兵。”)他爲未來生活設計的藍圖是無妨做一個隱於朝市之人。顯然,這與他早年的“志在兼濟”的雄心壯志,奮不愛身的“拾遺風采”已是完全背道而馳了。如果說詩人前期所持的是儒家積極入世,博施濟衆的人生觀,那麼此時所持的這種與世無爭,養晦全身的思想和處世態度,已實屬道家思想範疇了。在同期寫的一首詩中,詩人自稱“常聞南華經,巧勞智者憂。不如無能者,飽食但遨遊。平生愛慕道,今日近此流。”(((詠意》)“此流”者,即道家者流也,可知他此時竟已公然以道家之徒自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