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曾國藩家書》，讀到他在紛擾亂世中不斷修爲，追求慎獨大境界，突然想起一句話：除了變得更好，我們別無選擇。

一

確認過眼神，都是幫爛人——在溽熱的長沙，白晃晃的鋼刀與赤裸裸的辱罵包圍之下，曾國藩悲憤交加。

這是曾國藩人生所受的幾次巨大侮辱之一，時在咸豐三年(1853年)八月，長沙城裏的正規軍綠營士兵圍攻曾國藩，他差點就被亂刀砍傷。

事情源起曾國藩這條鯰魚，攪亂了湖南官場一潭死水。

太平天國起事後，清軍兵敗如山倒，正規軍眼看着是靠不住了，咸豐皇帝緊急下旨各地辦團練，保境安民。咸豐二年底，正在湖南湘鄉老家給亡母守孝的曾國藩，就收到了這麼一道詔令。

當時的曾國藩，堪稱官場驕子，27歲參加會試成功登第，十年時間，從一個進士晉升爲正二品的工部左侍郎，可謂春風得意。但從當時曾國藩的書信來看，他在京城過得並不快樂，官場腐敗，同僚顢頇，他想做事，卻沒法做。

機會來了，就是辦團練。國家重金養的八旗、綠營，被太平天國軍隊一路打得稀巴爛，已不可救藥。曾國藩想另起爐竈，訓練一支未被腐化的新式軍隊，來救國救民。

其實辦團練是咸豐皇帝病急亂投醫，他一口氣任命了十個省共43位退休或丁憂在家的前官員爲團練大臣，這些官員絕大多數都沒有打仗經歷。按當時官場攬功諉過、敷衍搪塞的習氣，大夥兒對皇帝的旨意，也是選擇性執行，既然皇帝有旨，好，就在城裏掛個牌，設個辦公室，勸(逼)土豪富商捐筆錢。大家的心態是：大清這麼大，有沒有我這支體制外的小部隊無所謂，救國，我起不了啥作用，亡國，我也沒啥責任，天塌下來了，有皇帝先頂着呢。

但曾國藩不這麼想，他甚至想以辦團練爲切入口，來對湖南官場進行一番刮骨療毒，下猛藥改變政治生態。這顯然是犯了大忌。

當時的情形是：太平天國圍攻長沙不下，呼嘯北去，但湖南民間已被撩撥成了一座活火山，會黨並起，羣盜如麻，土匪遍地，社會治安不是一般的差。曾國藩決定來一次嚴打，他以“幫辦團練大臣”身份，在自己的公館開設了“審案局”，對土匪、流氓、會黨分子殺無赦。他大名鼎鼎的綽號“曾剃頭”，版權所有者不是太平軍，而是湖南黑白兩道。

鐵腕之下，湖南治安好了許多，但官場對曾國藩日漸不滿。他們不看曾國藩做了什麼，也不看自己沒做什麼，他們的怨氣在於：這本來是咱們的事，關你什麼事?你這樣搞，是不是打我們的臉，讓我們顯得很無能?他們什麼都不願意做，卻也看不得別人做。他們的邏輯是：大家都混混日子賺賺錢，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裝什麼裝?

衝突白熱化，在於曾國藩讓綠營跟湘勇一起參加會操。這下捅了馬蜂窩：綠營的大老爺們打仗不行，享受還差不多。長沙夏天酷熱無比，讓這些官老爺兵油子到大太陽底下出操，死也不幹。帶頭鬧事的，是長沙副將清德。此人很爛，太平軍攻城時，他居然嚇得換上便裝躲到民宅中。但爛人的特點，就是窩裏橫，明刀明槍上戰場不行，私下裏煽風點火卻是一流功夫，他不僅帶頭抵制會操，“操演之期，該將從不一至”，而且搖脣鼓舌，四處煽動各軍不要受曾國藩的“擺弄”。

曾國藩大怒，給皇帝上摺子彈劾清德，並猛烈抨擊湖南駐軍“將士畏葸，疲玩已成痼習，勸之不聽，威之不懼，竟無可以激勵之術”。清德有硬傷，咸豐皇帝隨即下旨將清德革職拿辦。

但如此一來，湖南官場的爛人們給徹底惹毛了：官場潛規則就是“官官相護”，你曾剃頭居然剃到我們頭上來了?他們的反擊陰險而致命：八月某日，綠營士兵尋釁滋事，打傷了湘勇。曾國藩很生氣，給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相當於湖南軍區司令員)鮑起豹發函，要求他嚴肅處理。鮑起豹正愁沒機會呢，於是把幾個綠營士兵綁起來，大張旗鼓送到曾國藩公館，同時散佈這幾人要被曾剃頭砍頭的謠言。綠營兵的戾氣瞬間被點燃，充分顯示了不擅打仗、擅長私鬥的特質，包圍了曾公館，羣情洶洶，揮刀就向曾國藩砍去。

二

牙齒被人打脫，怎麼辦?很多人的選擇是：還擊，你打脫我一顆牙，我打脫你兩顆牙。

曾國藩的選擇是：“打脫牙和血吞”。欲成大事者，絕不與爛人爛事糾纏——曾國藩是在被爛人爛事糾纏到走投無路時，才明白這個道理的。多麼痛的領悟。

堂堂正二品大員，居然被一羣兵痞執械圍攻，曾國藩怎不清楚背後奧妙?鮑起豹故意挑起士兵鬧事，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士兵鼓譟時，長沙城裏的大小官員們，個個趕緊關上大門，在屋裏竊笑，要看曾國藩栽個大跟斗。曾國藩的公館與湖南巡撫駱秉章的辦公室一牆之隔，綠營兵也照樣敢圍攻，可見駱秉章也是慫恿者之一。

綠營士兵動刀傷了曾國藩的衛兵，直撲他而來，曾大人一看不妙，顧不上斯文，連忙跑到隔壁駱秉章辦公室，敲門求救。巡撫大人正在竊喜呢，見狀還裝腔作勢：哎喲，這是咋的了?

駱秉章這麼“化解”了衝突：上前親自給幾個兵痞松梆，連連道歉：兄弟辛苦了，委屈了。綠營士兵興高采烈，終於在內鬥中打了一個大勝仗，他們用鄙視的眼神看着曾國藩，擁着那幾個“英雄”走了。剩下駱秉章與曾國藩，駱沒有對曾說什麼老弟開會了，只拋下一句：將來打仗，還得靠他們哪。說完，揚長而去。

還有比這更打臉的麼?曾國藩呆在當場，估計修養再好，湘鄉罵人土話亦是在胸口奔湧，一遍遍奔湧。

曾國藩被打臉，長沙城裏一幫官員個個感覺臉上有光，當成笑話來講，恨不得放鞭炮。史載，“司道羣官皆竊喜，以謂可懲多事矣”，看你曾剃頭還多不多事?曾國藩此時也陷入了一個如何應對的艱難處境。他畢竟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而且做事從無私心，爲朝廷也爲桑梓考慮，憑什麼要遭受如此侮辱?

其實古往今來，多少一心做事者，卻往往做不成事，多是因爲有人掣肘之故。你想做事，別人偏偏不想做，更不會搭理你的理想、情懷，他們只盯着眼前自己的利益，太平軍圍城時，從官員到士兵恐懼不已，但是太平軍走了，就那麼一點點太平時光，他們又患上了健忘症，延續慣性，享受在既定利益格局中自己的那個位置。他們纔不考慮“詩和遠方”呢，他們就享受眼前的苟且。當然，他們在乎的，還有“面子”。在曾國藩所處的晚清，內憂外患，岌岌可危，就像一艘四處漏水、即將沉沒的巨輪，掙扎着想爬出去的人，反而被一堆人扯下來：要死一起死，你想幹什麼?

曾國藩不想一起沉淪，他還想修補這艘大船。但搞成這個樣子，還沒跟太平天國作戰呢，就差點捱了自己人刀子，怎麼辦?當時的曾國藩，擁有直接向咸豐皇帝上書的特權。激憤之下，他想參鮑起豹一本，就像之前幹掉清德一樣，但冷靜下來一想：即使幹掉了鮑起豹，又能怎麼樣?在長沙，同僚的敵意會更濃，他的生存環境會更惡劣……

算了，算了，不跟這些爛人糾纏了。

曾國藩去了衡陽。

三

樹挪死，人挪活。

“衡陽雁去無留意”，在清朝，這裏尚屬偏遠之地，民風淳樸，官場也相對簡單，曾國藩一到衡陽，如魚得水，他與衡陽有不解之緣：他祖籍衡陽，少年時，在衡陽求學，夫人歐陽氏，也是衡陽人。這次從長沙忍辱出走，內心受到一萬點傷害，但並不是到衡陽療傷，而是練兵。事實證明：衡陽成了曾國藩輝煌事業的起點。

他在衡陽只待了5個月，卻練出了一支大軍，水、陸兩師一萬人，其中水師10營，前、後、左、右、中爲5營，五正營之外又分五副營，分別以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爲營官帶領，共5000人；陸勇亦5000餘人，分成10營，500人爲一營。分別由塔齊布、周鳳山、朱孫治、儲玫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曾國葆等帶領。這支隊伍，史稱湘軍，改變了歷史。

於曾國藩而言，這5個月時間，是高效的，沒有人掣肘，沒有人搗亂，也沒有省城官場沒完沒了的應酬、勾兌、爾虞我詐，更沒有一堆爛人給他整出一堆爛事來。相反，這5個月，他確定了自己日後成就不朽事業的班底，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他的麾下，這是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

湘軍很有特點，血性書生爲將，淳樸鄉民爲兵。著名作家唐浩明在《冷月孤燈·靜遠樓讀史》“治軍方略”一章中寫道：“曾氏挑選勇丁，不選逃兵散兵，不選城市油滑人，就是因爲這些人不樸實。他選勇丁，選農村人，尤其是選山衝里人，選三代務農人家的人，看重的就是這些人的樸實。”曾國藩說過這樣的話：“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長沙那幫綠營兵痞，給他的刺激太大了。

在這支年輕的隊伍中，有兩個人特別值得說說：

一個是塔齊布，他是滿洲鑲黃旗人，生性忠勇，武藝高強，原來效力於長沙綠營，在太平軍圍攻長沙的保衛戰中立下戰功，引起了那個臨陣脫逃的副將清德的嫉恨，多次攛掇鮑起豹對他加以侮辱。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小人擅長製造小鞋，塔齊布在綠營的的日子挺難過的。曾國藩愛才如命，想把塔齊布納入麾下，他給咸豐皇帝上奏摺舉薦：“塔齊布可堪大用，如果作戰不利，我甘與他同罪。”塔齊布就這麼揹負着綠營叛徒的身份，也從長沙到了衡陽，加入湘軍。

事實證明，曾國藩識人甚準，塔齊布每役衝鋒在前，迅速成爲一代湘軍名將，3年之內，便由正四品的都司，因功升至從一品的提督，升任提督後，他在左臂刺上“忠心報國”四字，他沒在綠營那個大醬缸中敗壞、漚爛，也是“樹挪死、人挪活”的典範。

一個是彭玉麟，他就是衡陽人，曾國藩邀請他出山時，他正落魄潦倒，閒居在家。他應邀創辦了湘軍水師，購買洋炮，製造大船，制船制營制章程。水師對湘軍最終能夠戰勝太平軍起了巨大作用，太平軍起事之初，史載，其戰船往往“蔽江而下”，所向披靡。水師成爲清軍的軟肋，在彭玉麟的努力下，湘軍水師屢敗屢戰，愈挫愈強，最終逆轉乾坤，控制了長江水道，爲攻克天京立下汗馬功勞。彭玉麟也因此成爲近現代中國海軍的創始人，與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並稱中興四大名臣。

彭玉麟人品也非常好，曾六辭高官，因“不要命、不要官、不要錢”而被稱爲“三不將軍”，但國家危難時，又以老病之軀挺身而出，留下諸多傳奇。一個落魄書生，最終名滿天下，不得不讓人感嘆當時風雲際會、英雄輩出，更感嘆曾國藩的凝聚力。

在衡陽5個月後，曾國藩誓師北上，湘軍浩浩蕩蕩，水陸並進，一個屬於他的輝煌時代開始了。若干年後，他跟兒子回憶創業階段的艱辛時說：“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無疑，曾國藩的成功，離不開長沙官場的“激”與“逼”。

四

曾國藩再回到長沙城，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湖南巡撫駱秉章親率省城重要官員，抬着一頂八抬綠呢空轎，恭恭敬敬來到曾國藩住的船邊拜訪。見到曾國藩，駱秉章那個親熱勁啊，好得兩人就像生死契闊的兄弟，假裝忘記了半年前自己對曾國藩的傲慢、嘲諷與打擊。那個鮑起豹不在這羣諂媚的官員行列中，他已經被革職，沒有資格了。

這一切變化，建立在湘軍大捷的基礎上：湘軍第一戰，雖然曾國藩的水師敗於靖港，但塔齊布在湘潭十戰十捷、水陸全勝。當時太平軍過處，清軍無不潰敗，清廷太需要這場勝利了，何況是一支體制外的新軍取得的大勝利。

前呼後擁，諛辭如潮，坐在八抬綠呢大轎上，長沙城頭在望。可以想象，曾國藩此時又怎不對命運鉅變頗多感慨：

你不強大，誰會把你當回事?你不強大，遊身八卦掌哪能變成熱烈鼓掌?

其實，他的磨難遠未過去，在接下來的征戰中，他有過絕望、差點被俘、一度走投無路……他硬挺了下來，而且變得越來越好越來越強大，他一生立志做聖賢，始終注意反省與修行。他的朋友越來越多，後人讀史，無不爲曾國藩人生後期的人緣驚歎：莫逆於心、守望相助、同舟共濟、生死與共。

這就是人格的力量。

“慎獨”，是儒家提倡的修爲大境界，曾國藩做到了，窮其一生，恪守一個“誠”字，不斷地提高自己的修養，不欺人欺己。不欺人，不容易；不欺己，更不容易。多少人，活給別人看，沉浸於欺騙自我的“人設”中，入戲太深，無法自拔。

晚清，三千年一大變局，天下糜爛，官場黑暗，局勢弔詭，一些政壇明星，剛剛粉墨登場，旋即人頭落地，曾國藩立危局而不倒，靠的是大智慧，他在一封家書中這麼寫道：“禍咎之來，本難預料，然惟不貪財、不巧取、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這句話，與他的知心好友、另一位湘軍大佬胡林翼的名言，相當契合：“人生在世，只有一安心法，安心作一忠義人，則亦無他念矣。”

既有遠大志向，又能潔身自好；既有中流砥柱的底氣，又有迎難而上的勇氣；既能上馬浴血殺敵，又能下馬自省內心……亂世當中，禍福難測，無論曾國藩，還是胡林翼，除了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好，別無其他選擇。

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咸豐時代的權臣肅順，一直是曾國藩和湘軍在朝廷的堅定支持者。咸豐死後，肅順在政治鬥爭中慘敗於兩宮皇太后與恭親王奕訢組成的同盟，在菜市口刑場給砍了腦袋，隨之而來的是對“肅黨”的清洗。這時有人陰森森地說：曾國藩肯定是肅黨，收拾他。

歷史上總不乏這種滿懷惡意、伺機一擊之人。但肅順家被抄後發現：此人權傾朝野時，大小官員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上千封，有阿諛的，有投靠的，有跑官要官的……獨獨沒有曾國藩的一封信。

他不需要人身依附、混“小圈子”。

五

小說《曾國藩》有個細節：曾國荃率軍攻克天京後，曾國藩來看他，與弟弟獨處時，掀起他的上衣，撫摸他的傷疤，十餘處，一處處摸着問：老九，何時受傷?還疼不?問得曾國荃先是淚流滿面，繼而嚎啕大哭。曾國藩說：盡情哭吧，把這些年的辛勞、委屈、痛苦都哭出來。

曾國藩身上沒有傷疤，但心頭累累皆是，他的辛勞、委屈、痛苦，不比弟弟少。但這些皆是修爲，讓他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