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官场有三位著名的书生，山东即墨的郭琇、江苏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的何焯和常熟的陶元淳。从见到的史籍看，除了后二人是同乡之外，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交集，只是由于不甘于向官场恶习和潜规则低头，才使他们有了某种关联；而三人最终不同的命运则表明，在专制时代，即使是所谓的“康熙盛世”，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铁面御史郭琇

郭琇（1638—1715年），字华野（一说字瑞甫）。早年为了读书，曾住到人迹罕至的深山中，自理饮食，日夜苦读不辍。康熙九年（1670年），郭琇中三甲第一百二十四名进士；九年之后，出任吴江县令。起初，郭琇为官贪腐，“簠簋不饬”。据后来揭发出来的吴江县亏空案，郭琇“侵收运船饭米二千三百余石”（《清史列传•郭琇传》），可见其贪腐之一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六月，河南睢县人汤斌出任江宁巡抚，发现郭琇贪污的劣迹，准备参劾。郭琇得到消息，立即前去拜见，对汤斌说：“琇所以贪者，以供前任某抚军之欲也。今公既清廉自矢，请宽我一月，如不痛改前非者，任公处分！”汤斌答应姑且试他一试。郭琇回去后，令衙役挑来清水，把县衙的前堂后院清洗干净，宣布：“前令郭琇已死，今又一郭琇也！”自此后，郭琇果然一反过去所为（《新世说•自新》），兴利除弊，勤政廉洁，“治行为江南最”（《清史稿•郭琇传》）。汤斌非常高兴，不仅兑现了诺言，不再追究郭琇以前的贪腐，还向朝廷举荐郭琇“居心恬淡，莅事精锐，宜与行取”。于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郭琇升任江南道御史。

▲郭琇画像

此时，明珠把持朝政，郭琇所说的“某抚军”余国柱已经是武英殿大学士，党附明珠，贪污贿赂，权倾一时。郭琇先参河道总督靳辅治河无功、屯田害民，后参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致靳辅、明珠、余国柱等先后免官。据说，郭琇参劾明珠时尤其大胆。升任御史后，郭琇从未拜谒明珠。有一天，明珠过生日宴请宾客，郭琇不请自到。明珠非常高兴，以为像郭琇这样正直的御史也拿诗词文章前来为自己的生日宴助兴，就一改往日的傲慢，急忙请郭琇进来。不料郭琇却说：“非也，弹章耳。”说罢，把参劾明珠结党营私的奏章递给明珠，然后慢慢作了个长揖说：“郭琇无礼，应罚。”自饮一大杯酒，扬长而去（《春冰室野乘》卷上）。野史称：郭琇升任御史“才半年中，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直声振（震）天下，称为‘铁面御史’。”（《清稗琐缀》）与此同时，郭琇的官也越做越大，先后任佥都御史、太常寺卿、内阁学士、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等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吴江县亏空案事发，郭琇被降五级调用，次年又被勒令退休（《清史稿•郭琇传》）。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南巡，估计是途中听说了郭琇当县令时的名声，回来时谕大学士等：“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县知县，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颂；其人亦有胆量，无朋比。郭琇，着补授湖广总督”（《清圣祖实录》）。此后，郭琇在湖广总督任上虽仍有一些波折，但其作为“铁面御史”一直为后世所称道，他的传记也被列入清代《汉名臣传》。

狂书生何焯

如果说郭琇是因为汤斌的举荐才成为“铁面御史”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说，何焯则是因为声援汤斌而一生坎坷。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天气久旱不雨，康熙帝下旨令臣工批评时政之弊，有个叫董汉臣的灵台郎在疏中“语侵执政”，明珠害怕，想向康熙帝请罪。大学士王熙则说，董汉臣不过是“市儿妄语”，杀了他就没事了（《清史稿•汤斌传》）。余国柱不知该怎么办，就去问时任礼部尚书的汤斌。汤斌说：“彼应诏言事尔，何辜？”又感叹：“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碑传集》）康熙帝果然没有杀董汉臣。明珠、余国柱更加害怕，就把矛头指向汤斌，以转移康熙帝的视线。他们搜集汤斌任江宁巡抚和礼部尚书以来的言论如“朝无善政，君多失德”（《碑传集》）“爱民有心，救民无术”（《清史稿•汤斌传》）等上奏康熙，汤斌被传旨诘问。恰在此时，汤斌举荐的詹事府少詹事耿介又以年老乞休，于是，包括詹事府少詹事翁叔元在内的一帮人受人指使，站在明珠一方，参劾汤斌“妄荐如尸之人”（《清史列传•汤斌传》）。这件事惹怒了何焯。

▲何焯画像

何焯（1661—1722年），字屺瞻，因其家祖上曾被朝廷旌表为“义门”，又称何义门或义门先生。何焯既是翁叔元的同乡，又是翁的门生，听说翁参劾汤斌后，竟然不顾师生情面，公然要求翁解除其门生籍。野史说：何焯“遂登翁之门，攘骂不已，（要）索还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为师。”（《郎潜纪闻二笔》）此种“狂妄”之举让何焯一时名满京城，但也使翁叔元怀恨在心。不久，翁叔元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清圣祖实录》），汤斌去世，何焯的科场厄运也来了——这位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拔贡生屡试不第，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冬，经李光地举荐才被康熙帝下诏入值南书房；次年参加乡试未中，康熙帝钦赐举人；会试又不中，康熙帝再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朝考，照例不过，康熙帝命他再在翰林院学习三年，仍留南书房，并教皇八子读书，随后因守孝离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李光地再次举荐，何焯才得以授编修。不久，又因人参劾，何焯被抓入狱，家中书卷全被搜去。康熙帝亲自检查何焯的藏书和文稿，并未发现有多大的不妥之处，说：“是固读书种子也！”又见何焯手稿中有推辞一位县令赠送金钱之事（《清史稿•何焯传》），决定仅将其举人、进士和翰林院编修革去，仍留修书处做事（《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六，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癸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何焯卒，康熙帝特赠侍讲学士。时人有诗哀悼何焯：

“爱憎不入时，针石起颠踣。

大节尤过人，五十终哀疚。

门庭绝纤埃，廉介无苟就。

听嫌直如弦，险道屡颠仆。

颠仆不肯回，仍纠俗纰缪。

欲杀皆庸流，吾敢同众诟。

他日念斯人，文林应俎豆。”

（《清诗别裁集》）

戆书生陶元淳

何焯因声援汤斌而遭厄运，陶元淳又因替何焯抱不平而倒霉。

据说，翁叔元的儿子是个无知妄为之人，有一天在翁叔元家里，竟然当众羞辱何焯。在座的陶元淳觉得太过分，就把翁叔元请到外面，责备他不管束儿子。翁叔元不以为然，认为陶元淳是多管闲事。陶元淳更加气愤，对翁叔元说：“明公之力，不过使陶生不为翰林，请从此辞！”然后作了个揖，扬长而去。后来，陶元淳果然没进翰林院（《郎潜纪闻二笔》）。

陶元淳（1648—1698年），字子师。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会试时，主考官初定为第一名，但因其策论指斥朝臣“会推”官员的弊端，“语侵执政”，名次被推后（《碑传集》）；廷对时又“论西北赋轻而役重，东南役均而赋重”，请求朝廷“减浮额之粮，罢无益之费。阅者以其言戆”（《清史稿•陶元淳传》），最后中二甲第十名，按例归吏部铨选。想来此时陶元淳可能有些负气，徐干学想请他一起修《明史》，竟没答应，骑马归去，直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才授广东昌化县（治今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知县。

▲陶元淳画像

昌化县是偏僻的黎族居住区，人烟稀少，“（县）城中居民仅七十余家”（《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一说为城中居民“不满百”，见《清史列传•陶元淳传》）。陶元淳到任后，清除杂项税负，“均粮于亩，均役于粮”，减轻贫民负担（《清史列传•陶元淳传》）；撤掉官吏因缘为奸的“土舍”（似是限制黎族人出入的关卡），统一度量衡，定条规制度，方便黎民；招募流亡垦荒，给予耕牛、种子，不要求偿还。该县额征赋税的粮田四百余顷，有一半被海水侵蚀，不能耕种，额定田赋不及两千两，浮收的粮食就占到三分之一。陶元淳屡次请求免除浮收，都未成功，直到乾隆三年（1738年），陶元淳的儿子陶正靖当了御史，将此事上奏，才得免除。

当地驻军骄横，守备黄镇中非法杀人，游击余虎不管不问，只管搜刮黎族人。陶元淳得知，列举他们的罪状，上报两广总督。余虎听说后，拿钱贿赂陶元淳不成，就在总督石琳面前拨弄是非。石琳偏袒余虎，令琼州镇总兵会审此案。陶元淳抗辩说，军官不能干涉地方行政，否则，“元淳当弃官以全政体”！石琳被迫同意由陶元淳单独审理。审问刚开始时，黄镇中暗中令一百甲士带刀进入审案现场，陶元淳大怒，呵斥道：“吾奉令治事，守备敢令甲士劫持，是藐国法也！”黄镇中气馁，令甲士退出。陶元淳将黄镇中按律治罪，于是琼州人说：“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清史列传•陶元淳传》）总督石琳认为陶元淳太倔，想按“不检验失实”治其罪，恰逢朝廷大赦，未能得逞；又想利用三年一次的地方官考核将陶元淳罢黜，新任广东巡抚萧永藻说：“吾初下车，便劾廉吏，何以率属？”向总督说情，此事方罢。

陶元淳还经常走街串巷，访问民间疾苦，待黎族人如家人；生活简朴，官方每日仅供应韭菜一束。晚年多病，乞归未成，卒于任（《清史稿•陶元淳传》）。

历史镜鉴

应该说，上述三书生的出现，与康熙帝的英明和宽仁分不开。郭琇从贪官转变成“铁面御史”源于汤斌对他的赏识，而汤斌能施展其才则得益于康熙帝的知人善任。面对明珠、余国柱的谗言，康熙帝虽然也对大臣们抱怨：“吾遇汤某特厚，而怨讪不休，何也？”（《碑传集》）但只是把汤斌召来问问，并未治罪。整个清代，名臣从祀孔庙的只有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三人，都出自康熙朝（《清史稿》）。从这种意义上说，康熙朝的官场风气还算纯正，文化环境也相对宽松。正因为如此，何焯晚年与皇八子结交，“罪应正法”（《清圣祖实录》），仍可免去死罪；陶元淳敢于直接顶撞掌握自己官运的总督石琳，亦终能化险为夷。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三位书生的官场生涯看到专制时代当官清廉的不易：不仅清廉者很难官运亨通，当官者也很难完全清正廉洁。

▲康熙帝画像

首先，既清正廉洁，又官运亨通，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运气”成分。郭琇如果不是遇到汤斌在江宁当了一年多的巡抚，历史上留下的就很可能是一个贪官郭琇，而不是一个“铁面御史”；当了御史后，恰好遇到康熙帝要除掉明珠党人，郭琇才因参劾了明珠、党附明珠的余国柱和明珠支持的河督靳辅而平步青云；在因贪污被降级、勒令退休之后，又遇到康熙帝南巡，想起郭琇当县令时的那点儿政绩而再度起用他；直到死后，其参劾明珠党人之功还把他的传记送入《汉名臣传》。可见，郭琇的官场得意是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了“恰当”的人而做了“恰当”的事。后世评论说，由于康熙帝已发现明珠结党营私而欲除之，“琇遂得行其志”（《清史稿》），可谓一语中的。反观何焯，作为一介书生，其正义感、学问绝不在郭琇之下，却是一生命运多舛，死后才得了个侍讲学士的虚衔。《清史稿》将何焯的不得志归咎于翁叔元（《清史稿•翁叔元传》），而不追究翁氏何以能够如此“一手遮天”，不免有舍本求末、避重就轻之嫌！但何焯的“运气”确实不如郭琇：他声援掌管科举考试的礼部尚书汤斌，可汤斌不久就转任工部，随即去世，而他得罪的翁叔元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至刑部尚书；他奉旨教皇八子胤禩读书，本可以此为晋升阶梯，不料却卷入给晚年康熙带来无限烦恼的储位之争，成了这场纷争的牺牲品之一；因胤禩争夺储位失败，死后的何焯仍受牵连而遭雍正皇帝的“清算”，以致后世有人说：“何焯之不识恩义，行止不端，遂明见之（于康熙、雍正）两朝谕旨矣。”（《郎潜纪闻二笔》）

其次，历朝历代都提倡官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若有人果真如此做，却在官场很难生存。在三人中，只有郭琇官运亨通并不奇怪：余国柱当巡抚腐败，郭琇就贪污受贿以满足上司的私欲；汤斌当巡抚廉洁，郭琇就“痛改前非”，勤政爱民，赢得汤斌的好感。可见，所谓“铁面御史”也有其见风使舵的一面。陶元淳却相反，明知总督石琳袒护余虎、黄镇中，令总兵参与会审涉及其下属军官的案子，还偏偏要与总督过不去，据理力争，且拒不去总兵署审案（《碑传集》）。如此，虽然依法惩治了黄镇中，却得罪了两广总督和琼州镇总兵等大员；他最后能够不丢官，除了运气，就是新任广东巡抚萧永藻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所致。何焯的正直更是犯了官场大忌。历代官员们无论私下如何贪污腐败、营私舞弊，嘴上却总要挂着“天地君亲师”的道德大旗。何焯索还门生贴，不仅令老师翁叔元颜面扫地，他自己也触犯了“欺师灭祖”的忌讳。试想，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外省，哪位官员愿意主动“亲近”这种有“道德污点”的人？所以，不仅徐干学等人容不下这位狂书生，即使是李光地那样非常欣赏何焯的人，也是在康熙帝召问“草泽遗才”时才举荐他（《清史列传•何焯传》）。由此可知，真正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的人很难被专制时代的官场所容纳。

再次，官场乱象多。一是像何焯、陶元淳这样的狂书生、戆书生也不免受潜规则影响。此二人之所以与翁叔元发生矛盾，是因为同乡关系使何焯能够投到翁的门下，使陶元淳可以常到翁家做客。正如清代人所说，当时追随翁叔元之类的官员，只要稍微委曲求全，“骥尾青云，宜可旦夕致通显。”（《郎潜纪闻二笔》）所以，其行为难逃走后门、拉关系之嫌。更有甚者，何焯奉旨教胤禩读书，却借机替人拉关系，还把自己的女儿送给胤禩抚养（《清圣祖实录》），以致激怒了康熙帝；二是清官也搞“带病”提拔。汤斌明知郭琇有污迹，不仅不及时上奏将其免官，还在他未完成应征赋额的情况下加以举荐，部议不同意，康熙帝因信任汤斌，特旨准许，导致郭琇的“带病”提拔；三是官场“消息灵通”。汤斌准备参罢郭琇和陶元淳列举余虎、黄镇中等人的罪状上报总督，郭琇、余虎都能及时得到消息，从而得以有时间施展各种手段，力图挽回。消息传得如此之快，说明在清代官场，上级官员身边有下级官员的“线人”，文官身边有武官的“卧底”，而这些“关系”又都需要某种利益交换来维持。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行前送别敬，一般军机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道咸宦海见闻录》），对关系户的礼金格外重。这样一来，要做一个清正廉洁、照章办事的官员，谈何容易！

写到此，笔者不禁想起邓小平同志的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历代帝王把整个国家都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并为之建立一套君主专制制度，却想要天下官员个个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何异于缘木求鱼？所以，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郭琇、何焯和陶元淳三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作者：陈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