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的中國，走了一條高速猛進的彎道，同時也是遺失民族根性文化傳統的路。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物質成就後，思考民族文化如何完成又一次偉大的“吸納”、“和合”，邁入現代文明時以整體性考量，就會發現我們自己誤讀了數百年自己的文化：朱熹數百年前埋下“極端的文化之根”，經過長久的累積，在百年前的“五四”得以總的爆發。社會演進與進步未必意味着民族文化的進步與發展，百年前的極端遺韻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國社會，民族根性文化一直處於被稀釋和消解中。民族根性文化的整合與創新，依舊沒有完成，只是我們已經走在了迴歸的路上。

同樣，以整體性視野審視新中國60年的文學，凸顯民族根性文化因子的作品依舊近乎於稀缺。如果說50後作家還能夠訴諸民族根性文化因子於作品的話，那麼從60後作家以後，民族文化精神因子就一直處於逐漸缺失中，直至80後、90後作家，甚至呈現缺位。

從新時期文學到當前，那些曾經牽動讀者心魂的作品依然留在記憶中。而近年來即便是囊括了幾乎國內所有大獎的作品，除了媒體的一片喧囂，很快便成過眼雲煙。2012年中國作家首度破冰，莫言獲得文學諾獎，刺激了中國作家的盲動，於是共同鑄造了2013年中國小說的“長篇年”。然而，最終迎來的卻依舊是文學擔當精神的坍塌。或許這個時代過於浮躁，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些具有經典氣質的作品無疑都富含着民族根性文化的精神因子，故而才能長久地存活在讀者的精神記憶中。

更多的人只看到了莫言的文學諾獎，卻漠視莫言對中國傳統古典文學精髓的汲取。他汲取了明清刺虐小說的精髓，犀利地批判着驟變中的中國社會，無疑是魯迅批判性的接續，無疑是一箇中國式變形的高手。遺憾的是，他不加剋制的張力似乎大大消解了所謂極致的“美感”。因此他的作品進入中學教材，無疑是一種腦殘的盲動。他以高端的“化、補”技術鑄就了自己的文學王國，魯迅亦然。他們的創作，力證了經典小說源於經典。莫言不必排在魯迅前面，他依舊沒觸及民族文化的根性，神性，他只是觸及了文化的卑陋性，只是高度關注了民族文化的逆動。他選擇與時代氣質的合拍，奉獻了有些終極意味的“重口味”。化”得出來，“補”得進去，二者粘合得鬼斧神工，自然天成，莫言的成功依舊是民族整體思維的結晶。

近20年來，是中國作家向國外學習的一個重要階段。這種學習對中國文學表達技法、文學面孔的多元化無疑是有益的。問題是這種學習也使得中國作家的創作思維一定程度上呈現“西化”趨勢，已年輕作家尤爲突出，他們的作品也因此失去了文學之大美，中國文學進一步走向了表達的狹隘。文學技法本質上是低於思維統御的，過於側重於技法技術層面，不利於講好“中國故事”，不足以向世界傳達中國聲音。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邯鄲學步”，自己不重視不學習自己的文化，世界對中國文學評價不高就不足爲奇了。如果說，60後作家還能勉強勾勒中國社會的面孔的話，年輕的作家是無力表徵中國社會的，他們是過於注重技術層面和經營智慧的，恰恰他們背離文學的本源初心。儘管他們產量頗豐，但依舊難以擺脫西方文學的影子而呈現自身鮮活的生命力，似乎已經喪失了民族根性文化的大美。年輕一代的作家，與民族根性文化漸行漸遠。

這裏不得不說到已故作家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這部鉅著所呈現的文學圖景的宏闊，對民族歷史文化整體性認知、反思的力度，貫穿數千年民族根系文化的氣度，以及最終所凝結的民族精神的壯美，對於中國作家有着取之不竭的啓示意義。這部作品以顛覆主流表達的姿態，最終完成了一種超主流表達，以貫穿數千年的全然人文主義者的承擔精神，捍衛了民族根性文化的恆性價值，以“史鑑”意義照亮了我們民族今後進路，最終完成了對百年中國文化流變正動與逆動的完美歸結。自從面世20餘年來，《白鹿原》一直被誤讀，很可能還將誤讀下去。它之所以“洛陽紙貴”，不僅僅在於衆多耳熟能詳的，來自承載數千年文明的鄉土大地的民族元素的熠熠生輝，更在於它解構了中國社會政治的文化基因——道統與治統明確而精微的關係，一線貫通數千年的歷史演進，而不僅僅限於半個世紀的歷史。《白鹿原》的敘事是彈性的，總體倒敘中倒插敘事，鄉土民生生態所蘊含的一脈傳承的生命、生活觀念，人文理想，共同鑄就了作品向歷史前後不斷延伸的力度。作爲民族史詩級別的經典，它的氣局等同於司馬遷的《史記》。《白鹿原》面對的不是某一具體之文化，而民族文化的整體性，任何以任何一種具體文化論述這部鉅著的觀點，都不出陳忠實先生在這道原上所構築的烈度批判範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依舊適合於對《白鹿原》民族美學意義的評判。

陳忠實先生不是文化大家，卻有着超乎常人的藝術自覺與文學通感。他對腳下的這道原進行了深度沉潛，他的意識回到了數千年曆史文化的現場，他接觸到承載着民族根性文化基因的志書（牛兆濂親自編著的縣誌），他把對社會政治演進的審視推至“道”的高度。站在了與我們仁智的祖先審視宇宙同一高位上，站在歷史、文化之外審視歷史、文化，那麼完成對社會演進的文化流變正動與逆動的歸結，《白鹿原》所呈現出民族根性文化的大美，也就是偶然之必然了。他在不斷“破襲”中，也不斷累積着“確立”，同時對民族根性文化暴虐性掘根的極端給予響徹宇宙的天問式批判（“天作孽 猶可恕 人作孽 不可活”；“折騰到何時爲止！”），並以反覆烈度遞增的“破襲”中最終構建了民族根性文化恆久價值。道統與治統生生剝離，無疑是全然人文主義者朱先生內心最大的痛。孔子向後看了300年，董仲舒爲數千年文化根性奠基，朱先生向後看了數十年，今天終於迎來了百年流離失所的民族根性文化得以重現迴歸之希望。這種歷史廣度的大美，似乎與技法關聯並不大，《白鹿原》充分呈現的是民族根性文化的精神實質，即它是一種完全溶解於鄉土生命、生活原點的現實精神實體。讀懂了《白鹿原》，便讀懂了中國文化，在這個意義上《白鹿原》年未能走出國門，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的一大遺憾。

《白鹿原》的暗線由一隻神奇的白鹿貫穿，將數千年的鄉土生命、生活熱望及所承受的精神重擊與現代社會聯結，以此意象的確定與多義性構築了變之不變的精神動影，強化了小說的內在生息感。這種設置與開拓，依舊不出傳統經典藝術範疇。毋寧說陳忠實先生的創作手記《尋找自己的句子》是在談創作技法，毋寧說陳忠實先生只是找到了屬於自己也是屬於這道原的表達，不如說是他扼住了民族根性文化的命脈與神魂，用一道原撬起了數千年源遠流長的文化中國。陰與陽，正與反，善與惡，常與變，堅守與背叛，身處世外與熱衷投機等等，以史鑑今，以史寓今，世間萬象，一原攬盡，其文學之大，盡掃中國文壇，此文學之大美，華夏美學之雍容華貴。

相較之下，更多的更年輕的作家所謂“鉅著”長篇，其分量何其之輕在於民族根性文化元素的的缺乏與缺位。須知，文化思想乃社會文明進步之終極動力或動力源泉，不瞭解我們民族的根性文化，沒有對其有深入的認知，作品的精神氣質及厚重便失去大半。人的本質性存在，就是所有精神意義存在的歸結。

追尋西方所謂“先進文明”的腳步一百多年，現在似乎應該回頭看看究竟屬於自己的路在哪裏？對我們民族的根性文化不要妄自菲薄，我們在學習馬爾克斯時，曾經的馬爾克斯也在學習中國經典。莫言，畢飛宇等等，當下有成就的作家，無一不是精讀、精通中國傳統經典。也有一些年輕的作家，在創作突進中不放棄傳統與現代融合的試圖，給予沉悶的中國文學一絲微瀾。

“和合”原本華夏民族根性文化的本質精神和氣度，只有守住根性，纔有取盡天下爲我所用的廣博器宇。嚴格地說，傳統和現代從來就不是一種對立的存在，現代只不過是傳統基礎上延伸和發展，兩者是皮和毛的關係，二者相容便如同太極圖般構成世界的和諧平衡，道在其中。爲此，中國文學呼喚民族根性文化元素，亦是是中國式經典的理性轉向。

迴歸民族根性文化，向我們腳下的大地沉潛，站在我們時代之外，在更長的時空中審視生活，構築一個文學的大、美時代，也許並非臆想。（阿探）

阿探，陝西文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作品》特約評論家。作品見於《文藝報》《文學報》《名作欣賞》《文學自由談》《大家》《長篇小說選刊》《啄木鳥》《橄欖綠》《延安文學》《延河》等報刊。曾獲《小說選刊》2017年第二季寫稿籤活動銅獎；人民武警出版社《橄欖綠》2016年度、2017年度優秀作品獎；陝西文學研究所2016年度“優秀小說評論家”稱號；《人民文學》2015上半年“近作短評”佳作獎等，目前任職西安某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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