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伏羲庙前的广场，很多人聚集听秦腔

芦笛还叫来了另一个朋友，古洋州是一个软件开发的工程师，二十多岁——也很年轻。他和一些朋友同在一个志愿组织，“秦剧学社”，业余时间访谈秦腔老艺人，横跨陕甘两省，自费采访，编辑整理后发布在学社的公号上。

要做这样的事，自然是秦腔已经衰落了。但是，在古洋州的印象里，衰落不过是这二三十年的事情——就是他成长的过程。他出生在汉中，陕西南部，那里秦腔的氛围没有那么浓厚，但是八十年代之后，出了很多秦腔的磁带，在陕甘一带发行得非常好。再偏远的农村，集里一定会卖秦腔磁带。芦笛说，名角的，可能卖得比毛阿敏还好。

古洋州读中学的时候，买复读机听英语，英语没听上几回，倒买了几盘秦腔磁带，听完就着迷了。2006年，他到西安上学，从广播里听了好多戏，后来又进剧院。

在网上，他认识了好多秦腔迷，其中有一位“陇上一痴”，后来是秦剧学社的核心人物。“陇”，是甘肃的简称（如果你还记得地理课本里的知识），所以带“陇”的别名，基本都是甘肃人。“陇上一痴”也是，他现在在山东工作。古洋州每次打电话过去，电话那头都放着戏，从来没有一次背景是安静的。

“陇上一痴”花了一年时间，把易俗社（历史最长的秦腔社团）在民国时期的戏报整理出书。这些戏报里，有很多一手资料，比如有人去世、有人演出的具体信息。芦笛又以京剧作比较，京剧的历史很清楚，“你像梅兰芳到上海演了一个月的戏，这一天演了什么，有大量的文字资料。秦腔的历史是一塌糊涂。”

另一个问题是，秦腔遍及西北的乡野，很多老演员在县市剧团，他们受到的待遇不如西安的名角，也很少有人采访。但他们身上，有更多秦腔的历史。古洋州和秦剧学社的朋友们所做的，也是在挽救记忆。

有时难以想象，真的有一个时代，人人都喜欢戏曲，那个时代并不远，但感觉上已经很古老了。芦笛在大学教书，他问学生，有没有喜欢戏曲的？有时一两个举手，有时一个也没有。他问，为什么不喜欢？学生说不上来。芦笛问，你们看过吗？他们说，没看过。没看过为什么不喜欢？学生说，那都是老人看的。芦笛就会放一段戏曲，通常是越剧的《梁祝·十八相送》。这段戏是经典的喜剧手段，观众和祝英台都知道真相，但是呆书生梁山伯怎么都点不穿。看完这段，学生都觉得很好玩。

芦笛说：“戏曲回不到那个人人都喜欢的时代了，但是能有百分之十的人喜欢，就比今天好多了。”

除了一些特殊的剧种（比如昆曲始终是文人戏，越剧则是城市的产物），秦腔和大部分戏曲一样，诞生在乡村生活中。要在露天的戏台上，唱给观众上万人，所以特别的喧闹。剧情也要生动，戏剧性强，合乎当地的伦理道德。戏曲的没落，其实是农村的没落。古洋州在采访中发现，陕西的农村已经没人了，反而是甘肃东部，大概是因为经济落后，农村外出打工的人不多，有演出下乡，还能维持上万的观众——天水人说，他们养活了陕甘的秦腔剧团。

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现代生活的变化，使得戏曲很多内容都不太对劲了。它的程式、忠孝节义的价值观，都受到了挑战。但更要命的，是我们将现代/传统、城市/乡村截然对立起来，戏曲被不假思索地判定为老旧的，保守的，人们都懒得去理解，就像芦笛的学生，或是我以为芦笛是个老头。这加速了戏曲的老化和衰亡。

只有很难得的机会，我们才会恍然醒悟戏曲的魅力，以及戏曲里也有非常“现代”的成分。比如白先勇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比如芦笛转发的《金沙滩·舍子》，他在课堂上放的《梁祝·十八相送》。爱、恨、幽默和痛苦贯穿了人类的生活。我们也并非和传统拦腰斩断，以半截躯体存活在世上。

最后，我问芦笛和古洋州，你们觉得秦腔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他们各举了一段戏。芦笛举的是《斩单童》，隋唐演义里的一段故事。单雄信在瓦岗寨占山为王，他仗义疏财，济弱扶贫，是个英雄好汉。在和唐营的战争中，他被李世民俘获。当年在瓦岗寨结拜的兄弟都已经在李世民帐下，他们来劝降，单雄信誓死不愿。李世民下令斩首，在受斩前，单雄信大骂李世民，骂徐茂，骂罗成……一个一个骂下去，每个兄弟交情不同，骂得也不同，最后，他跟程咬金交代后事。大家还在劝，你降了吧！人家说降！单雄信说杀！降！杀！降！杀！最后杀了。就是这么强的设定，大段唱腔，情感层层递进。“很好的一出戏，秦腔的悲壮慷慨，是胜过京剧的。”芦笛赞叹。

“说到这，咱再说一说《葫芦峪》里边儿，《托印》这个戏。”在人们来来往往的酒店大堂，古洋州戴着黑框眼镜，很瘦，个子不高，却坐得很直，双腿叉到最开，双手拄在膝上，挺像个武将。这是诸葛亮归天的一段戏，北伐失利，诸葛亮病重，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部下。在《空城计》里，诸葛亮穿八卦衣，像个神仙，这场穿上了丞相的蟒袍，要交代后事了。古洋州推荐女须生焦晓春的版本，他说，只听开头几句道白，就听得人心酸了。“那句诗怎么说的来着？壮志未酬身先死。”

听完这两段戏，外面的雨差不多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