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15日, 青年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事, 由长沙乘火车赴北京, 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的长途之旅。他没有去法国, 而选择留在北京。10月, 经恩师杨昌济的介绍, 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新闻纸阅览室书记。在北大不到半年的时光, 毛泽东读了很多书刊, 接触了很多的人和事, 这个过程和影响, 一直深植于他的记忆之中。

优秀的师范生

1913年春, 毛泽东被湖南第四师范录取, 师范学校为五年制。次年春, 第四师范合并入第一师范。第四师范是春季开学, 而第一师范是秋季开学, 毛泽东重读了半年预科, 到1918年暑期毕业, 他实际成为读了五年半的师范生。在这所学校里, 对他影响至深的教员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 其中尤以杨昌济的影响最大。杨先生教授教育学、伦理学等。杨先生对这位农家子弟尤感兴趣,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 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先生期望不可谓不高, 希望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出类拔萃、大才。仅比毛泽东年长三岁的黎锦熙和毛泽东来往密切, 相交于师友之间, 在读过毛泽东的日记后, 他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 甚切实, 文理优于章甫 (陈章甫, 毛的同学故友) , 笃行两人略同, 皆可大造。”

剧烈动荡的社会呼唤“大造”之才, 而毛泽东也正以极大的责任心, 关注着变幻的政治风云。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消息传来, 一师学生编印《明耻篇》小册子, 毛泽东在封面写下:“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还在挽学友的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 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 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 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 安得辞浮贱!”那种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患, 那种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情怀抱负, 已是溢于字里行间, 跃然纸上。更令人称奇的是, 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就警告:中日之间“二十年内, 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而国人尤沉酣未觉, 注意东事少”。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 果然应验了这一石破天惊、防患未然的预言。

正是由于杨先生的介绍和推荐, 《新青年》给毛泽东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他对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感触极深, 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 他在努力地探索, 为此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著作, 而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 他认为, “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之所以如此认识, 是因为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 思想太旧, 道德太坏”, 而要改变这种状态, 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 改造哲学, 改造伦理学, 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一生酷爱游泳的毛泽东, 不仅能在江河湖海中“胜似闲庭信步”, 而且对改造中国与世界, 充满着“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拿得定, 见得透, 事无不成”的意志。他一生之所以能最后成功, 一师所奠定的自信心和意志力, 是最为根本的基础。他常对人说, 好男儿要为天下奇, 读奇书, 交奇友, 做奇事, 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名为“毛奇”, 以历史上普鲁士的一名很有学问的将领毛奇相比喻。在一师的人物互选活动中, 毛泽东在34名当选者中, 得票最高, 而在德、智、体三方面都有得票者, 唯有毛泽东一人。

1918年4月14日, 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正式成立, 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这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 宗旨是“革新学术, 砥砺品行, 改良人心风俗”。萧子升为总干事, 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成立不久, 萧子升去了法国, 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1920年冬, 由毛泽东撰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提到:“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 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 颇加删削。”萧子升“颇加删削”的条文, 恰是毛泽东所提激烈的政治主张。一激烈一温和, 这是两位好友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其实, 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信仰仍未确定, 就是他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1918年6月下旬, 新民学会召开会议, 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 应该尽力进行, 推举蔡和森等“专负进行之责”。蔡和森到了北京后, 给毛泽东来了一封信, 十分同意毛泽东的新民学会的方针意见, 信中说:“兄对于会务, 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 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 弟实极表同情, 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 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 吾辈不努力为之, 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 相与共照也。”“三年之内, 必使我辈团体, 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他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成了中共早期党员, 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

杨昌济此前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 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就是他传递回家乡的, 并让一师的学生们积极准备赴法留学。这时的湖南政局混乱, 政权更迭频繁, 教育已经摧残殆尽, 学生已至无学可求的境地。勤工俭学便是一条新的出路。蔡和森在北京忙碌之际, 常去杨先生处。6月30日, 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 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北大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 进后有兼事之必要, 可大可久之基, 或者在此。”“兄事”当指毛泽东正在长沙筹划赴法勤工俭学的事, “吾三人”是指毛泽东、蔡和森与萧子升。他们都是杨昌济最看重的学生。杨昌济希望毛泽东先“入北京大学”, 以造学业和事业的“可大可久之基”。

在全国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 湖南是报名最多的省份, 毛泽东担心大量人才外流, 造成基础教育薄弱, 所以, 他在致同学罗学瓒的信中说, 同人已没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 “后路空虚, 非计之得”。认为罗学瓒从事教育工作最适宜, 不如留下从事教育。在安排给患病母亲开一药方后, 毛泽东于8月15日离开长沙前往北京, 途中因铁路被大水冲断, 延至19日到达北京。

“我正在寻找出路”

到了北京后, 毛泽东忙碌着奔波着, 几经联系, 才落实好勤工俭学的事宜。大多青年因出国补习法语, 陆陆续续进了预备班, 没有进预备班的也考入北大预科。杨先生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北大继续读书, 可他却没有报考预科, 其间不乏经济的原因, 亦不排除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相关。这里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原因, 那就是当时教育部规定, 中等师范生毕业后, 必须先工作几年后, 才能报考大学。现今这一愿望已然落空, 他便作另外的努力, 据萧子升回忆, 由于“蔡 (元培) 校长帮忙的缘故”, 图书馆长“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他说:“毛泽东对蔡孑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写给他的每封信都以‘蔡夫子大人’开头。他认为自己是蔡校长的学生, 永远对蔡校长表示尊敬。1938年, 蔡孑民先生隐居九龙, 在他逝世前12月左右, 我常到他家促膝而谈。有几次我们谈起毛泽东。以蔡先生的高龄, 自然他不能记住一切。蔡先生还能记得毛泽东给他写信, 但想不起毛泽东的音容笑貌了。”

原北京大学校址——沙滩红楼 下载原图

毛泽东最初住在杨昌济家, 其他会员分住在湖南会馆。由于分散居住, 联系起来十分不便。不久, 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八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 八个人挤住在一间小屋里, 白天还好, 一到晚上, 大家挤在一个炕上, 挤得几乎都透不过气。如果实在熬不住要翻身, 必须要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否则根本翻不过来。毛泽东是带着抱负和求知欲来到北京的, 在他的眼中, 这点儿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说:“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 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 我看到白梅花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 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 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中, 毛泽东当属最窘困者之一。萧子升说:“毛泽东几乎一无所有, 虽然路费 (往法国) 已减少到一百大洋, 但这对他仍是无法解决的大数目, 而且他自己知道, 无人能借这笔钱给他。”毛泽东自己也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 到了以后, 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有了这份工作, “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这固定的经济收入, 对他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由此奠定了他在北京的生活, 故而分外珍惜, 怎会像有的文章所说的那样, 不切实际地与“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高者300元”相比, 而“感到屈辱”呢?

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最为直接。可有文章说:“1918年, 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 还有另外的说法) , 正是临时工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又说:毛泽东“用那种龙飞凤舞、潦草的, 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 显然是很不合适的。”因此, 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训斥, 毛泽东“恨声不绝”, “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1957年, 张申府之所以被打成右派, “当然都与当年给毛‘受气’有关”。

张申府是否曾任北大图书馆代理馆长, 就是这位作者也以为“还有另外的说法”。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 已经说得十分明白, 他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 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萧子升对这件事的叙述, 就更为详尽。他说, 他们原打算让毛泽东去做教室清洁员, 因为, 那样可以在工作之余, 免费旁听。后来, 是蔡元培改变了毛泽东的工作, 萧子升说:“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 立即了解了我们的困难。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与其做个教室清洁员, 不如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因此他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 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泽东是由长沙来的, 是‘青年领袖’。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又说, 1924年至1926年间, 萧子升与李大钊曾在一次会面中旧事重提, “我们谈到过毛泽东, 有一次李大钊说:‘我叫毛泽东做清洁工作, 完全是遵守蔡校长的指示。我并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 希望你能原谅我。’”当事人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回忆, 都已经表明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是李大钊, 而并非张申府。

说到毛泽东用草书填写图书卡片, 那更是站不住脚, 稍有书法知识的人都知道, 草书写起来是笔画连绵, 飞鸟惊蛇, 小小的图书卡片怎么也不能以草书填写, 这是常识。十分珍惜这一工作的毛泽东, 怎么可能冒着丢“饭碗”的风险, 而任意在上面用草书填写, 况且也无法书写。毛泽东的草书是中老年后才入佳境,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写得一手工整隽秀的楷书, 他在一师时所作的读书眉批, 他给表兄文咏昌的还书便条, 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毛泽东的工作问题落实了, 他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 除专心于工作之外, 对学业和人生的思索仍在追寻之中。他和新民学会在京会员, 曾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 所谈多是学术和人生问题, 对他们很有启迪。

五四运动前后, 西方的各种主义如潮涌来, 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 当然最先感知, 他凭着一颗“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炽热的心, 苦苦寻觅着救国之路。他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 用我们的话说, 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 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和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的交往

毛泽东在北大时, 和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都有过一段交往。听过邵飘萍、梁漱溟的课, 交往的时间颇长。因讨教新村主义而拜访过周作人, 可谓一面之缘。然而, 无论交往的长短, 毛泽东都没有忘记他们。在谈起北大往事时, 他曾深情地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 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18年, 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和新闻编译社, 并在北大讲授新闻学。当时, 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 毛泽东是会员之一, 邵飘萍常到学会讲课, 传授办报的业务知识。毛泽东除了在课堂听邵先生讲课外, 还常去邵先生家讨教, 据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 毛主席是北大职员, 平易近人, 到我家里来, 很有礼貌, 叫飘萍为先生, 叫俺邵师娘。”

后来, 毛泽东回长沙创办《湘江评论》, 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 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毛泽东对邵飘萍的半年授课之恩, 一直怀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 邵飘萍被军阀杀害。毛泽东知道后, 十分惋惜。1949年4月, 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他对这段短暂的师生关系, 极为珍惜, 就是到了晚年, 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毛泽东虽然没有上北大, 但他是新闻学会和哲学会会员, 由此而旁听了邵飘萍和梁漱溟的课。他和梁漱溟是同龄人, 只是在月份上, 梁漱溟长毛泽东两个多月。梁漱溟与杨昌济同在哲学系任教, 经常来杨家, 多次为梁漱溟开门的都是毛泽东, 他们开始有交往而熟悉起来。1938年, 梁漱溟为积极奔走全民抗战, 来到延安。他单独与毛泽东进行八次谈话, 其中两次彻夜长谈, 使梁漱溟对共产党, 对毛泽东本人有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来北大之前, 作为湖南一师的学生, 曾信奉过新村主义。到北大后, 他理应去拜访中国新村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周作人, 可却不见这方面的记载, 想必周作人教务繁忙, 而毛泽东又因图书馆的本职工作, 兼之为新民学会会员勤工俭学, 事务性的工作太多, 而没有时间去拜访周作人。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发生在1920年4月7日, 周作人的当天日记:“毛泽东君来访。”此前, 周作人已经办起所谓新村支部, 并在《新青年》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 均请直接通信接洽。”

早在1918年春, 毛泽东就邀了几个朋友, 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 从事半耕半读, 虽然收效不大, 可他仍很向往。1919年12月, 毛泽东率湖南驱逐张敬尧请愿团来到北京。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不是起草驱张的文稿, 就是往驻京的各大报馆送驱张的文电, 再不就是往各大衙门请愿。往八道湾拜访周作人的事, 一直拖到次年4月7日。他和周作人会面具体谈了什么, 看来已成为永远的谜, 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那就是他们都会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新村主义。

抗战期间, 日军占领北平, 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但在此期间, 他曾尽力保护过好友李大钊的儿女们。在护送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儿子李光华离开北平前往延安时, 周作人特意告诉李星华:“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 只认识一个毛润之, 请你给他带好。”

抗战胜利后, 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并服刑。1949年1月, 他被保释出狱后一直住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 他日夜思念回到北京, 便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信发出后便在深深地期待着。他对朋友说:“南北通车了, 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 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 他来八道湾看鲁迅, 鲁迅不在家, 同我谈了一会儿。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京, 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

周恩来接信后, 立即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罢说:“文化汉奸嘛, 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 养起来, 让他做翻译工作, 以后出版。”不久, 周作人得到可以回北京的消息, 他高兴地告诉友人:“回音果然来了, 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给我的, 允许我回家。”回京后, 周作人重新入住八道湾, 在周扬、冯雪峰的安排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买下他的全部译稿, 每月支付200元, 这在当时应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待书稿全部出版后, 稿费再重新结算。周作人自然清楚这一切得益于毛泽东, 原想给毛泽东去一信, 可“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 不便去惊动”, 迟迟地就一直没有去信。

“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零距离地接触陈独秀, 当然是在北大。他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 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 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6月, 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上海, 他特意拜访陈独秀, 他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 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 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后来道不同, 但是毛泽东就个人情感上, 一直没有忘记陈独秀。全面抗战爆发后, 陈独秀获释出狱, 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战的事情。中共中央立即以张闻天、毛泽东的名义作出“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其精神实质是要陈独秀等承认托派的错误, 即可重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在此时, 王明回到延安, 极力阻止这一工作的进行。王明直至晚年对此还沾沾自喜地说:“由于我已回到延安, 陈独秀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的引路人, 1942年3月30日, 也就是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 他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三年后, 毛泽东再论陈独秀, 他说:陈独秀虽然“有些不正确的言论, 但是他创造了党, 有功劳。”“关于陈独秀, 将来修党史的时候, 还是要讲到他。”在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再提陈独秀, 他说:“他后来去世, 那个责任在我, 我没有把他接来。”显而易见, 毛泽东为此仍在深深自责之中。

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 自己却没有出国, 这其中的理由当然如他跟斯诺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 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据毛泽东致周世钊信说, 他曾为此讨教胡适、黎锦熙, “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 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虚心好学, 奉胡适为“楷模”, 胡适又待人热情, 好为人师, 而且他们又年龄相仿, 他们之间定有一段亦师亦友的交往。

毛泽东回到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 这引起了胡适的注意, 而毛泽东所写《民众的大联合》, 更让胡适拍手叫好, 他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 称赞《民众的大联合》, “眼光很远大, 议论也很痛快, 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称赞《湘江评论》道, “武人统治之下, 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 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919年12月, 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 曾和几个新民学会会员拜访胡适, 并留下一封信。回到长沙后, 毛泽东还给胡适寄份明信片说:“将来湖南有多点借重先生之处。”在此之前, 毛泽东经过上海时, 曾给胡适去信一封。1921年9月, 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51年5月17日, 胡适在阅读胡华所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关于湖南自修大学的内容后, 于当日日记中写道: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零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 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 要我审定改正。他说, 他要回长沙去, 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 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在胡适的眼中, 毛泽东就是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 他致书毛泽东, 希望“中共领袖诸公……放弃武力, 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胡适太天真了, 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创立的军队, 所开辟的根据地, 怎么能拱手让于他人, 而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体制, 又怎么能容忍中共作为“第二大政党”存在呢?如此不合时宜的话语, 真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 毛泽东很期望与大学生多有交往, 可事与愿违。毛泽东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 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 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 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 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 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件事当然使毛泽东刻骨铭心, 他所说“不把我当人看待”, 当有言过其实之处, 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 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大学生, “他们大多数”也免不了轻视劳动者的毛病, 这些“天之骄子”怎能俯身与图书馆助理员, 一个月只有八块大洋的下等人, “交谈政治和文化”呢, 况且, 所讲又是难以听懂的“南方土话”。这之后, 天各一方, 急景流年, 北大学生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当年那个讲“南方土话”的图书馆工作人员, 20多年后, 竟会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1945年7月1日, 抗战胜利在即, 傅斯年作为六名国民参政员之一乘飞机访问延安。毛泽东单独安排时间, 与傅斯年彻夜长谈。同当年北大相比, 时间和场景都有了转换, 可毛泽东依然不失他乡遇故知的情怀和礼贤学人的雅量。谈话中, 自然谈到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谈到傅斯年等五四运动风云人物。听到谈及自己, 傅斯年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 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 毛泽东给傅斯年写了封信, 上写道:“遵嘱写了数字, 不像样子, 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 未免过谦, 故述唐人诗以广之。”这便是章碣的《焚书坑》, 毛泽东以条幅书写, 以赠傅斯年。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为什么给傅斯年书写《焚书坑》, 时下有着很多解。笔者以为毛泽东之所以书写这首唐诗, 是针对傅斯年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 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而抒发, 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回应, 其间含有自谦自况之意, 即与傅相比, 不是读书太多的知识分子, 抑或有别的什么寓意, 已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