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唾壺與渣斗的演變關係

摘要：唾壺與渣鬥是兩種造型的器物，但從功用上來說具有相似性，都是用來盛放殘渣廢棄之物，一直以來關於兩者之間的關係頗有爭議。文章從文獻資料、墓室壁畫和造型三個方面着手，試圖理清二者錯亂的發展脈絡。

唾壺和渣斗的造型截然不同。唾壺的造型爲盤口或寬緣，短頸，圓腹，或圈足或平底，是三國時期開始使用的一種器型。渣斗的造型上部屬敞口的碗狀，下承接圓腹小罐，唐代晚期以後多見，其名稱出現於宋代以後。唾壺與渣鬥出現的時間不同，造型也有不同，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家一致將它們聯繫在一起，認爲唾壺是渣斗的前身。這種認識可能是因爲這兩種器物都多爲瓷質材料生產而成，都是承接污穢殘渣之物，都屬盥洗用具。張東先生在其發表的《瓷質唾壺、渣鬥考辨》一文中認爲：“唐代中晚期這種瓷質敞口碗狀的渣鬥，是受到金銀器的影響。金銀渣鬥利用金屬的延展性錘揲而成型，某些複雜多變的造型則是上下各自成型後再依靠焊接來完成，而瓷器是將兩個已經修坯定型的敞口碗和鼓腹罐器物再組合相接，形成一個新的器型。”張先生推測金銀渣斗的對接成型方法直接影響到陶瓷渣斗的成型。同時，他通過宋遼金時期墓室壁畫《備茶圖》上的渣鬥推測，認爲唐代晚期興起的飲茶風尚是渣鬥盛行的主要推動力，渣鬥敞口的形式與便於茶渣的傾倒有關，渣鬥是主要的茶具之一。因此，張先生將唾壺與渣鬥分開，成爲兩個不同功用的器物。本人也贊同張先生的這一觀點，唾壺與渣鬥並非一物，而是兩種不同的器物。但唾壺也有其發展的延續性，並非僅止於唐代晚期。本人通過對各時期《儀衛志》與《輿服志》中關於唾壺記載的梳理，發現“唾壺”這一名稱使用至清代，《皇朝禮器圖式》仍然有唾壺的樣式圖。《儀衛志》與《輿服志》的禮儀制度不僅用於皇室的日常生活中，也在墓室壁畫上有所反映。從唐代開始墓室壁畫中常繪有《侍奉圖》，便是對墓主人日常生活場景的描述，有些可以與《儀衛志》和《輿服志》中關於唾壺的記載相對應。唐代《侍奉圖》中，侍從有男有女，手中捧有唾壺、盆、壺、罐、巾、拂塵等物，還有奏樂者相伴，是墓主人生活場景的展現。宋遼時期的《侍奉圖》發展出《備茶圖》與《備酒圖》兩種圖式，展現墓主人飲宴招待客人的場景，在《備茶圖》中經常能看到唾壺的式樣。而到了金元時期，墓室壁畫《侍奉圖》中很少能看到唾壺的樣子，這一改變可能與《元史》中唾盂的出現有關。因此，本文將從文獻資料與圖像資料兩個方面着手，梳理出唾壺造型的變化趨勢，辨析唾壺與渣斗的不同。

在《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六《王禮考·十一漢官儀》中記載：“侍中，左貂右蟬，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將記載唾壺的年代追溯至西漢，武帝時已有唾壺之器，主要爲洗漱的生活用具，且已經出現有專門掌御用之物的人。之後唾壺經魏晉南北朝、隋代發展至唐、五代。早期出土的實物多爲瓷質，大多造型以口沿外敞的盤口，短頸，腹部扁而肥圓，高圈足外撇爲主。發展至唐代早期造型變化較小，如1956年陝西省西安市雁塔區羊頭鎮李爽墓出土的捧唾壺侍女壁畫（圖1），高185釐米，寬77釐米，位於墓室北壁，爲右起第四位侍女。此墓年代爲唐總章元年（668），唾壺造型爲盤口，頸部略長，扁圓的腹部，基本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唾壺造型一致，變化不大。李爽墓共有25幅壁畫，其中16幅保存較爲完整，繪畫題材主要是男女的侍奉和奏樂者。稍晚一些的懿德太子墓的壁畫繪有五十餘名宮女手中各拿有盤、杯、瓶、盒、包裹、扇子、蠟燭、拂塵和箜篌、古琴等樂器。繪畫題材內容與李爽墓較爲相類似，雖未見有唾壺，但都是侍奉與奏樂爲主題。在《唐六典》卷二十六《太子內官》記載東宮內官人達一百一十六人，主要負責太子的日常生活，有掌筵、掌嚴、掌縫、掌藏、掌食、掌醫。因此，唐代墓室壁畫中的宮女應該就是文獻中所載的各司其職的“掌”官。李爽雖無著書記載，但從墓葬風格來看，其可能爲李氏家族中一員，故李爽有捧唾壺侍女也是正常之事。

圖1唐代李爽墓壁畫侍女捧唾圖

五代時，馮暉墓中再見有“執唾盂侍女”的圖像（圖2）。此幅壁畫位於墓室東壁東側室的左側，侍女側身而立，面容秀美，外穿紅色對襟寬袖袍，內穿白色中衣，隱約露出繡花抹胸，雙手於胸前捧唾盂。此件唾盂的形狀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外撇海棠式花口口沿，短頸，圓鼓腹部，圈足外撇，器身裝飾團花紋裝。從造型來看，此件唾盂可能是銀質地，是唐五代時期常見的唾壺材質。《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三》中有：“左衛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可見唐、五代時期金銀材質的唾壺經常可見，也印證了張東先生認爲“唾壺的盤口轉向敞口之說”。從整個墓室內的壁畫和磚雕來看，主要場景中男巫、女巫，彈箜篌、打拍板、擊腰鼓、擊答臘鼓、彈琵琶、吹笛、吹簫、奏方響、胡舞、跳舞等內容，均生動地反映墓主人生前驕奢淫逸生活情景，此處所捧的唾盂也應爲洗漱之具。

圖2五代馮暉墓壁畫執唾圖

《宋史·志第九十七·儀衛二》載：“行幸儀衛，太上皇儀衛，后妃儀衛，宮中導從之制，唐已前無聞焉。五代漢乾祐中，始置主輦十六人，捧足一人，掌扇四人，持踏牀一人，並服文綾袍、銀葉弓腳帕頭。尚宮一人，寶省一人，高鬢、紫衣。書省二人，紫衣、弓腳幞頭。新婦二人，高鬟、青袍。大將二人，紫衣、弓腳幞頭。童子執紅絲拂二人，高鬟髻、青衣。執犀盤二人，帶鬅頭、黃衫。執翟尾二人，帶鬅頭、黃衫。雞冠二人，紫衣，分執金灌器、唾壺。女冠二人，紫衣，執香爐、香盤。分左右以次奉引。”其中“雞冠二人，紫衣，分執金灌器、唾壺”可見唾壺仍是皇家出行器物中所備之物，與轎輦、衣物、拂塵、水器列爲平常使用之物。

河南省禹州白沙宋代趙大翁墓中壁畫有唾壺的圖像（圖3），造型與五代馮暉壁畫墓中唾壺圖像變化不大，也是敞口的形式，圓鼓腹部。此幅壁畫位於墓室的前室西壁，上有捲簾，下繪絳色懸幔、藍色組綬。帳幔下男墓主人袖手坐右側，女墓主人袖手坐左側，二人皆側身面東觀看東壁之樂舞。兩人間置桌，桌上設一帶碗注子，兩託盞。男女墓主人之後各畫一屏風，後一女侍半出，雙手捧一黑色果盤。其前一男，雙手捧青白色渣鬥。左側屏右一女侍，雙手捧一絳色圓盒，其後另一女侍雙手持巾侍立。此件唾壺在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書中有所論述：

“又捧唾壺之侍童，爲宋元墓壁畫中所習見。”“墓室壁畫是實際生活的寫照。”此墓主人趙大翁於北宋元符二年（1099）下葬，據宿白先生推測其可能爲擁有大量土地的商人。北宋時期商業發達，商人具有如此規模的墓室、壁畫和侍從，可見北宋經濟繁榮已使得有僭越之風氣，商人家庭生活的侍從數量可以比擬皇家生活。

圖3河南省禹州市白沙宋墓趙大翁墓室壁畫

《金史·志第二十二》中記載有天子的出行儀仗：“行仗。天子非祀享巡幸遠出，則用常行儀衛。弩手二百人、軍使五人、控鶴二百人、首領四人，俱服紅地藏根牡丹錦襖、金鳳花交腳幞頭、塗金銀束帶，控鶴或皁帽碧襖，各執金鍍銀蒜瓣骨朵。長行四百人，拳腳幞頭、紅錦四襖、塗金束帶，二人紫衫前導，無執物，餘執列糸骨朵七十八、瓜八十八，鐙三十四，在控鶴前，金吾仗八十、金花大劍六十俱垂紅絨結子、儀鍠斧五十八，在控鶴後。其常朝、御殿、郊廟、臨幸，凡步輦出入則有近侍導從，執金鍍銀骨朵者二人，左右扇十人，拂子四人，香盒二人，香球二人，節二人，幢二人，盂一人，唾壺一人，淨巾一人，鐁鑼一人，水罐一人，交椅一人，斧一人，皇帝出閣則分立閣門之外，導引至殿，皇帝升座則降階以俟，入閣然後放仗。”此時，唾壺與盂同時出現，這在宋代未見有。河南焦作老萬莊1號金墓東壁壁畫上繪有一人頭戴軟翅巾，身穿桔色長袍，足穿皁靴，雙手捧一物。《河南焦作金墓發掘簡報》中認爲手捧之物爲捧爐（圖4），但從侍從手握的形狀來看，這件器物的下腹部圓鼓，未見有爐的三足，因此這件器物並非爲爐，是唾壺的可能性較大。

圖4河南焦作老萬莊1號金墓壁畫

《元史·志第二十九·輿服二·儀仗》中記述：皇帝每出行必別有皁纛、絳麾、金節、引導節、硃雀幢、青龍幢、白虎幢、玄武幢、皞槊、絳引幡、告止幡、傳教幡、信幡、龍頭竿繡氅、圍子、寶輿方案、詔案、冊案、交椅、杌子、鳴鞭、鞭桶、水瓶、水盆、淨巾、唾壺、唾盂、香球、香合、金拂、大傘、紫方傘、紅方傘、華蓋、曲蓋、硃傘、黃傘等物。每個器物都有較爲詳細的文字解釋其材料與樣式，其中唾壺與唾盂記述爲：“唾壺，制以銀，寬緣，虛腹，有蓋，黃金塗之。唾盂，制以銀，形圓如缶，有蓋，黃金塗之。”其中指出唾壺有寬的沿，“虛腹”可以理解爲腹部較小，或者腹部基本與口沿連在一起，分不清哪裏是口沿哪裏是腹部，基本合在一起看不出腹部形狀。查閱元代瓷器的樣式，較少見到唾壺或者渣鬥，但在墓室壁畫的《侍奉圖》中，常見的是被形容爲“圓如缶”的唾盂。其中在至元二年（1265），山西大同元代馮道真墓壁畫中，東西兩壁南端的兩幅圖分別描繪備茶與備酒圖，東壁備茶圖的桌案上有碗和盞託較爲常見，其中一蓋罐（圖5），形狀如缶，在宋、遼、金的備茶圖中未見有過。同時，在山西大同西郊元墓壁畫中，東壁侍奉圖中，桌下還有一個裝滿塊狀物和水果的鬥形器皿和一個蓋罐（圖6）。與在馮道真墓壁畫上所見的蓋罐造型基本一致，其位於桌下的蓋罐可能便是唾盂這種器物。

圖5山西大同元代馮道真墓壁畫

圖6山西大同西郊元墓壁畫

《明史·志第三十六·禮十四·凶禮三》記載：明代洪武二年葬開平王常遇春於鐘山之陰，給明器九十事，納之墓中。“水罐、甲、頭盔、臺盞、杓、壺、瓶、酒甕、唾壺、水盆、香爐各一，燭臺二，香盒、香匙各一，香箸二，香匙裹立瓜、骨朵戟、響節各二，交椅、腳踏、馬杌各一，誕馬六，槍、劍、斧、弩、食桌、牀、屏風、柱杖、箱、交牀、香桌各一，凳二，俱以木爲之。”唾壺與臺盞、杓、壺、瓶、酒甕、水盆、香爐、燭臺和香盒等器均是實用器皿，屬於洗漱器器皿一類。

《清史稿·志八十·輿服四·鹵簿附》皇帝大駕鹵簿中記載：“金椅、金杌、香盒、香爐、金水盆、金唾壺、金瓶、樂器全設。嗣復定儀仗數目，用金漆椅一，金漆杌一，蠅拂四，金唾盂一，金壺一，金瓶、金盆各一，香爐、香盒各二。”清允祿蔣溥等纂修《皇朝禮器圖式》中記載（圖7）：“皇帝大駕鹵簿唾壺，謹按宋書百官志漢武帝世儀衛志唾壺一人，元史輿服志唾壺以銀寬緣，虛腹，有蓋，黃金塗之乾隆十三年。欽定大駕鹵簿唾壺範金爲之形圓，有蓋，通高五寸，口徑一寸五分，蓋高二寸五分頂爲蟠龍紋下深二寸五分，徑二寸一分，座高四寸，徑三寸三分，四足鏤螭首，虎爪，承以圓珠下週橫距飾以雜寶陳設時盤及幾如提爐之制。”其中僅見有唾壺的樣式，圓形、有蓋，與《元史》中所載唾盂的形式較爲相近，並非魏晉唐宋時期的唾壺造型，可見唾壺在明清時已發生較大的形制變化。此外，清乾隆時期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出現不同形式的瓷器唾壺，如圖8所示的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畫琺琅牡丹紋唾盂，此件唾盂高9釐米，口長12釐米，寬10釐米。整體成長方形，寬折沿，有蓋，器表黃地，通體繪纏枝牡丹紋，內附一屜。外底中部雙方框內有“乾隆年制”藍料楷書款。檔案記載，乾隆二十七年（1762）皇帝曾旨令造辦處“嗣後燒造痰盂時不必落款”。

圖7 《皇朝禮器圖式》唾壺圖式

圖8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畫琺琅牡丹紋唾盂

從上文不同時間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出，“唾壺”一詞從魏晉時期一直沿用至清代晚期。魏晉時期盤口扁腹，唐宋時期寬緣鼓腹，元代寬緣虛腹，再到明清時期唾壺與唾盂造型分辨不清的狀況，有圓形和方形多種造型，其造型變化較大。唾壺與渣鬥常有分辨不清之說，清光緒時寂園叟著有《匋雅》一書，對歷代瓷器特徵進行詳細著述，其中《匋雅》捲上二十四載：“均窯渣鬥。亦分青紫二色。式巨而價亦不亷。”《匋雅·捲上三十五》載：“觚之小者曰渣鬥，渣鬥之小者，則潄具也。潄具亦分二種：一爲似觚者，唾水於地，不分兩層，或者腹微皤耳，此中西之所通也。一爲分兩層者，噙淨水於小盌，而唾其沫液於下層之小罐盌它安罐上，合而爲一。推鑿合縫乃成套之物，此則西人之所哂，皆漱具也。”這裏所說“渣鬥”的功用與我們所指的“唾壺”功用是一致的，都是洗漱用具，從功能上來說沒有太大的區別。

渣鬥最早見於唐代陸羽《茶經》的記載：滓方，以集諸滓，制如滌方，受五升。南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三諸色雜貨》：“酒市急須馬盂、屈卮、滓鬥、箸瓶。”“滓鬥”從字面意思理解，爲盛放渣滓之鬥形器。元人記載：“宋季大族設席，几案間必用筋瓶、渣鬥。”從“滓”改爲“渣”，可見作爲茶具來使用的器物纔可稱之爲“渣鬥”。渣鬥出現於宋遼時期，其主要造型也與《匋雅·捲上三十五》中所載：“觚之小者曰渣鬥。”觚是商周時期的飲酒器，宋時金石學興起，將觚用作插花之器，且瓷中有仿製觚的造型。渣斗的樣式最初來自於金銀器唾壺的樣式，但宋代瓷器仿製青銅器造型成爲當時流行的趨勢，因此唾壺也受到此種復古風潮的影響，由原來的寬緣鼓腹改變爲我們現在所認識的“渣鬥”——寬緣虛腹型。從唾壺與渣鬥出土的地域上也可以看出這一改變，南宋時期南方龍泉窯有生產出似“尊”似“觚”的渣鬥；北方遼金之地仍然使用唐代的金銀質唾壺造型，直到元代在墓室壁畫中已不再見有寬緣虛腹的唾壺，而以似“尊”似“觚”的渣斗居多。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也許可以整理出這樣一條發展脈絡（圖9）：晚唐至宋時飲茶風氣促使“唾壺”衍生出“渣鬥”成爲茶具之一，而宋代制瓷業受金石文化的影響生產出似“尊”似“觚”的“渣鬥”，作爲專門的茶具，而至清代又歸於漱口的潔具之用；而唾壺依然有，且作爲潔具使用，但造型也有了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