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陳洪綬《屈子行吟圖》（局部） 資料圖片

關於《離騷》寫作年代問題，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少卿書》均明確記載：屈原放逐，著（乃賦）《離騷》。劉向《新序》更是明確指出：“秦欲吞滅諸侯，併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懷王十六年，張儀相楚，也就是說，屈原《離騷》是在懷王十六年被放逐後所作。可以說，這是宋代以前楚辭學界的普遍看法。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繼承了太史公和劉向的看法，認爲《離騷》的內容是屈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辭集註》則提出《離騷》並非屈原“逐”後所作而是“疏”後所作。儘管朱熹提出的實際是個僞命題，因爲與司馬遷同時代的孔安國曾經明確指出，在先秦時代，“疏”是“放”的一種形式；但是，由於朱熹肇端發疑，明人汪瑗、清人蔣驥等騷學名家相繼對此加以發揮，以致其後在《離騷》寫作年代問題上的歧見更顯紛紜，近代以來尤甚。《離騷》寫作年代竟然成了一個大難題，嚴重影響着楚辭研究的深入。

不過，經過近幾十年的激烈爭辯，問題越來越清楚，即屈原於懷王十六年放逐後作《離騷》這個觀點應該是最符合歷史記載的。有些學者曾經藉口“文本爲重”，提出過一些質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嘆老心情”和“一死決心”等，但早在20世紀，湯炳正、胡念貽等騷學名家均已對這些質疑一一反駁，十分有力，今人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和精力去糾纏。而且，恰恰是《離騷》的文本有力地證明，《離騷》作於懷王時期。因爲作品中所寫當時楚國的君王，也就是詩人要效忠的君王是懷王而非頃襄王。這點對於判斷《離騷》的寫作年代十分重要。《離騷》中明明白白寫道：“初既與餘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餘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歷史文獻證明，對屈原“數化”，即時而信任，時而猜疑的，是懷王，而非頃襄王。因爲頃襄王從即位到頃襄王三年“怒而遷”屈原爲止，這兩年多的時間裏一直沒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數化”的問題。相反，懷王生前確實對屈原的態度有過多次變化，時而信任，時而懷疑，《屈原列傳》等史料對此均有記載。另外，《離騷》中表達出的對當時楚王的感情是那樣的熱烈、忠誠：“餘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捨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詩中這類熱情洋溢的詩句顯然只能適用於懷王。因爲屈原在頃襄王朝僅兩年多一點的時間，頃襄王也一直沒有重用他，所以君臣之間不可能有多麼深厚的感情。而作《離騷》時的屈原與懷王君臣關係已十來年，懷王還曾幾度信任、重用過他，君臣關係自然非同一般。這些詩句有力地證明，《離騷》寫作之時，懷王還活着，正處壯年，還在執掌楚國的政權，而且屈原對他充滿希望，還願意爲他馳騁效勞，當開路先鋒。所以說，除歷史文獻證明外，《離騷》文本也證明劉向的觀點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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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在楚懷王十六年作的《離騷》，而且，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爲，這個寫作時間是在秋天。

清人李漁《閒情偶記》有云：“善詠物者，妙在即景生情。”《離騷》中也有即景生情的內容，而《離騷》中寫到的景色正是秋天之景。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離騷》通篇未言“冬”。言“春”者僅有兩處，曰“溘吾遊此春宮”“春與秋其代序”。“春宮”是建築名詞，“春與秋”泛指時間。言“夏”者亦只有兩處，曰“夏康娛以自縱”“夏桀之常違兮”。顯然，這兩處的“夏”均指朝代名，而非指季節。但是，《離騷》實實在在地寫到了秋天的景物：“扈江離以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這兩處之“秋”，確實是指季節。從情理上講，屈原不可能在春天、夏天或冬天來講“紉秋蘭”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爲“即景生情”。

《楚世家》記載：“（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其原因是：“（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這段記載中的張儀“稱病不出三月”，自然是指楚懷王十六年的冬天。

再逆推上去。從“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和被張儀誆騙之後“懷王大悅”“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等記載看，此二位君王急迫之情溢於紙上，其時間不會拖得太長。此事在張儀“稱病不出三月”之前。由此可知，劉向《新序》所載的“秦欲吞滅諸侯，併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的季節應該是秋天。

《抽思》寫屈原無過被逐，憂思難抑，撫今思昔，夜不能寐。全詩寫了兩個夜不能寐，一個是“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一個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後一個“撫今”，在孟夏之夜，是寫眼前之景，故用“望”字領起；前一個“思昔”，在秋風之夜，是回憶放逐前夕的情景，故用“思”字發端。詩人在“思昔”時唱道：“數惟蓀之多怒兮，傷餘心之憂憂。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此處所講之“橫奔”，與《惜誦》“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志堅而不忍”中之“橫奔”，性質完全一樣（“不以禮出也”），連前後表達的內容也相似，可見《抽思》所“思”的秋風之夜，當是詩人寫作《惜誦》之時。學術界一般都認爲，詩人寫作《惜誦》之時，已經受讒被疏，但尚未離開郢都，只是“欲”“願”而已，他思想鬥爭十分激烈，一度有意不遵禮數拂袖而去（“橫奔”），即與君王徹底決裂，但最終理智佔了上風——“蓋志堅而不忍”“覽民尤以自鎮”。這正是詩人寫作《離騷》前夕的情景，所以可證《離騷》作於秋天。

從古代刑法角度看，古人看重“春生秋殺”，以爲“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禮記·月令》載雲：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等等。這些記載均證明，古代判決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之“放逐”，據《尚書》所載，是所謂“宥五刑”的一種手段，其判決時間當然也在“仲秋”。《離騷》作於被判放逐之際（“吾將遠逝以自疏”），因此創作時間也自然是在秋天。（文/周秉高系內蒙古包頭職業技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