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

文/陈放平

龙应台在《目送》一书里写道,安德烈几乎很少主动和自己交流,除非是遇到如急需用钱之类的大事,才会发一封电邮,而且字数不会太多。我慢慢地发现,我也开始和安德烈一样。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母亲一起在院坝吃完饭,接着晒会温柔的太阳。突然她说:“你看你耳屎好多,快趴下来,我给你掏了。”

从小到大,母亲常常会突然望一眼我的耳朵,然后随手取下别在腰间的钥匙串,听到钥匙串叮叮当当的声音,我便温顺得像一只猫一样,把小凳子轻轻挪近她,然后把头偏下来,放在她的大腿上。母亲便一边小心翼翼地给我掏耳朵,一边感叹我的耳屎怎么这么多。有时我感觉疼痛了,就突然大叫一声,每到这时,她迅速停止手上的动作,有点愧疚地笑着,听我抱怨她用力过猛。

我已经记不清母亲给我掏过多少次耳朵,也记不清我多少次抱怨过她用力过猛。一转眼,我已经二十岁,我的个头一下子高过她,甚至高过了我的多么伟岸的父亲。虽然母亲常常在别人面前说我“天高是皮小菜”,但我自己认为,我是真的长高了,长大了。

为数不多的某个午后,我们一起坐在院坝里吃饭,都吃完碗里的饭菜后,母亲把碗放在前面的石板上,说:“快来,我给你把耳朵掏了,都这么大的人了,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我不再像猫一样,听话地依偎在她怀里。我开始有意识得拒绝,逃避。我想,一个四十岁的母亲给一个二十岁的儿子掏耳朵,这多么别扭。

是不是,姑娘长大后,都会成为母亲的贴心小棉袄,而男孩长大后,都会成为安德烈?

然而,更多时候,我是和母亲无话不说的。在她面前,我总是从没长大,什么都依赖她。总想着,凡事有她。

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和她在厨房一起做饭。我忽然说:“妈妈,给你说个事。有一个女生喜欢我。”她一愣,然后脸红着,问:“叫什么名字?”我意识到该打住了,就说:“哎呀,开玩笑的。怎么会……”

后来我真的恋爱了,是和另一个女生。母亲没有反对,她叮嘱我:“既然要和别人在一起,就要忠诚,要对得起人家。”我一时有点不适应这些话是她对我说的。我略带羞赧又斩钉截铁地说:“你相信我。”

因为爱好的原因,我的性格比较感性。常常有很多感想,除了写在纸上,就写在母亲的耳朵里。母亲从不会说我“男孩子哪来这么多话”,一向都是安静地听着,如同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一号文件。在家里,我常常是说话的主角,说的全是与庄稼无关的话题。比如,“我写的征文在市里获奖了”“我要努力成为党员”“我要好好读书、写作”,等等。

我常常带一些书报回来,扔在桌子上,对母亲说:“自己挑几本喜欢的,拿去看吧。”她说:“床头还堆着很多,我要慢慢慢慢地看。”我知道她看书很慢的原因,一是因为每天劳于农务,时间有限;一是因为她读书是一字一句地读,极其地用心。尤其是我的作品,她读了一遍又一遍,“怎么读都读不够。”

有一天,我从邮局取回一本样刊,吃过午饭,我对母亲说:“我给你看一本诗集,里面有好多好诗,我读给你听。”她坐在我旁边,认真地看着我手里的书,像我的学生。我读完一首,问她写得怎么样,她说写得好,我就读下一首。

这时,一个路人从院坝经过,我们母子俩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2015年4月27日,写于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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