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真正的潜伏者，披露北平解放前“战争史上罕见”的地下谍战

95岁的方亭

方亭老师是我的老前辈，以前只有耳闻不曾见面。她是北京晚报创刊时期的编辑部副主任，1968年北京晚报停刊，方亭也遭遇厄运。文革结束后北京晚报复刊，方亭并未归来，后来一直从事党史研究直到退休。

然而，前不久我在电信博物馆的一份老资料中，偶然发现了方亭这个名字，我才惊讶地知道，她曾经是北平地下电台的译报员，作为一名潜伏人员战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老照片里的方亭是个20多岁的清秀女孩，笑容温婉，很难和我们印象中的谍报人员联系起来。

北平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艾山、方亭、王超向、张彬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拜访了95岁高龄的方亭老师，她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座老居民楼里，家中很简朴，几乎都没有装修，方亭老师坐在沙发上，那种温婉的笑容让我立刻回想起解放前夕那张老照片里的样子。共和国走过了70年，当年的少女已是满头银发。

隐藏在胡同深处的地下电台

方亭老师个头娇小，声音却很洪亮，尤其是作为一为95岁的老人，简直可以说中气十足，聊起70多年前的往事，她记忆清晰，思维敏捷。

方亭是抗战时期作为进步学生入党，解放战争时期被派往北平开展地下斗争，她的任务就是担任北平地下电台的译报员。“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先后在北平建立了三处地下电台，它们分别设在东城帽儿胡同2号，报务员赵振民；东城洋溢胡同36号，报务员艾山；宣武门外西草场12条，报务员王超向。城工部长刘仁同志从抗日战争后期就准备在北平建立地下电台，经过几年运筹，1947年正式建台。地下电台由地下学委秘书长崔月犁领导，李雪负责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

李雪

方亭回忆，当时一共5道工序转码编译电报，才能译出来。“比如我们买了一套小说，随便找了一页，通过换算变成密电码，城工部的电报来了之后根据密码再换算，加减乘除，才得出四角号码的号码，跟四角号码再对上就译出来了。”

当时方亭住在洋溢胡同，每天到腊库49号与另一位同志一块译报，早去晚归。“每到腊库49号门外，只要看到墙头露出的竹竿上挑着灯笼，就知这是平安无事的标志，如果纸灯笼不见了，就是报警信号，不过这种信号没有出现过。”

那时每晚8点北平就全城戒严，大街小巷一片漆黑。“一天我出门动身晚了，快到戒严时间还没回到家，家里人急得团团转，以为我出事了。艾山把收发报机装进提箱准备转移，这时，我正好进门，大家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方亭还曾经遭遇不明身份的人跟踪，她当时很警觉地发现了，甩了几次都没有甩掉，最后只好钻进电影院，电影散场街上都是人，一片混乱，她才摆脱了“尾巴”。

译电员断绝一切社会关系

城工部长刘仁

1948年春，城工部长刘仁同志来电通知，敌人每天出动十辆载有仪器的吉普车在北平城内进行流动侦察，要求电台特别提高警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

方亭表示，当时情形很紧张，因为已经有我们的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的原型李白同志在上海的电台就被破获，主要是电文长，发报时间一长就容易被敌人检测到。

于是北平地下电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安全，例如“电台在一个地方不能时间过久，容易被发现；工作量不大时，三处电台轮流作业，开机时间互相错开；电台的波长、呼号经常更换……”

当时，电台还采用了一些保密手段，“译出的收发报一律密写，用米汤或面汤写在纸上，用碘酒一擦，字迹就显示出来了，现在这个原理大家都知道了，但在当时还是有效的。”作为一名译报员责任重大，要求也就更加严格。“所有电台工作人员，尤其是报务员、译电员不参加群众活动，不去公共场所，不上影剧院，不看进步书刊，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三处电台不发生横向关系，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不知道彼此的住址和姓名；来往电报内容、除了译电员外，其他人都不允许知道，李雪也不例外。”

傅作义把火柴棍放进嘴里

上级要求电台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因此，北平解放前的两三个月是地下电台工作最紧张的时期。

“平津战役打响后，电台几乎每天都发出敌人军队的调动，军用列车的数量、去向等有关情报。由于我译发此类电报特别多，所以敌人16军、35军、92军、94军等番号，张家口、新保安、南口、昌平、廊坊、丰台等地名的电码，我差不多都背下来了。”方亭说。

傅作义（右3）赴西柏坡会见周恩来

北平解放前夕，两军对峙千钧一发，我军与傅作义的和谈开始启动，随时掌握傅作义的的动态成为和谈的重要依据，在这件事上，电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前，傅作义身边已经安插了不少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尤其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这些都由北平地下电台发电报传递给了中央。”

当时，聂荣臻司令员每天都到城工部看电报。他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判断，下定决心，进行正确部署是有重要作用的。”

最后一封电报是胜利的消息

1949年1月29日，地下电台收到最后一份电报：“1月31日中午一点，我军从西直门鸣礼炮入城，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北平解放

在北平解放的欢庆声中，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三处电台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这在敌人严密监测下的大城市是不多见的。”方亭说，因为大家都非常小心谨慎，她认为，现在有些影视剧中的地下电台充满了浪漫色彩，出现许多惊险镜头，违背了地下电台的真实。“如果出现惊险，被敌人发现，这是地下电台的大忌。千方百计保护电台安全正常工作，电讯联络畅通无阻，这才是我们的职责。”

“地下电台的工作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我们行动小心谨慎，恪尽职守。我们的工作是严肃的，平凡的，生活也是简朴的。洋溢胡同的住处是组织上连带家具一起购置的，原为国民党一空军飞行员的新婚新居，新翻修的敞亮的房屋，一律西式家具，摆设得也很漂亮，俨然是个富裕家庭，起了掩人耳目的作用。但我们过的是紧日子，家常菜是黄豆咸菜，穿的衣服有的是借来的，吴老头放在自己屋子里的香烟糖果不许我们动，说这是公家的。直到北平解放后，一些同志到洋溢胡同来，在哄闹中，吴老头的宝贝被瓜分了。”

1949年3月地下电台的同志陆续走上新的岗位。“我从解放区到北平后，因为工作需要，李雪曾配给我一块进口表，看着走动着红色秒针的漂亮手表，爱不释手，但是按照规矩，把它和金戒指一起上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