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云江湖」1927年，近代中国两极分化元年。空气中充满了血腥

1927年，今天回望，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恐怕无出其右。那是盛满了人血的一年，那也是觉醒的一年。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的沉重且伟大的一年。

1927年1月3日，汉口爆发“一·三”事件，中国政府宣布收回汉口英租界。该年1月上旬至2月中旬，由中共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当时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民众反帝斗争中一个重大的胜利。

1927年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方代表欧玛利签订《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

1927年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收回九江英租界。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中共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其主要内容为：

1.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2.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3.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

4.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1927年3月24日，发生‘南京事件’。

彼时，占领南京的国民革命军攻击外国机构，打死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文怀恩等人，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

镇江英领事将镇江英租界管理权交还中国。（1929年11月11日，英驻华公使蓝浦森照会中国政府，商定于15日将镇江英租界正式交还中国。中国外交部派镇江关监督戴德抚为接收特派员。经过磋商，由中国政府拨款6.8万元，作为英人的补偿。1929年11月15日，中英双方举行了正式移交仪式，外长王正廷、英公使代办爱菲林、驻京总领事许立德等到会。戴德抚作了演说，英总领事许立德也作了答辞，从而补办了收回英租界的正式外交手续和法律认可）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事变后3天中，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

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中共组织遭受了建党后第一次重创，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中共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1927年4月28日，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奉系政府绞死。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祥在长沙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1927年5月下旬，中共在武汉创建中共第一个情报（反谍锄奸）组织，中共中央军委特务科，并不是今日所传名为‘特务工作处’（根据中共情报界元老李强、徐以新，中共开国元帅聂荣臻等交叉回忆印证）。特务科设四个股：

科长，顾顺章（叛徒）。

保卫股，股长李剑如（后率30人组成的保卫队，护送鲍罗廷返前苏，并留在前苏学习保卫）。

侦察股，股长董醒吾（董胖子）。

土匪股，股长是胡孑。

特务股，股长李强。

中央军委办公地点在友益街余积里12号，该处是一座上海式三楼三底二厢石库门的弄堂房子。门框右上角贴一张红纸，上写西厢杨。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科在楼上东厢房，秘书处在楼上西厢房，组织科在楼下西厢房，办杂务的人在楼下东厢房。

这也是中国现代情报机构的开山鼻祖。

1923年的李强

1927年6月26日简吉、赵港等人在台中建立了第一个台湾农民统一组织。

简吉（1905年5月20日—1950年3月7日），台湾的社会运动者与政治人物，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党员、光复后中共党员。牺牲于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之中。高雄县凤山市人。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开始合流。

1927年7月，日本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第二次东方会议。

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攫取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大陆政策。“满蒙特殊论”则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东方会议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1927年7月25日，田中向天皇呈递《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份秘密文件据说是爱国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党的关系，和他在日本经商多年的朋友关系，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了两个夜晚抄录完成的。在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虽然现在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田中奏折”是假的，但从历史的轨迹来看，军国主义日本的国策则是完全按照“田中奏折”的路线去做。

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起义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1927年8月7日，中共召开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议案。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革命中前进了一大步。

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七会议油画

1927年9月9日，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了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及时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和赤卫队。这是中共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开辟了新的道路。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敌人很强大，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也说明中共开始走向成熟，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合理性与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