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热风》里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中国人的精神劣根表现在嫉恨“个人的自大”而附和“合群的自大”，这种心理严重阻碍了我们在文化上的进步，非靠“科学”这剂良药来医治不可。

“我说过这样的话。”——《书信(1936致外国人士)》

什么是“个人的自大”？

《周易》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从下到上六爻全是吉利。所以中国人很早就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但是鲁迅认为，传统文化中的谦虚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是对庸众的妥协，最终会抹平自己的创造性。所以鲁迅提倡“个人的自大”，并说：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

这种自大不是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也不是跳梁小丑的自我陶醉，而是天才的自大。叔本华很早就说过，天才在他的有生之年总是难以得到庸众的认可，“人类精神思想最高级的产物一般都不受欢迎，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具有更高思想水平的人出现。”每个人的品位都与他的气质相关，呆板的人只能理解呆板的事物，庸俗的人才会欣赏庸俗的作品，头脑不清者喜欢混乱的东西。天才是为整个人类而不是为庸众进行写作，他的目光从来不局限在自己的时代，因而他从庸众那里得到的也只能是谩骂而不是赞许。

此外，嫉妒心理也会促使庸众去扼杀天才。一个人由于获得了名声，就会高高在上，而庸众也就因此受到了同等程度的贬低，所以他们会用流言和诽谤来进行还击，能在生前独善其身的天才实在寥寥无几。只有当他们死去之后，庸众的嫉妒心理才会逐渐消散，或者把他遗忘。或者随着思想水平不断发展，得以受益于天才的伟大发现之后，才会报以赞誉。这也是为什么卢梭、潘恩生前受人唾弃，死后却备受膜拜的原因。

天才在生前要抵御住平庸之辈的攻击，如果他们选择投降，抹煞自己而迎合庸众，也就会失去创造力。叔本华宁肯孤独，也不庸俗；尼采则拒绝与流氓痞子同泉共饮；就连藏愚守拙的老子也说：“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只有“处众人之所恶”才能接近于“道”。在庸众的眼中，这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自然是“自大”了。然而鲁迅说：

“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然而我们中国古往今来就一直缺乏这种人生存的土壤，“合群的自大”不容许天才有一句异议，所以文化上也就长期停滞而无法革新。

什么是“合群的自大”？

愤世嫉俗会被嘲讽，不合群就要受孤立，思想水平太高便是不接地气，在庸众合群的地方，哪里还有天才的立足之地呢？对此，鲁迅说：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的宣战，却尚在其次。”

因为自己无能，没有什么可夸示于人，便要拿另一个东西来做影子，当作炫耀的资本，这是人性的弱点。从一乡、一城乃至于一国，到处都是这种“合群自大”的人。他们把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抬得很高，赞美的不得了。一当这个影子或者影子中的某个人获得了荣誉，他们也就幻想着毕竟自己也沾亲带故，能够跟着沾光，从而产生出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倘若遇到攻击，他们也不必亲自去应战，只要蹲在影子的后面摇舌鼓唇、指点江山，便可克敌制胜。庸众们自以为自己拥有着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的高尚情操，可是鲁迅却揭露了他们乌合之众的心理：

“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在哪呢？不幸在这些人对外只会停留于口舌之争、发泄情绪，对同胞却是付诸行动的残害，他们恨不同意见者比外敌还甚。例如李自成破灭明朝时，江南士大夫整日骂贼却未曾向北发一矢；当满清已经开始南下，弘光政权内部还互相倾轧，左良玉坐拥八十万大军，却不抗满清而欲灭南明。他们对外敌是那么的陌生与无知，对内敌却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当文明走向衰落的时，人多势众的原则就会成为历史的唯一法则。群体缺乏理性，想要展示力量，渴望破坏，所以总是会把对立推向极端，鼓吹斗争。他们的“合群自大”最终会绑架国家，使其偏离正轨，实乃不幸。

此外，“合群的自大”向来是敌视个人的，他们擅长党同伐异，喜欢对少数天才宣战。天才的杰出扯去了庸众的遮羞布，让他们看到了自己平庸与无能的现实，所以他们必定要极力否定天才。他们从思想上给天才定罪，勒令他恢复平庸，不然轻则以沉默来孤立，重则以行动来扼杀。

“合群的自大”都有哪些种类？

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但这种谦虚仅停留在个人独处的时候。古代，从华夏歧视蛮夷起，直到满清的天朝上国梦被打破为止，“合群的自大”从未真正受过挑战。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经历了五千年，什么风浪都见过，真是天下第一”，鲁迅称这种“合群的自大”为“完全自负”，它丧失了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依然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每每与人发生口角时，都是自负的说：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第二种“群体自大”是抓住自己的一点长处来自我安慰，说“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这种自大心理便是不思进取、不谋发展，没有见贤思齐，反而是隐过匿愆、抱残守缺。它的进一步延伸就是自认为是全世界的老祖宗，凡是世界上有什么科技发明、理论创新，都说比我们晚，在多少年前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只是不够完善罢了，仿佛地球离开了我们就不能旋转。

第三种更为可悲，这种自大不是建立在对强者的胜利之上，却是通过比惨而得来。说什么“外国也有叫化子——也有草舍，——娼妓，——臭虫。”因为全世界都存在落后与愚昧，所以我们也就无可厚非。退一步讲，咱们至少比某某地方好吧？这便是消极的反抗，不仅不思进取，反而还要找理由来搪塞——假如我们的孩子老是想向倒数第一名看齐，那么恐怕得让他领教一下戒尺了。

最后一种自大心理最为让人寒心，它的出现反而使人觉得前面的观点还情有可原，至少它们知道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这种心理颇似无赖，它说：“中国便是野蛮的好”，野蛮、愚昧乃至昏乱都是自古以来的，你们能把我们灭绝么？我们就是流氓，我们以流氓为荣，你们又能拿我们怎么样？——这真是一副患了“祖传老病”却反对吃药的模样。这种病却也没法治，只能盼着他们早日离去，好腾出病床来对前面三种人进行抢救一下。

为何谦虚的个人也会有“合群的自大”？

我们中国人少有人能够保持个人的谦虚又远离“合群的自大”，故而少有人获得吉利。

谦逊告诉我们，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个人的谦虚品质只能依靠自己去修行而获得，“合群的自大”却是民族的遗传病。在它的作用下，我们不是“见贤思齐”而是“见贤生嫉”；不是“见不贤而内自省”，反是“见不贤而相群聚”。我们见到别人获得殊荣，不是反躬自省，向他学习。却去幻想自己跟他是同乡人、同城人乃至同国人，便可以沾亲带故，引以为荣，不必去相形见绌，反思自己。然而这只是一种虚荣，除了精神上获得虚假的满足之外，毫无意义。

个体需要群体，因为群体能够赋予他们虚幻的力量。他们进入群体之中后就迷惑于这种力量，最终丧失了谦逊的品格，在群体的影子里满足虚荣心。离开群体后他们又会变得谦虚甚至自卑。每次群体获得荣誉，或者出现宿敌，都会将分散的个人结成群体，从而产生这种短暂而反复的群体心理——或者说“乌合之众心理”。这种心理作为精神病根，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易去除。所以鲁迅说：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他开出的药方就是“科学”，希望像勒庞（G.Le Bon）主张的那样，摆脱先代死鬼的牵制，不要讳疾忌医、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这样至少终有一天或许会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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