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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和菲律賓男籃的比賽中，代表日本出戰的張本天傑足足打了30分21秒。

狀態不錯的他拿下10分，外加5個籃板和4次助攻。可事實上，大多人並不會在意他的數據怎麼樣，聊到他，人們說得最多的是“叛徒”——“他是中國人，卻入了日本籍。”

張本天傑背後，是一大批被日本歸化了的中國運動員們。從小山智麗開始，這二十多年間，他們帶着“叛徒”、“漢奸”的標籤遠走日本，走上了無人理解的追夢之路。他們是糾結的——在中國體育體制中沒有發展空間前路迷茫，去日本能追求夢想卻會遭千人所指。當這道非黑即白的選擇題做完後，他們還需要有勇氣承擔這些質疑甚至是謾罵。

跌跌撞撞一路走來，終於越來越多的國人開始理解了他們的選擇。可這種特別的身份，讓他們時不時還會遭遇“冷眼”。他們隨便說出的話或許就能成爲焦點，他們追求夢想的代價沉重依然。

可這一切，真得是他們的錯嗎？

被日本歸化了就一定是“叛國”？

說起入選日本國家隊那一天的心情，女籃運動員王新朝喜用了四個字：悲喜交加。

“開心的是，終於實現了進入國家隊的夢想，難過的是不是中國國家隊。如果是中國國家隊，我可以不用顧慮很多，可以告訴大家，讓大家和我一起高興。”

她的矛盾，是這個歸化大羣體的真實寫照，也是的確存在的現狀——因爲歷史原因，“日本”彷彿成了我們內心的禁區，而改國籍被歸化赴日看起來更像是不可被饒恕的舉動。

小山智麗被日本歸化後，在廣島亞運會女單決賽中戰勝鄧亞萍奪冠。本就被人質疑的她，慶祝勝利發出的“呦西”更觸犯了衆怒。無數中國人在電視機前看到了這一幕——曾是炎黃子孫的小山智麗站在領獎臺上，伴隨着日本國歌，太陽旗升到最高處。

那個時代，這樣的行爲被看作是大不敬——連媒體都無法冷靜下來，責罵小山智麗的聲音屢見報端，一家報紙甚至發起了“小山智麗的挑戰”大討論。

事後，她曾解釋過，“呦西”只是自己平時在國家隊打球時候的一句口頭禪。但在中日關係降至冰點的時刻，那一聲慶祝，毫無疑問把自己置於了風口浪尖，“叛徒”的名頭，她一背就是幾十年。哪怕十幾年後，小山智麗獲得了再多金牌和冠軍，也變得沉默和低調，可她依然無法得到原諒，中國人記住她的還是那聲“呦西”，和她的“叛國事實”。

這幾乎給所有被日本歸化的運動員定了性。在那之後，每當這些“歸化”運動員們代表日本站在比賽場時，毋庸置疑都會遭至口誅筆伐。

“真的有點不甘心，還是想打球”

“中國的很多運動員一直是默默無聞，得不到很好的機會，所以就會出現歸化外國的現象。”

姚明一針見血的話，或許是對這批“追夢人”的最好總結。而對那些離開中國赴日“謀生”的運動員來說同樣如此，爲了爭取更多的出場機會，他們代價更大——甚至要被迫戴上了“叛國”的帽子。

對錯先姑且不論，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至少在中國，他們真的沒有什麼機會。

在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裏，國家往往挖掘的是最優秀最好的運動員。這些運動員贏得了爲國爭光，獲得獎勵的機會，同樣也贏得了保障和未來。但這畢竟只是中國體育龐大金字塔的塔尖，能夠爲國征戰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運動員根本得不到出場機會，也沒有資格代表國家參加世界級的大賽。

實際上，哪怕那些已經成名的運動員們，也因爲中國人才濟濟，不得不提前爲自己“謀後路”。

88年漢城奧運會後，中國就有一大批乒乓球人選擇“東渡”日本。這裏面既有小山智麗，也有韋關晴光這樣的奧運冠軍。據悉，當年在獲得奧運會冠軍後，國家曾經獎勵韋關晴光2萬鉅款，可是他仍然選擇了離開中國。

韋關晴光也擔心打不上球。在人才濟濟的國乒，26歲的他就已經要面臨退役的問題了。

“我們想過回地方，但是真的有點不甘心，還是想打球。”韋關晴光心有不甘，他僅僅是想要打球而已，而在那樣的年代，在中國乒乓團體這種隊伍裏，選擇的代價卻是——他不得不背上“漢奸”之名。

事實上，對於去日本追夢的體育人來說，打球的夢想和國人的認同，是分岔路口的兩邊，也是他們不得不要去做出的選擇。

同樣的事情，在十幾年後依然上演着。當日本籃球向中國運動員們發出邀請帖後，又引發了另一批籃球人的“東渡”。他們離開的主要原因，與二十多年前相比，沒有什麼不同。

“中國並不需要我這樣的運動員，尤其是我現在的年紀也大了，在中國完全沒有競爭力。”王新朝喜對於自己的選擇依然很無奈，但卻不後悔。

換句話說，如果日復一日青燈黃卷般的刻苦訓練，只能換回坐在場下把板凳坐穿的結果，那當一名運動員還有什麼意思？

那裏除了夢想和機會，還有保障和未來

每次張本天傑回中國打比賽，“噓聲”必不可少。

歸化球員的標籤，加入日本國籍的選擇，時不時把他推上風口浪尖，不明所以的人們似乎都要對他口誅筆伐一番。

對於這些，小學六年級就隨父母移居到日本的東北男孩，早已再習慣不過。更多時候，他不去解釋什麼。不過，偶爾他會向旁邊人說出他內心的真實想法，“在體育的世界裏，這樣的選擇應該是正常的。”

那爲什麼選擇日本？除了地緣的距離外，更重要的或許就是——日本方面在追求體育人才上的“煞費苦心”。

日本擁有着極爲完善的體育“歸化”產業鏈。基層教練和“中間人”會發掘有意到日本留學的運動員，然後聯繫日本的高中或大學，不僅能學費全免，還包生活費。這些“保障”，是吸引這些運動員前往的主要原因。

王新朝喜說，在自己在初中的時候，就有日本的學校教練前來詢問，問她是否願意去日本留學。之後，她孤身一人來到岐阜女子高等學校，並順風順水一路進到國家隊。而川村李沙也是在留學後進入到了日本女子體育大學，並效力於日本女籃聯賽，2010年入選世錦賽日本國家隊也讓她成爲第一個入選日本女籃的中國人。

對這些運動員來說，來到這裏就代表着有了學上，同時也沒有了經濟上的後顧之憂。

這還不算完——在中國運動員最擔心的退役後保障不足的問題上，日本也下足了功夫。運動員畢業或退役後，能憑藉體育的特長進入還不錯的公司上班，作爲公司的員工，即使不再成爲職業運動員，也能生活安穩。

就以王新朝喜爲例，她加入的三菱電機俱樂部屬於三菱公司，有着較爲完善的保障體系，在日本和她老家天津都擁有分公司。即便是在退役之後選擇回國，她也可以在自己的家鄉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與中國普通退役運動員們動輒失業動輒街頭賣藝的現狀相比，顯然這樣的“保障”給了他們更多的安全感。

張本天傑也同樣擁有着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的“支援”，“退役後可以在公司就職，一生都有保障，而且給的薪水能讓人在日本生活很方便。”

而談及在中國學習體育的朋友們，張本天傑言語中充滿了擔憂。“他們進了體校，沒有學習時間，沒有大學文憑，就業也就沒有着落，人不可能一輩子都打球吧”。

戰勝中國，就可以證明自己的選擇沒錯

讓小山智麗真正成爲全民公敵的，是她在廣島亞運會上的一聲“呦西”。

那是她在戰勝世界冠軍鄧亞萍的決賽中吼出來的。贏了中國，贏了鄧亞萍讓她無比興奮，也讓她的慶祝看起來“不被理解”。但倘若你早已瞭解了小山智麗直來直去的性格，你或許會懂得，這種釋放更像是對當初不滿的宣泄。

“讓球”風波、無緣漢城奧運、東渡日本……小山智麗是帶着怒氣離開的。歸化到日本，她需要用成績證明自己，而擊敗中國，擊敗乒乓球水平最高的團隊和個人，是她證明的最好方式。

多年之後，有些人開始理解了她的選擇，鄧亞萍也用“臥薪嚐膽”來形容她，“她對成功的這種執着以及想要成功的渴望讓我很敬佩。”

事實上，不光是何智麗，這個羣體裏的絕大數人，都是靠這種追求成功的心態驅動而遠走他鄉的。當然，付出的代價自然也是慘重的——當歷史的背景一次次被提及時，他們不得不被“扣上帽子”。叛徒、賣國賊、漢奸……這些刺眼的名稱一次次被提及，這是他們必須要面對的日常。

他們往往都是中國體育的失意者，沒有出場機會，沒有希望在中國來到更高的平臺。來到日本，這一切都改變了。他們有了平臺，有了機會——於是，擊敗中國，證明自己，變成了他們眼中一件快意恩仇的事。

“在所有的參賽隊伍裏，我最想擊敗的就是中國隊，因爲我要向認識我的人證明自己的選擇是對的。”2014年9月，當代表日本男籃在亞運會八強賽戰勝中國後，張本天傑面對媒體，脫口而出。

對他們來說，這或許是對自己飽受質疑選擇的最好回應。

在日本，他們過得快樂嗎？

其實，對大多被歸化“赴日”的運動員來說，他們對於回國還是充滿了渴望。

在日本想要提升成績的大環境下，他們隨之而來，也可以獲得一定的出場機會。他們有經濟的支持，有未來的保障，可是卻不得不面對無形的“牆”，那是基於文化民族的不同所帶來的根深蒂固的藩籬。

“從來沒想過自己就是日本人，說實話，我站在球場上，當中國國歌奏響的時候，我還是會在心裏跟着一起唱，我很想回到家鄉，那裏的一切纔是好的。”

這是女排運動員張心穋意的心聲，或許也說出了大多赴日運動員們的真實想法。韋關晴光的夫人石小娟也說過，剛剛拿到國籍的那段日子，她說雖然國籍上已成爲日本人，爲同化爲被認同而努力着，可無形的線仍難以逾越。

還有一個故事，發生在小山智麗身上。

大阪乒協當年在尋找小山智麗的過程中，提到了池田銀行俱樂部。工作人員本能的用中文寫出“何智麗”，而非她的日本名字“小山智麗”。在中國人眼裏，何智麗是日本人；在日本人眼裏，她是中國人。

天生性格要強的小山智麗，從來沒說過自己在日本的艱難和委屈,當別人問及她時，她說得最多的是——“人有本事,到哪裏都不難。”可多年以後，當她回到老家上海蔘加活動，一舉一動都透露着那種掩飾不住的親切。

到底是他們“叛國”，還是我們“逼走”了他們？

多年來，無數追逐體育夢想的中國人遠赴東瀛，被“叛國”的帽子壓得喘不過氣來。

不過，隨着時間的遷移，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得以緩解，也給了他們更多的空間——除了運動員外，諸如福原愛教練湯媛媛等衆多體育人也加入了日本國籍，教練層面的這種“歸化”也變得越來越多，可他們依然會遭到些譴責和謾罵。

難道去日本打球，去日本執教，他們就是漢奸嗎？

正如曾執教美國國家隊的郎平，在引起爭議被人稱爲“賣國賊”所說的那樣，“無論在哪裏，我都是中國人。即便在國外，自己也是抱着爲排球做貢獻的態度來學習和進步。”事實上，這種觀念同樣適用於那些被歸化的運動員們。說白了，他們是個體育人，“體育無國界”，無論執教還是打球，他們追尋的，只是身在這個平臺和位置上，應該有的機會。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我們國家的體育體制下，他們心中那些難以實現的夢想在他國有了更好的機會；他們擔心的沒有工作沒有保障的事情不會發生。倘若我們無法去在現階段去保障運動員們該有的權利，爲什麼我們一定要求他們留下？僅僅是爲了滿足一些人“狹隘”的愛國心？

可現實就是，這個東西依然存在着。身份和經歷，都是他們躲不掉的放大鏡。

在武漢女籃亞錦賽中日女籃決賽前，王新朝喜站在日本隊的最前面。奏日本國歌時，攝影師捕捉到了一個畫面——她閉着眼睛，也沒有跟唱日本國歌。“這還差不多。”這是很多中國記者看到這張照片時發出的感慨。

或許，王新朝喜也知道，從選擇日本的那一刻起，有些東西就終究無法回頭。這是屬於他們的無奈，同樣也屬於我們。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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