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日三国志：华北敌后抗战脉络

引子

关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不少人都听过“七分发展、两分摩擦，一分抗战”的说法。2015年，杨奎松教授在《抗战初期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的史实考析——兼谈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的真实性问题》里专门考证和分析过这个问题。

不发展，如何有力量抗日？

“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材料，最早来源于1940年4月6日军统局发自天津的密电，内容是八路军115师独立师骑兵连支部书记李法卿逃到了国民党并讲述了一段往事，大意如下：

八路军出发抗日之前，朱、毛召集军队训话，说中日战争是党发展的绝好时机，要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对于如何发展，朱、毛给出了三步策略：第一阶段八路军兵分两路，一路东出雁门、五台，横断平汉线，深入冀东、冀中，一路沿太行山南端，伸入晋南、豫北冀南、鲁西，横断津浦线，进入鲁北、鲁东，截断中央系军队的联系；第二阶段是等过两三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然后将黄河以北的国民党势力肃清；第三阶段，等黄河以北巩固后，伸入华中各地建立根据地，分段遮断中央系军队的联系，瓦解和离间中央系部队，巩固中共的统治基础。

从50年代开始，这一资料经常被台湾方面引用，用来攻击中共的敌后抗战，之后这一说法传播开来，成了如今网络论战的炮弹。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杨奎松教授考证的结果：李法卿的回忆不可靠。中共在敌后的发展，是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而不停摸索和调整的，不可能在抗战初期就能准确预测之后几年的发展战略。李法卿的说法，实际上是1940年年初，人们对中共八路军发展情形一种描述或总结。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李法卿在叛逃前夕，知道了当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西北、华北、华中“猛烈发展”的指示，指示要求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中、江南打成一片，化成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的管理之下，同时向鄂中、鄂东极大发展。也就是说，李法卿可能张冠李戴了。

“同志：不要踏麦苗”

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就此打住。本文主要梳理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脉络，以粗线条勾勒华北国、共、日三方的攻守之道，从宏观的视角厘清华北敌后抗战形势的动态演变。

一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大举增兵华北，攻占北平、天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8月31日，为了统一指挥华北作战，日本参谋本部组建了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大将任司令官，下辖香月清司的第1军、西尾寿造的第2军，以及方面军直属部队，全军共计8个师团又1个混成旅团，总兵力20万人。

抗战初期华北三条战线示意图

自华北南下，日军的进攻主要有三个方向：

①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察哈尔派遣兵团（约4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平绥线西进，占领张家口、大同，配合第1军消灭阎锡山第二战区主力，占领太原拿下山西。

②香月清司率领第1军沿平汉线南下，占领保定、石家庄，击败中国第一战区主力，然后分兵侧击山西娘子关一线，支援太原会战，一部继续南下，推进到黄河北岸。

③西尾寿造率领第2军，沿津浦线南下，占领山东，然后与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南北夹击，消灭中李宗仁第五战区主力，打通同津浦线，将华北战场和华中战场连成一片。

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左）与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右）

在这三条战线上，先后爆发了太原会战、涿保会战、徐州会战，战役的结果是，阎锡山被压迫到了山西西南部，第一战区从河北撤到了黄河以南，山东的韩复渠不战而退，徐州的李宗仁转移到了鄂豫皖。

徐州会战之后，华北正面抗战暂时告一段落，华北五省中，察哈尔、河北、山东被日军占领，山西、绥远两省中日双方形成犬牙交错格局，华北基本沦陷。

华北方面军大获全胜，华中派遣军也不甘寂寞，为了压迫蒋介石政权屈服，华中方面军于1938年6月发动了武汉会战，占领了华中，在此期间，日军第21军占领了广州湾一带。

图片来源网络，作者：天涯孤舟

至此，日军在中国的布署如下：

关东军经营伪满洲国，负责对苏作战；华北方面军确保华北治安；华中派遣军（第11军）作为战略进攻部队，负责打击国军主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战斗意志；第21军占领华南各港口，负责切断中国海上交通线。

武汉会战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以战养战的战略逐渐确立，华北重要性凸显出来。在日本看来，华北在地理上是中国与“满洲国”的结合部，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资资源，蒙疆（绥远、察哈尔以及热河）是阻挡苏联共产主义的防波提，适合打造成日满华合作的样板地区。所以，必须让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使华北成为实现东亚和平的枢纽。

为此，日本大本营确定了华北作战基本指导原则，要求华北方面军以确保占领区的安定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华北稳定压倒一切。

二

对日军而言，影响华北安定的因素有哪些呢？

日军虽然占领了华北大部，但因兵力有限，其实际控制区域仅限于重要城市周围以及铁路沿线的狭窄地区，其他大部是“匪占区”，影响华北安定的因素就是这些“匪”。

日本人口中的“匪”指的是位于敌后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土匪，以及地方自卫武装。

1937年9月，八路军386旅开赴山西前合影（李云龙貌似是386旅独立团的）

1937年11月太原会战结束后，八路军逐渐变运动战为游击战，分散开来开辟敌后根据地。到1938年秋，八路军已经在整个华北地区创建了大片的根据地：在北线，沿管涔山、五台、恒山、军都山直至冀东雾灵山，建立了山区根据地；在南线，由吕梁山、太岳、太行等山区，直到冀中、冀东平原，以及山东广大地区，建立了山地、平原相结合的根据地。按照区域划分，以上根据地可分为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五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地盘越大，军队越多，1938年底，八路军已从3万多人发展到22万人。

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的主要分布情况

八路军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国民党方面也在推进敌后抗战工作。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不断失利，不少国民党军队来不及撤退，留在了敌后，以华北为例：河北省保安队留在了冀中，万福麟和孙殿英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山区，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留在了冀南晋西，山东方面，范筑先留在了鲁西北，孙桐萱留在了鲁西南，青岛市长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留在了鲁中，庞炳勋留在了鲁南等等。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敌后战场，不仅派出军队和干部深入敌后加强游击力量，还专门增设了冀察（司令张荫梧）和苏鲁（司令于学忠）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并聘请中共将领为教官，训练游击干部，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加强了敌后抗日力量。到1938年底，国民党方面在敌后拥有六七十万人，是八路军的三倍多，俨然是敌后抗战的主力。

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东北海军实际缔造者

问题来了：为什么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没能坚持到最后，弱小的共产党却在华北敌后成了“中流砥柱”？

先说国民党军没能坚持下来的原因。

前期，国军是敌后抗战的主力，人马众多，目标大，承受了日军的主要火力输出，牺牲很大。

第二，战略战术失误，没有领会游击战的精髓。国民党虽然也重视敌后游击战，但是却始终把游击战视为正规战的一种辅助，没有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每当正面战场发生大规模战役，敌后战场都要全力配合，断交通，劫辎重，阻敌增援等等，实力暴露的越快，死得越快。战术方面呆板僵硬，虽然在敌后，却用正规战的战法打游击战，不会一边游一边击，只会节节抵抗，寸土必争，一旦被包围，往往团灭。

在南方，戴笠、杜月笙组建的“忠义救国军”也属于敌后游击部队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无法取得民众的支持。即使在敌后，国民党内的消极方面依然如影随形，派系争斗，纪律松弛，风气败坏，吃空饷，抓壮丁，搞摊派，军队与民众关系很紧张。在敌后，没有民众的支持，就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游击战就是无源之水，迟早会干涸。

第四，共产党的竞争。国民党重视敌后战场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抢先占领市场，限制中共的发展。随着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国共两党在敌后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几千人上万人的“摩擦”时有发生，而结果往往是共产党占上风。国民党军在敌后的生存空间逐渐被挤压，直至彻底玩完。

值得一提的是，国共敌后频繁摩擦，也有日本人谋略在起作用。国共日，三国志，任意一方都乐意看到另外两方火并，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日本人甚至认为，国民党军的地盘被摧毁后，留下的空白地区很容易被共产党渗透，所以有意留下国民党军制约共产党。

1943年以后，山东、河北、察哈尔等敌后各省，国民党主力部队几乎绝迹。

三

国民党敌后抗战半途而废，共产党却在敌后成功扎根，共产党和日本人如何斗法的呢？

华北方面军认为，要确保华北安定，仅仅占领一些点（城市）和线（铁路）远远不够，必须保持对“面”的占领。1938年11月25日，杉山元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随即推出了“治安肃正”方针，计划从1939年1月到1940年3月间，分三期进行治安肃正工作。

面相憨厚杉山元

所谓“治安肃正”，指“通过讨伐作战，全部催毁匪军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

一句话，日军要分散兵力，对敌后根据地实行全面扫荡，实现对华北的完全占领。

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5月，日军从华南和本土抽掉了7个师团、5个混成旅团以及1个航空兵团编入华北方面军，并增设了第12军驻防山东，至此，华北方面军下辖3个军、15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加上辅助部队，总兵力接近40万人，这是整个抗战期间，日军在华北兵力规模的巅峰时刻。

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地，几十万日军化整为零，对敌后抗日势力发动了全面进攻，不管国民党军、八路军、自卫队、土匪，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情报准的，提前溜了，情报不准的，等待被合围歼灭。至于粉碎日军扫荡的说法，听听就好了，在绝对实力面前，跑，快跑才是保存有生力量的唯一出路，孙子也说过，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日军战史也记载：共军回避交战，采取退避战术，专心致志保存其战斗力，加以支援共军的民众，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的传递情报的能力，并有可怕的谍报组织，因而想要捕捉歼灭共军，甚为困难。

“治安肃正”实施完2期之后，1939年9月，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华中方面军转而隶属于中国派遣军，多田骏接任杉山元出任华北方面军。此时，华北方面军被抽调走7个师团，补充了1个师团和3个混成旅团，兵力约30万人，还有10余万伪军。

多田骏

多田骏，属性：日本军界有名的中国通；特技：囚笼政策。

他一上任，就在第3期“治安肃正”计划中释放大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构成形似囚笼的网格状封锁线，对根据地分区进行扫荡和蚕食。

公路、碉堡、深沟是如何封锁一块地方？

囚笼政策主要针对平原地区：公路方便兵力投送，保证日军能够第一时间到达战场；封锁沟是在铁路、公路两边挖沟，挖出来的土垒墙，深壕高墙，一般很难通过；碉堡，一般十里左右修一个，方圆十里内阻碍视线的树木都得砍掉，白天视线好，站在碉堡上，拿上以望远镜，可以监控周围十里内村子的情况。

日军在碉堡上

以碉堡锁定敌情，以封锁沟限制敌人机动，以公路投送兵力迅猛打击，三位一体攻击系统，威力惊人。

通过“治安肃正”作战，到1940年底，华北398个县中，有368个县建立了伪政权。

四

物极必反，日本人这样不留余地的搞，必定引起抗日力量的反弹。

此前，日军扫荡犹如活塞运动，一般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地盘还是八路军的，但囚笼政策施行后日本人不走了，严重压制了八路军的发展。

到了1940年，八路军面临了两个巨大的困难：一是枪支弹药严重匮乏，许多新扩编的部队中，有枪的还不到五成，二是地方负担太重，脱产的党政军民学等人员不断增加，但是根据地不断缩小，导致财政难以为继，扩军已到极限。

本想低调发展，但现实不允许。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八路军必须向外线发展，扩大根据地，与日本人争地盘，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破解日军的囚笼政策——百团大战逐渐酝酿而成。

敌后军民拆毁日军的碉堡

百团大战最初的战略构想是，对日军占领的要害地区和交通线，进行大规模破袭战，打破日军的囚笼之术，迫使日军战略收缩。从1940年8月20日到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出动100多个团，对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等铁路和日伪军占领的据点、厂矿进行破袭。

八路军除了进行游击战之外，还大规模采用了运动战和攻坚战，堪称八路军与华北日军总体军事对抗的一次大检验。

敌后军民拆毁日军的碉堡

检验的结果是，八路军虽然对日军构成了较大威胁，但军事实力远不能达到正面挑战日军的程度。事实上，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日军已从最初的混乱中反应过来，并在第三阶段对八路军展开了报复性扫荡，八路军只能被迫进行反扫荡，著名的关家垴战斗，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彭德怀在关家垴战斗前线，战事不利，彭总表情凝重

百团大战没有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制，却成功吸引了日军的注意。

早在1938年，日军情报人员便断定“今后华北治安战的对象是共军”，此后又认为中共是“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已“成为华北治安之癌”。但这仅仅是个别人员个别部门的认知，整个华北方面军并未对中共的情况形成广泛、深入的认知。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方面军一改之前对八路军忽视，开始将八路军视为头号对手。

五

三期“治安肃正”作战结束后，日军远未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八路军游击队依然在频繁破坏铁道、公路、通信线路，消耗日军人力物力抢修，还时不时袭击日军补给部队和落单的小部队，神出鬼没。“华北治安”任重道远。

此时，华北方面军的部署如下：

以第1军所属的3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团，控制山西地区，以第12军所属2个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控制山东和苏、皖北部，以驻蒙军1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控制晋绥地区，方面军直属5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团，控制河北和豫北，并以其中2个师团为机动兵力，随时加强各军进行扫荡作战。

1941年2月，华北方面军制定年度“肃正”计划，提出“在1941年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

多田骏在“治安肃正”的基础上迭代升级，推出了“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讲究提“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要求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以达到“确切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

很明显，日军已经意识到，单凭武力讨伐根本无法实现华北治安，必须统一军、政、民等各方面的力量，摧毁中共在敌后的组织，争取华北民心，这样才能将中共势力“挤出”华北。

“治安强化”运动是多田骏提出的，但是却是冈村宁次主导实施的。

冈村宁次

1941年7月7日，冈村宁次被天皇钦点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是一个比多田骏更狠辣的人。在冈村宁次的主导下，日军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区域：治安区，准治安区，未治安区。治安区是日军占领的治安稳定地区，准治安区日军和中共都进入的地区，未治安区是中共占领地区。

当时，整个华北地区，治安区占10%，未治安区占10%，剩下的80%为双方势力交错地带，其中有60%是日军占优势的准治安区。日军计划，通过三年“治安强化”运动，将治安区扩大到70%，准治安区缩小到20%，未治安控制在10%。

日军“益子挺进队”，专门化妆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偷袭八路军总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军对三种区域实行了不同政策：

在治安区，建立伪政权，安抚百姓，促进民众亲日反共；

在准治安区，部署日军，组建伪军，不断搜寻和扫荡中共势力，扼制其活动和发展，使准治安区转变成治安区；

在未治安区，部署日军主力，反复扫荡，摧毁和破坏生产生活设施，使中共难以重建根据地，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三光政策”。

除了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冈村宁次还将“囚笼政策”发扬光大，广修封锁沟墙，筑碉堡，对八路军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到1942年10月，华北新筑碉堡7700多个，封锁沟墙11860公里，是地球周长的四分之一。

敌后抗战最困难时刻，可以看出平原地区根据地几乎都沦陷了

对日军而言，“治安强化”运动效果出奇的好，在敌后抗战的国民党部队纷纷瓦解投敌，全军覆没；共产党方面，根据地和人口损失了一半以上，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几乎全部沦陷，八路军总兵力由40万人降到30万人，连副总参谋长左权都战死了，武器和各种物资奇缺，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

六

拿破仑说过，最困难的时候，就是离成功最近的时候。

日军为了彻底压制八路军活动，不得不将兵力分散开来，维持对占领区的控制，占领区越大，兵力越分散，到1942年夏天之后，华北6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约24.5万日军，每平方公里只有0.37人，每个碉堡或据点里只有平均不到30个日伪军，其中日军只占1/4。

兵力越分散，控制力递减，八路军的活动和喘息空间反而越大了。而在之前被死死压制的日子里，八路军也没闲着，大生产、减租减息、内部整顿、军事训练等等提升内力的事没少做，兵员虽然下降了，但质量和战斗力反而有所提升。

守得云开见日出。时间进入1943年，世界大战形势已经逆转，瓜岛战役之后，日本元气大伤，大本营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1943年到1944年初，华北方面军被抽走了4个师团，却只补充了两个新编的垃圾师团。兵力、士兵素质、火力不断下降，已镇不住所有占领区，只能收缩战线，将高度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守备重点地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日军战略收缩之时，便是八路军发展壮大之日，此时的八路军犹如被挤干了水的海绵，遇到了人民的汪洋大海，瞬间吸饱，到1943年下半年，华北战略主动权逐渐向八路军转移，对于日军的一般性扫荡，八路军已经不用再像之前那样退避三舍了。《亮剑》里面，李云龙发动平安格勒战役就在这一年，剧情虽然有点夸张，但反映的敌我大势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