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日三國志：華北敵後抗戰脈絡

引子

關於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戰，不少人都聽過“七分發展、兩分摩擦，一分抗戰”的說法。2015年，楊奎松教授在《抗戰初期中共軍事發展方針變動的史實考析——兼談所謂“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方針的真實性問題》裏專門考證和分析過這個問題。

不發展，如何有力量抗日？

“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材料，最早來源於1940年4月6日軍統局發自天津的密電，內容是八路軍115師獨立師騎兵連支部書記李法卿逃到了國民黨並講述了一段往事，大意如下：

八路軍出發抗日之前，朱、毛召集軍隊訓話，說中日戰爭是黨發展的絕好時機，要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對於如何發展，朱、毛給出了三步策略：第一階段八路軍兵分兩路，一路東出雁門、五臺，橫斷平漢線，深入冀東、冀中，一路沿太行山南端，伸入晉南、豫北冀南、魯西，橫斷津浦線，進入魯北、魯東，截斷中央系軍隊的聯繫；第二階段是等過兩三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然後將黃河以北的國民黨勢力肅清；第三階段，等黃河以北鞏固後，伸入華中各地建立根據地，分段遮斷中央系軍隊的聯繫，瓦解和離間中央系部隊，鞏固中共的統治基礎。

從50年代開始，這一資料經常被臺灣方面引用，用來攻擊中共的敵後抗戰，之後這一說法傳播開來，成了如今網絡論戰的炮彈。

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那麼，事實是怎樣的呢？

楊奎松教授考證的結果：李法卿的回憶不可靠。中共在敵後的發展，是根據抗戰形勢的發展而不停摸索和調整的，不可能在抗戰初期就能準確預測之後幾年的發展戰略。李法卿的說法，實際上是1940年年初，人們對中共八路軍發展情形一種描述或總結。

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李法卿在叛逃前夕，知道了當年2月10日中共中央關於在西北、華北、華中“猛烈發展”的指示，指示要求掃除一切投降派頑固派的進攻，將整個華北直至皖中、江南打成一片，化成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黨進步勢力的管理之下，同時向鄂中、鄂東極大發展。也就是說，李法卿可能張冠李戴了。

“同志：不要踏麥苗”

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就此打住。本文主要梳理華北敵後抗戰的主脈絡，以粗線條勾勒華北國、共、日三方的攻守之道，從宏觀的視角釐清華北敵後抗戰形勢的動態演變。

一

“盧溝橋事變”之後，日軍大舉增兵華北，攻佔北平、天津，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8月31日，爲了統一指揮華北作戰，日本參謀本部組建了華北方面軍，由寺內壽一大將任司令官，下轄香月清司的第1軍、西尾壽造的第2軍，以及方面軍直屬部隊，全軍共計8個師團又1個混成旅團，總兵力20萬人。

抗戰初期華北三條戰線示意圖

自華北南下，日軍的進攻主要有三個方向：

①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率領察哈爾派遣兵團（約4個獨立混成旅團），沿平綏線西進，佔領張家口、大同，配合第1軍消滅閻錫山第二戰區主力，佔領太原拿下山西。

②香月清司率領第1軍沿平漢線南下，佔領保定、石家莊，擊敗中國第一戰區主力，然後分兵側擊山西娘子關一線，支援太原會戰，一部繼續南下，推進到黃河北岸。

③西尾壽造率領第2軍，沿津浦線南下，佔領山東，然後與畑俊六的華中派遣軍南北夾擊，消滅中李宗仁第五戰區主力，打通同津浦線，將華北戰場和華中戰場連成一片。

華中派遣軍司令畑俊六（左）與華北方面軍司令寺內壽一（右）

在這三條戰線上，先後爆發了太原會戰、涿保會戰、徐州會戰，戰役的結果是，閻錫山被壓迫到了山西西南部，第一戰區從河北撤到了黃河以南，山東的韓復渠不戰而退，徐州的李宗仁轉移到了鄂豫皖。

徐州會戰之後，華北正面抗戰暫時告一段落，華北五省中，察哈爾、河北、山東被日軍佔領，山西、綏遠兩省中日雙方形成犬牙交錯格局，華北基本淪陷。

華北方面軍大獲全勝，華中派遣軍也不甘寂寞，爲了壓迫蔣介石政權屈服，華中方面軍於1938年6月發動了武漢會戰，佔領了華中，在此期間，日軍第21軍佔領了廣州灣一帶。

圖片來源網絡，作者：天涯孤舟

至此，日軍在中國的佈署如下：

關東軍經營僞滿洲國，負責對蘇作戰；華北方面軍確保華北治安；華中派遣軍（第11軍）作爲戰略進攻部隊，負責打擊國軍主力，摧毀重慶政權的戰鬥意志；第21軍佔領華南各港口，負責切斷中國海上交通線。

武漢會戰之後，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軍以戰養戰的戰略逐漸確立，華北重要性凸顯出來。在日本看來，華北在地理上是中國與“滿洲國”的結合部，擁有豐富的人力和物資資源，蒙疆（綏遠、察哈爾以及熱河）是阻擋蘇聯共產主義的防波提，適合打造成日滿華合作的樣板地區。所以，必須讓華北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能獨立經營，使華北成爲實現東亞和平的樞紐。

爲此，日本大本營確定了華北作戰基本指導原則，要求華北方面軍以確保佔領區的安定爲一切工作的根本，華北穩定壓倒一切。

二

對日軍而言，影響華北安定的因素有哪些呢？

日軍雖然佔領了華北大部，但因兵力有限，其實際控制區域僅限於重要城市周圍以及鐵路沿線的狹窄地區，其他大部是“匪佔區”，影響華北安定的因素就是這些“匪”。

日本人口中的“匪”指的是位於敵後國民黨軍隊，共產黨軍隊，土匪，以及地方自衛武裝。

1937年9月，八路軍386旅開赴山西前合影（李雲龍貌似是386旅獨立團的）

1937年11月太原會戰結束後，八路軍逐漸變運動戰爲游擊戰，分散開來開闢敵後根據地。到1938年秋，八路軍已經在整個華北地區創建了大片的根據地：在北線，沿管涔山、五臺、恆山、軍都山直至冀東霧靈山，建立了山區根據地；在南線，由呂梁山、太嶽、太行等山區，直到冀中、冀東平原，以及山東廣大地區，建立了山地、平原相結合的根據地。按照區域劃分，以上根據地可分爲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冀魯豫、山東五大敵後抗日根據地。

地盤越大，軍隊越多，1938年底，八路軍已從3萬多人發展到22萬人。

八路軍敵後根據地的主要分佈情況

八路軍在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時候，國民黨方面也在推進敵後抗戰工作。

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不斷失利，不少國民黨軍隊來不及撤退，留在了敵後，以華北爲例：河北省保安隊留在了冀中，萬福麟和孫殿英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山區，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留在了冀南晉西，山東方面，範築先留在了魯西北，孫桐萱留在了魯西南，青島市長沈鴻烈率領海軍陸戰隊和地方武裝留在了魯中，龐炳勳留在了魯南等等。

隨着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國民政府也越來越重視敵後戰場，不僅派出軍隊和幹部深入敵後加強遊擊力量，還專門增設了冀察（司令張蔭梧）和蘇魯（司令于學忠）兩個敵後游擊戰區，並聘請中共將領爲教官，訓練遊擊幹部，這一系列措施有力加強了敵後抗日力量。到1938年底，國民黨方面在敵後擁有六七十萬人，是八路軍的三倍多，儼然是敵後抗戰的主力。

山東省主席沈鴻烈，東北海軍實際締造者

問題來了：爲什麼國民黨敵後游擊戰沒能堅持到最後，弱小的共產黨卻在華北敵後成了“中流砥柱”？

先說國民黨軍沒能堅持下來的原因。

前期，國軍是敵後抗戰的主力，人馬衆多，目標大，承受了日軍的主要火力輸出，犧牲很大。

第二，戰略戰術失誤，沒有領會游擊戰的精髓。國民黨雖然也重視敵後游擊戰，但是卻始終把游擊戰視爲正規戰的一種輔助，沒有提升到戰略的高度。每當正面戰場發生大規模戰役，敵後戰場都要全力配合，斷交通，劫輜重，阻敵增援等等，實力暴露的越快，死得越快。戰術方面呆板僵硬，雖然在敵後，卻用正規戰的戰法打游擊戰，不會一邊遊一邊擊，只會節節抵抗，寸土必爭，一旦被包圍，往往團滅。

在南方，戴笠、杜月笙組建的“忠義救國軍”也屬於敵後遊擊部隊

第三，最重要的一點，無法取得民衆的支持。即使在敵後，國民黨內的消極方面依然如影隨形，派系爭鬥，紀律鬆弛，風氣敗壞，喫空餉，抓壯丁，搞攤派，軍隊與民衆關係很緊張。在敵後，沒有民衆的支持，就沒有穩固的根據地，沒有穩固的根據地，游擊戰就是無源之水，遲早會乾涸。

第四，共產黨的競爭。國民黨重視敵後戰場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搶先佔領市場，限制中共的發展。隨着中共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國共兩黨在敵後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幾千人上萬人的“摩擦”時有發生，而結果往往是共產黨佔上風。國民黨軍在敵後的生存空間逐漸被擠壓，直至徹底玩完。

值得一提的是，國共敵後頻繁摩擦，也有日本人謀略在起作用。國共日，三國志，任意一方都樂意看到另外兩方火併，自己坐收漁翁之利。日本人甚至認爲，國民黨軍的地盤被摧毀後，留下的空白地區很容易被共產黨滲透，所以有意留下國民黨軍制約共產黨。

1943年以後，山東、河北、察哈爾等敵後各省，國民黨主力部隊幾乎絕跡。

三

國民黨敵後抗戰半途而廢，共產黨卻在敵後成功紮根，共產黨和日本人如何鬥法的呢？

華北方面軍認爲，要確保華北安定，僅僅佔領一些點（城市）和線（鐵路）遠遠不夠，必須保持對“面”的佔領。1938年11月25日，杉山元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隨即推出了“治安肅正”方針，計劃從1939年1月到1940年3月間，分三期進行治安肅正工作。

面相憨厚杉山元

所謂“治安肅正”，指“通過討伐作戰，全部催毀匪軍根據地，同時徹底進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隨後依靠這些分散的據點，對匪軍反覆進行機敏神速的討伐，使殘存匪團得不到喘息時間和安身處所”。

一句話，日軍要分散兵力，對敵後根據地實行全面掃蕩，實現對華北的完全佔領。

從1938年11月到1939年5月，日軍從華南和本土抽掉了7個師團、5個混成旅團以及1個航空兵團編入華北方面軍，並增設了第12軍駐防山東，至此，華北方面軍下轄3個軍、15個師團、10個獨立混成旅團，加上輔助部隊，總兵力接近40萬人，這是整個抗戰期間，日軍在華北兵力規模的巔峯時刻。

從城市到鄉村，從平原到山地，幾十萬日軍化整爲零，對敵後抗日勢力發動了全面進攻，不管國民黨軍、八路軍、自衛隊、土匪，人擋殺人，佛擋殺佛，攻無不克，所向披靡，情報準的，提前溜了，情報不準的，等待被合圍殲滅。至於粉碎日軍掃蕩的說法，聽聽就好了，在絕對實力面前，跑，快跑纔是保存有生力量的唯一出路，孫子也說過，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日軍戰史也記載：共軍迴避交戰，採取退避戰術，專心致志保存其戰鬥力，加以支援共軍的民衆，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的傳遞情報的能力，並有可怕的諜報組織，因而想要捕捉殲滅共軍，甚爲困難。

“治安肅正”實施完2期之後，1939年9月，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成立，華中方面軍轉而隸屬於中國派遣軍，多田駿接任杉山元出任華北方面軍。此時，華北方面軍被抽調走7個師團，補充了1個師團和3個混成旅團，兵力約30萬人，還有10餘萬僞軍。

多田駿

多田駿，屬性：日本軍界有名的中國通；特技：囚籠政策。

他一上任，就在第3期“治安肅正”計劃中釋放大招：以鐵路爲柱，公路爲鏈，碉堡爲鎖，輔之以封鎖溝牆，構成形似囚籠的網格狀封鎖線，對根據地分區進行掃蕩和蠶食。

公路、碉堡、深溝是如何封鎖一塊地方？

囚籠政策主要針對平原地區：公路方便兵力投送，保證日軍能夠第一時間到達戰場；封鎖溝是在鐵路、公路兩邊挖溝，挖出來的土壘牆，深壕高牆，一般很難通過；碉堡，一般十里左右修一個，方圓十里內阻礙視線的樹木都得砍掉，白天視線好，站在碉堡上，拿上以望遠鏡，可以監控周圍十里內村子的情況。

日軍在碉堡上

以碉堡鎖定敵情，以封鎖溝限制敵人機動，以公路投送兵力迅猛打擊，三位一體攻擊系統，威力驚人。

通過“治安肅正”作戰，到1940年底，華北398個縣中，有368個縣建立了僞政權。

四

物極必反，日本人這樣不留餘地的搞，必定引起抗日力量的反彈。

此前，日軍掃蕩猶如活塞運動，一般從哪裏來還回哪裏去，地盤還是八路軍的，但囚籠政策施行後日本人不走了，嚴重壓制了八路軍的發展。

到了1940年，八路軍面臨了兩個巨大的困難：一是槍支彈藥嚴重匱乏，許多新擴編的部隊中，有槍的還不到五成，二是地方負擔太重，脫產的黨政軍民學等人員不斷增加，但是根據地不斷縮小，導致財政難以爲繼，擴軍已到極限。

本想低調發展，但現實不允許。要擺脫當前的困境，八路軍必須向外線發展，擴大根據地，與日本人爭地盤，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必須破解日軍的囚籠政策——百團大戰逐漸醞釀而成。

敵後軍民拆毀日軍的碉堡

百團大戰最初的戰略構想是，對日軍佔領的要害地區和交通線，進行大規模破襲戰，打破日軍的囚籠之術，迫使日軍戰略收縮。從1940年8月20日到1941年1月24日，八路軍出動100多個團，對正太線、同蒲線、平漢線等鐵路和日僞軍佔領的據點、廠礦進行破襲。

八路軍除了進行遊擊戰之外，還大規模採用了運動戰和攻堅戰，堪稱八路軍與華北日軍總體軍事對抗的一次大檢驗。

敵後軍民拆毀日軍的碉堡

檢驗的結果是，八路軍雖然對日軍構成了較大威脅，但軍事實力遠不能達到正面挑戰日軍的程度。事實上，在百團大戰第二階段中，日軍已從最初的混亂中反應過來，並在第三階段對八路軍展開了報復性掃蕩，八路軍只能被迫進行反掃蕩，著名的關家堖戰鬥，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彭德懷在關家堖戰鬥前線，戰事不利，彭總表情凝重

百團大戰沒有打破日軍對根據地的壓制，卻成功吸引了日軍的注意。

早在1938年，日軍情報人員便斷定“今後華北治安戰的對象是共軍”，此後又認爲中共是“立足於軍、政、黨、民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已“成爲華北治安之癌”。但這僅僅是個別人員個別部門的認知，整個華北方面軍並未對中共的情況形成廣泛、深入的認知。百團大戰之後，華北方面軍一改之前對八路軍忽視，開始將八路軍視爲頭號對手。

五

三期“治安肅正”作戰結束後，日軍遠未達到預期的戰略目的，八路軍游擊隊依然在頻繁破壞鐵道、公路、通信線路，消耗日軍人力物力搶修，還時不時襲擊日軍補給部隊和落單的小部隊，神出鬼沒。“華北治安”任重道遠。

此時，華北方面軍的部署如下：

以第1軍所屬的3個師團和4個獨立混成旅團，控制山西地區，以第12軍所屬2個師團和3個獨立混成旅團，控制山東和蘇、皖北部，以駐蒙軍1個師團1個混成旅團，控制晉綏地區，方面軍直屬5個師團和4個獨立混成旅團，控制河北和豫北，並以其中2個師團爲機動兵力，隨時加強各軍進行掃蕩作戰。

1941年2月，華北方面軍制定年度“肅正”計劃，提出“在1941年要徹底進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戰，已成爲空前未有的大事”。

多田駿在“治安肅正”的基礎上迭代升級，推出了“治安強化”運動。“治安強化”運動講究提“三分政治、七分軍事”，要求對抗日根據地“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一元化的總力戰”，以達到“確切使匪民分離，掌握民心，確保華北佔領”的目的。

很明顯，日軍已經意識到，單憑武力討伐根本無法實現華北治安，必須統一軍、政、民等各方面的力量，摧毀中共在敵後的組織，爭取華北民心，這樣才能將中共勢力“擠出”華北。

“治安強化”運動是多田駿提出的，但是卻是岡村寧次主導實施的。

岡村寧次

1941年7月7日，岡村寧次被天皇欽點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這是一個比多田駿更狠辣的人。在岡村寧次的主導下，日軍將華北劃分爲三種區域：治安區，準治安區，未治安區。治安區是日軍佔領的治安穩定地區，準治安區日軍和中共都進入的地區，未治安區是中共佔領地區。

當時，整個華北地區，治安區佔10%，未治安區佔10%，剩下的80%爲雙方勢力交錯地帶，其中有60%是日軍佔優勢的準治安區。日軍計劃，通過三年“治安強化”運動，將治安區擴大到70%，準治安區縮小到20%，未治安控制在10%。

日軍“益子挺進隊”，專門化妝成八路軍，深入根據地偷襲八路軍總部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日軍對三種區域實行了不同政策：

在治安區，建立僞政權，安撫百姓，促進民衆親日反共；

在準治安區，部署日軍，組建僞軍，不斷搜尋和掃蕩中共勢力，扼制其活動和發展，使準治安區轉變成治安區；

在未治安區，部署日軍主力，反覆掃蕩，摧毀和破壞生產生活設施，使中共難以重建根據地，這就是後來所說的“三光政策”。

除了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岡村寧次還將“囚籠政策”發揚光大，廣修封鎖溝牆，築碉堡，對八路軍進行軍事和經濟封鎖。到1942年10月，華北新築碉堡7700多個，封鎖溝牆11860公里，是地球周長的四分之一。

敵後抗戰最困難時刻，可以看出平原地區根據地幾乎都淪陷了

對日軍而言，“治安強化”運動效果出奇的好，在敵後抗戰的國民黨部隊紛紛瓦解投敵，全軍覆沒；共產黨方面，根據地和人口損失了一半以上，平原地區的根據地幾乎全部淪陷，八路軍總兵力由40萬人降到30萬人，連副總參謀長左權都戰死了，武器和各種物資奇缺，敵後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歲月。

六

拿破崙說過，最困難的時候，就是離成功最近的時候。

日軍爲了徹底壓制八路軍活動，不得不將兵力分散開來，維持對佔領區的控制，佔領區越大，兵力越分散，到1942年夏天之後，華北66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佈着約24.5萬日軍，每平方公里只有0.37人，每個碉堡或據點裏只有平均不到30個日僞軍，其中日軍只佔1/4。

兵力越分散，控制力遞減，八路軍的活動和喘息空間反而越大了。而在之前被死死壓制的日子裏，八路軍也沒閒着，大生產、減租減息、內部整頓、軍事訓練等等提升內力的事沒少做，兵員雖然下降了，但質量和戰鬥力反而有所提升。

守得雲開見日出。時間進入1943年，世界大戰形勢已經逆轉，瓜島戰役之後，日本元氣大傷，大本營不斷從中國戰場抽調兵力投入太平洋戰場，1943年到1944年初，華北方面軍被抽走了4個師團，卻只補充了兩個新編的垃圾師團。兵力、士兵素質、火力不斷下降，已鎮不住所有佔領區，只能收縮戰線，將高度分散的兵力集中起來，守備重點地區——一切又回到了原點。

日軍戰略收縮之時，便是八路軍發展壯大之日，此時的八路軍猶如被擠幹了水的海綿，遇到了人民的汪洋大海，瞬間吸飽，到1943年下半年，華北戰略主動權逐漸向八路軍轉移，對於日軍的一般性掃蕩，八路軍已經不用再像之前那樣退避三舍了。《亮劍》裏面，李雲龍發動平安格勒戰役就在這一年，劇情雖然有點誇張，但反映的敵我大勢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