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得益于由民营企业主导的制造业快速升级和去杠杆，中国在全球最复杂产品出口市场中的份额增长两倍。但和德、美、日的差距仍然很大。差距意味着追赶的潜力，经验表明不断增强生产及出口复杂产品的能力是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前提条件。

生产复杂产品的能力不断提升

之前的报告已考察了我国制造业部门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生的重大结构性转型，这一变化长期以来被主流观点所忽视。由民营企业主导的制造业在过去十年致力于技术升级并向高附加值产品进行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不断跃升的研发支出和迅速增加的初创企业反映了这一变化，而电子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急速上升的势头也是这一变化的证明。在本报告中，我们进一步研究产业升级的近期趋势，并评估为了在未来数年内继续保持这一趋势，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努力。

技术升级和生产复杂产品的能力

产业升级进程涉及研发投资，这旨在实现新技术创新或者采用现有技术，从而打造创新能力以及生产更加复杂及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评估产业升级进程的方式之一是观察中国出口构成中复杂商品的变化。

基于费利佩（Felipe）等人（2012年）的调查结果（在调查期间确认了100种全球最复杂的产品），我们发现中国在这些复杂产品的全球出口市场中的份额已增长近两倍，从2007年时的1.5%增至2016年时的4.2%，领先于韩国（3.4%）和印度（0.4%）。虽然日本在大部分高精尖产品方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该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总份额已从1997年时的17.9%降至2016年时的10.8%。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日益变得复杂，产业升级进展迅猛（参见图1）。

从另一个角度看，1997年国际贸易中100种最复杂产品在中国出口总额中仅占0.3%的份额，但这一份额在全球金融危机前上升至0.5%，在2016年时又翻番至1%（参见图2）。纵观发达经济体，2016年复杂产品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全球金融危机前11%的峰值水平降至8.4%，而同期美国的这一份额大致持平于5.6%左右。复杂产品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但我们认为这一份额仍可能低估了中国在全球复杂商品生产领域的地位，因为同期中国的总体出口也经历了快速增长。

数据来源：UN, 、费利佩（2012年）、汇丰

评估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另一种方式是观察中国生产和出口的产品的构成变化。上文表1显示数十年前，中国的出口构成仍是倾向于科技含量低的产品，当时中国仍是诸如玩具、家具、鞋类和服装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世界工厂。那时，这些产品在中国出口额中占到近80%的比重（前15大出口商品的比重）。但在2016年时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电子产品和机械（汽车、监视器、电脑、智能手机、半导体）这些中、高科技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升高，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急剧降至不到一半。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低端服装制品曾经是中国出口最多的产品（1997年时比重为16.8%，跻身前15大出口商品的行列）；这一比重在2016年时降至仅为7%。出口产品的构成实际上已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在更加复杂产品领域表现日益突出（参见表2），彰显产业升级步伐进展迅速。研究显示，中国目前出口全球10种最复杂产品中的9种– 较2014年有所提升，2014年中国只出口其中的7种产品。除了产品变得更加多元化以外，还占据不小的市场份额，在这些产品中的6种中，中国已跻身全球前五大出口国的行列。这一点的不同寻常在于中国是唯一跻身前列的新兴经济体，而其他新兴国家或低收入国家通常与出口复杂度最低的产品联系在一起。

中国在复杂产品领域不断上升的出口份额不仅反映持续的技术升级，还反映生产复杂产品的“能力”不断增强。研究显示，获得新的能力则该经济体就能参与生产率高的生产活动。能力中包括实物基础设施、人才库、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和监管。

图3显示中国的“能力”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显著提升，这使得中国能够生产较为复杂的商品。其中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提升幅度最大，从而为孵化创新型初创企业提供有利条件。此外，民营企业商业活动组织能力和管理专长也是中国的长项。这在《2017-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2017年9月26日）中称为“商业环境完备性”，对于推动生产率上升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将新创意进行商业化的专业知识对于产业升级和生产更复杂产品至关重要。

经济复杂度：生产率的提升因素

不断上升的经济复杂度有助于维持生产率提升势头

由于在“能力”获取以及出口更加复杂的产品方面进展迅速，中国经济在所生产商品的类型方面也正变得更加多元化。这体现在图4的经济复杂度指数上。这里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复杂度的变化相对更为明显？

民营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创造性破坏期。全球需求骤然减少，再加上货币升值都给中国的出口部门带来巨大压力。大量采用陈旧技术的低效企业被淘汰出局。

那些幸存下来的企业要么从中国搬迁至低成本的国家，要么通过对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改造或者转而专门从事经济附加值更高的业务活动实现升级以及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新创立企业则通常生产更加复杂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因此研发支出更高。

图6显示中国的研发投入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急剧上升，在2015年升至GDP的2.1%，高于欧盟（2.0%）和英国（1.7%）的水平。最近，中国“本土”高科技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创下全球之最。尤其是总部位于深圳的电信巨头华为的研发支出已超过苹果（Apple）。这证明了仍在进行的产业转型的快速步伐。

这一漫长的创造性破坏进程使得民营部门在经历多年资产负债表修复之后变得更加精干，生产效率更高，比之前更有能力把握近期需求回升的势头。与之前相比，民营部门所拥有的技能能力更为广泛，将有望成为未来提升生产率最重要的引擎。

未来展望及政策建议

中国和处于全球科技前沿的国家相比仍有巨大的技术差距。鉴于十九大报告已立下到2035年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预计未来将进一步采取具体的政策措施，以加快产业升级进程：

• 继续推动跨境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 – 跨境贸易与投资历来是中国学习外国技术并开发自有技术的渠道，从而推动生产结构调整，使得企业有能力出口更加复杂的产品。通过更加开放的投资政策促进制造业升级，十九大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决策者将采用多管齐下的战略并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和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建筑和工程行业向国外学习的主要渠道。金融业的市场准入也在不断改善。

• 创造公平环境、提高教育质量、令初创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鼓励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进取精神，落实政策措施助力培育创新并提升生产率，从而使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尤其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在监管和经商容易度方面为所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环境，短期着力点聚焦环境政策、补贴和产能合作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面向民营企业的普惠金融支持。

• 减轻民营企业的负担，进一步降成本 – 国务院近期决定利用金融措施向中小企业提供支持，这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受欢迎一步。预计将出台进一步的措施来减税降费，以鼓励投资、促进产业升级。

• 优质的人力资本是创新和未来生产率提升的核心要素。应特别着力继续提升劳动力素质，增加基础科学与数学领域的毕业生数量。生成拥有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并且能够操作、吸收并创新新技术的人才库，正是技术升级的基础。政府还应当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学前期对于认知发展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除此之外，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有助于提升现有劳动力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