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京剧幻想》的首演,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哭了,这是作曲家龚天鹏万万没想到的。

4月28日晚,作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参演项目,龚天鹏作曲的《第十交响曲“京剧幻想”》在东方艺术中心首演,指挥张亮执棒上海爱乐乐团献演。

打响上海文化|用交响翻译京剧,《京剧幻想》打动尚长荣

上海爱乐乐团演出现场 主办方go

这部长达80分钟的作品,第一部分的灵感来自京剧《曹操与杨修》《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二部分的创作素材主要来自《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用瑰丽的交响手法,把京剧的精气神“翻译”成了国际听众都听得懂的音符。

“我最担心的就是他(尚长荣)会不习惯交响乐表达,因为里面用到了很多他视作生命的作品,尤其上半场曹操、杨修、倩娘的唱段,先是弦乐,最后在管风琴之上铜管大齐奏把它推向排山倒海的高潮……倩娘是他最怜惜的人物,因为死的太冤了,这些唱段被交响乐推出了好莱坞大片的即视感,他从中感受到了国粹走进国际友人内心的潜力。”

京剧与交响珠联璧合,用西方手法讲中国故事,这一晚不仅成为龚天鹏、也成了尚长荣最难忘的一夜。

打响上海文化|用交响翻译京剧,《京剧幻想》打动尚长荣

尚长荣为《京剧幻想》竖起大拇指

《京剧幻想》是上海爱乐乐团、费城交响乐团共同委约的作品。首演时,费城交响派出了乐手全程参与排演,其中,两位资深乐手——赫伯特·马丁·莱特、赫罗尔德·鲁道夫·克莱因1973年还曾随奥曼迪执棒的费城交响首次访华演出,对中国有着深厚情谊。

首演当晚,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在线直播平台播录了本场音乐会的实况录像,通过电脑、移动设备、电视机顶盒,全球观众都可以在线观赏这部交响新作。

首演后,龚天鹏还将对《京剧幻想》进一步修改打磨,2019年初将由上海爱乐乐团、费城交响乐团联合献演于美国。“上海文化”品牌正在走出去。

打响上海文化|用交响翻译京剧,《京剧幻想》打动尚长荣

龚天鹏,26岁,出生于江苏南京

用西方交响翻译中国人的情感

澎湃新闻:《京剧幻想》的创作想法是怎么来的?

龚天鹏:这部作品最早的苗子诞生在去年,导演滕俊杰邀我们去看他正在拍的电影《曹操与杨修》。当时,他就提出有没有可能根据这部电影的唱段、剧情、人物、情感去写一部音乐。那时候没定什么规模,也没定给谁写,正好上海爱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达成了战略联盟,互相之间有很多学术交流,双方希望共同委约一部作品,选一个庞大的中国主题。滕俊杰就建议了我,可以委约一部以中国京剧为主题的大型文艺作品,正好赶上中美建交40周年。

我们决定不以某一部戏曲的名字命名,就叫《京剧幻想》,因为交响乐本来就是抽象的,特别适合表现史诗性的主题。

中国戏曲是没有和声的,老外听戏会觉得很单调,他们不会从视觉角度、哲学角度去欣赏,所以总是对中国戏曲的音色、唱腔不习惯,不知道为什么喜怒哀乐都是一个调。西方人听音乐只会从音响里找,但东方戏曲是多方面的结合,是视觉的结合、环境的结合、颜值的结合、服装的结合,一个元素都少不了。我们就是用感性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戏曲,等于把中文翻成了英文。

澎湃新闻:在这之前你对京剧了解吗?

龚天鹏:我从小碎片化地听过一些京剧,挺爱好的,但没有系统地去钻研。我10岁就去美国了,大部分接受的还是西方文化,回国之后才慢慢从中国人的思维去创作。

这部作品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恶补京剧,我看了很多戏,也和尚长荣、史依弘这些大家去商讨创作的可能性。当时,我草稿就打了一百多页,今年2月开始动笔,本来打算写40分钟,后来还是觉得不够,扩大到了80分钟。

澎湃新闻:你花了多少时间研究京剧?

龚天鹏:两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只是听,查资料,不过你就是专研两年也不可能把自己培养成专家,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用交响乐向世界传播中国戏曲文化。

以前京剧在我的印象当中很散乱,我从没有像研究古典音乐那样,那么系统地去追踪它的发展史,分析它的流派,找各个流派之间的区别,以及怎么用交响乐去表现。所以这是很大的挑战,首先条理就不一样,有人会误以为唱京剧或戏曲的人音不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概念,你看透了这些,就会发现这里面有无限的魅力,认为戏曲单调的想法也是完全错误的。

澎湃新闻:《京剧幻想》除了交响的编制,你有另外加一些京剧乐器吗?

龚天鹏:没有。为了这部作品能在世界任何角落被任何一支职业乐团演奏,我没有加任何京剧乐器或者人声,就是一部纯管弦乐作品。

所有音乐素材几乎都是从京剧里来的,上半场以《曹操与杨修》《萧何月下追韩信》为主,下半场以《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为主,上半场写男性,下半场写女性。

澎湃新闻:所以京剧票友一听这部作品,就能听到京剧的影子?

龚天鹏:完全能,因为我们就是还原它的原汁原味,再在这上面发展、创作、变奏,就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越剧的关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戏曲只有一根线条,没有和声,而交响乐有天马行空的和声,有非常庞大的编制,变奏、和声、配器都非常华丽,我们等于把中华国粹里的人物抽象地搬上了交响乐的舞台。

澎湃新闻:除了上海爱乐乐团,费城交响乐团也派了人演《京剧幻想》?

龚天鹏:对的,特别有意义。我们特地邀请了费城交响的两名老乐手(小提琴)来上海,1973年他们都曾随奥曼迪访华。因为这部作品是两团共同委约的,中国首演就是以上海爱乐为主,费城交响为辅,日后去美国演,就是费城交响为主,上海爱乐为辅,人员是可以调配的。

来上海是最明智最正确的选择

澎湃新闻:很多作曲家写一部曲子要花很长时间,你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

龚天鹏:其实一点儿都不轻松,我只是除了吃喝拉撒就干这一件事儿。所以为什么当年我实在没法继续演奏?因为我一点时间都没有,就是喜欢,进入状态就陶醉了。只要能保证三顿饭,我别的时间都干一件事,作曲。

澎湃新闻:10岁时你从南京去了美国,当时是以钢琴神童的身份入读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作曲上的兴趣?

龚天鹏:我是一直都有兴趣,只是小时候不敢说,因为全家已经倾家荡产陪你到美国,就为了追钢琴梦。而且那时候我的演奏事业发展很顺利,该有的都有了,经纪公司演出不断。但到了青春期,性格迸发,开始独立思考,你会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不是这个。脑子里有太多东西想抒发,以至于根本不甘于只是演奏。

澎湃新闻:你是什么时候彻底跟家里摊牌,决定要作曲的呢?

龚天鹏:高中的时候,先斩后奏,先把所有演出合约毁掉,让自己彻底没有退路,才跟家里人说。当时我和家里闹得很僵,后来学校也出面找人来化解,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慢慢大家互相理解了,也就认了。

澎湃新闻:你高中才开始正式学作曲,捡起来快吗?

龚天鹏:我刚到美国10岁,上课第一天,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部校长就跟我说,我从你的演奏当中听到了很多想象力,你是不是喜欢作曲?我说对。他说好,你每周日到我家,我免费给你上课。这位校长本身就是著名作曲家。

所以很小的时候,我上的作曲课比钢琴课还多。上课是一方面,主要还是你自己专研,古典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听,把贝多芬、莫扎特、马勒、瓦格纳听遍、听烂,课堂上学的只是一些基本的工具。小时候我就觉得创作过瘾,演奏已经成为任务、成为压力,所以十五六岁就开始琢磨换行。

澎湃新闻:你的音乐道路上有没有什么偶像,比如作曲家这一块?

龚天鹏:很多,每一个阶段我崇拜的人都不一样,几乎是听什么喜欢什么。

我研究最深的人是马勒,当时几乎是因为听了他的音乐才决定要做一个作曲家。可能跟星座有关,我们都是巨蟹座,很多愁善感,有很多牢骚要发。

听了马勒的音乐,我才感觉一部大交响曲演满一场音乐会特别是我的菜,进入这种创作模式,你就必须是全职了。马勒也是,他唯一一部小作品都写不完,才四个人的小编制,写了一半就赶紧去写一百人的交响曲了。

澎湃新闻:所以你基本上也没写过什么小曲子?

龚天鹏:很少,学生时代为了学术要求必须要写一些室内乐,但这些都是习作,而且实验性很强,没有我特别想大做文章的。

澎湃新闻:你的第一部交响曲《悲情天台山》是什么时候写的?

龚天鹏:15岁那一年,也就是我准备叛逆的那一年,爆发点是2008年5月12号的汶川大地震。

那时候我在欧洲演出,演奏状态已经很差了,首先性格上觉得旅行、练琴的生活特别乏味,然后思想上受到很多大作曲家、大戏剧家的影响,天天天马行空,根本没时间练琴。

正好,我在机场看到汶川地震的消息,那个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海外多少年的思乡情、民族情,那种生命的渺小和无助,把我整个人都搞垮了。我当时就幻想自己要做“救世主”,已经夸张到那种地步,怎么办?唯一能做的是写作品,只有作品才能变成精神的安慰剂。

澎湃新闻:你15岁转了方向,后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是怎么继续学业的?

龚天鹏:那个时候暂时还在保持演奏状态。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自己当时很聪明,如果再晚两年,或许我整个人就崩溃了。那时候我状态很差,去演奏说不定哪天就“车祸”现场了,人家说你是小神童,可以原谅你,但你一旦到了17岁,人家把你当大人了,你就逃不过去了。而且,我们这个领域实在不缺演奏家,但从创作角度来说,我们缺作曲家。

澎湃新闻:你回国就进了上海爱乐乐团,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常能看到你的作品和身影,一般年轻作曲家很难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什么想说的?

龚天鹏:我非常幸运,一上来就遇到了上海爱乐乐团。当时我是先碰到张亮(上海爱乐乐团驻团指挥),我们是老乡,有很多共同好友,见面后谈得很投机,他说你有这么多作品,我们又很缺作品,回来吧。

我是2014年5月本科毕业后回国的,正好那时候也是国内最需要原创力的时候,提倡复兴“中国梦”嘛。不光作曲家,只要是从事原创工作的,比如编剧、编舞、作家,2014年都从原先的瓶颈忽然变得忙得不行,因为全国上下都在抓原创。

我想表达的和上海这座城市需要的正好有很多契合点,所以一拍即合。就像我去年受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写交响合唱《启航》,虽然是政治命题,但我创作时没有任何别扭或者任务的感觉,里面有很多朴素的民族情怀和爱国情怀,是我自己非常想要发扬光大的。

所以,我到上海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最正确的选择。上海在很多方面和纽约很像,你去纽约,没人觉得自己是外地人,上海也是一样,这座城市的风格、生活的节奏都特别符合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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