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京劇幻想》的首演,京劇表演藝術家尚長榮哭了,這是作曲家龔天鵬萬萬沒想到的。

4月28日晚,作爲“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的參演項目,龔天鵬作曲的《第十交響曲“京劇幻想”》在東方藝術中心首演,指揮張亮執棒上海愛樂樂團獻演。

打響上海文化|用交響翻譯京劇,《京劇幻想》打動尚長榮

上海愛樂樂團演出現場 主辦方go

這部長達80分鐘的作品,第一部分的靈感來自京劇《曹操與楊修》《蕭何月下追韓信》,第二部分的創作素材主要來自《貴妃醉酒》《霸王別姬》,用瑰麗的交響手法,把京劇的精氣神“翻譯”成了國際聽衆都聽得懂的音符。

“我最擔心的就是他(尚長榮)會不習慣交響樂表達,因爲裏面用到了很多他視作生命的作品,尤其上半場曹操、楊修、倩孃的唱段,先是絃樂,最後在管風琴之上銅管大齊奏把它推向排山倒海的高潮……倩娘是他最憐惜的人物,因爲死的太冤了,這些唱段被交響樂推出了好萊塢大片的即視感,他從中感受到了國粹走進國際友人內心的潛力。”

京劇與交響珠聯璧合,用西方手法講中國故事,這一晚不僅成爲龔天鵬、也成了尚長榮最難忘的一夜。

打響上海文化|用交響翻譯京劇,《京劇幻想》打動尚長榮

尚長榮爲《京劇幻想》豎起大拇指

《京劇幻想》是上海愛樂樂團、費城交響樂團共同委約的作品。首演時,費城交響派出了樂手全程參與排演,其中,兩位資深樂手——赫伯特·馬丁·萊特、赫羅爾德·魯道夫·克萊因1973年還曾隨奧曼迪執棒的費城交響首次訪華演出,對中國有着深厚情誼。

首演當晚,維也納國立歌劇院在線直播平臺播錄了本場音樂會的實況錄像,通過電腦、移動設備、電視機頂盒,全球觀衆都可以在線觀賞這部交響新作。

首演後,龔天鵬還將對《京劇幻想》進一步修改打磨,2019年初將由上海愛樂樂團、費城交響樂團聯合獻演於美國。“上海文化”品牌正在走出去。

打響上海文化|用交響翻譯京劇,《京劇幻想》打動尚長榮

龔天鵬,26歲,出生於江蘇南京

用西方交響翻譯中國人的情感

澎湃新聞:《京劇幻想》的創作想法是怎麼來的?

龔天鵬:這部作品最早的苗子誕生在去年,導演滕俊傑邀我們去看他正在拍的電影《曹操與楊修》。當時,他就提出有沒有可能根據這部電影的唱段、劇情、人物、情感去寫一部音樂。那時候沒定什麼規模,也沒定給誰寫,正好上海愛樂樂團和費城交響樂團達成了戰略聯盟,互相之間有很多學術交流,雙方希望共同委約一部作品,選一個龐大的中國主題。滕俊傑就建議了我,可以委約一部以中國京劇爲主題的大型文藝作品,正好趕上中美建交40週年。

我們決定不以某一部戲曲的名字命名,就叫《京劇幻想》,因爲交響樂本來就是抽象的,特別適合表現史詩性的主題。

中國戲曲是沒有和聲的,老外聽戲會覺得很單調,他們不會從視覺角度、哲學角度去欣賞,所以總是對中國戲曲的音色、唱腔不習慣,不知道爲什麼喜怒哀樂都是一個調。西方人聽音樂只會從音響裏找,但東方戲曲是多方面的結合,是視覺的結合、環境的結合、顏值的結合、服裝的結合,一個元素都少不了。我們就是用感性的方式,向世界介紹中國戲曲,等於把中文翻成了英文。

澎湃新聞:在這之前你對京劇瞭解嗎?

龔天鵬:我從小碎片化地聽過一些京劇,挺愛好的,但沒有系統地去鑽研。我10歲就去美國了,大部分接受的還是西方文化,回國之後才慢慢從中國人的思維去創作。

這部作品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去惡補京劇,我看了很多戲,也和尚長榮、史依弘這些大家去商討創作的可能性。當時,我草稿就打了一百多頁,今年2月開始動筆,本來打算寫40分鐘,後來還是覺得不夠,擴大到了80分鐘。

澎湃新聞:你花了多少時間研究京劇?

龔天鵬:兩個月的時間裏幾乎只是聽,查資料,不過你就是專研兩年也不可能把自己培養成專家,那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用交響樂向世界傳播中國戲曲文化。

以前京劇在我的印象當中很散亂,我從沒有像研究古典音樂那樣,那麼系統地去追蹤它的發展史,分析它的流派,找各個流派之間的區別,以及怎麼用交響樂去表現。所以這是很大的挑戰,首先條理就不一樣,有人會誤以爲唱京劇或戲曲的人音不準,其實根本就不是這個概念,你看透了這些,就會發現這裏面有無限的魅力,認爲戲曲單調的想法也是完全錯誤的。

澎湃新聞:《京劇幻想》除了交響的編制,你有另外加一些京劇樂器嗎?

龔天鵬:沒有。爲了這部作品能在世界任何角落被任何一支職業樂團演奏,我沒有加任何京劇樂器或者人聲,就是一部純管絃樂作品。

所有音樂素材幾乎都是從京劇裏來的,上半場以《曹操與楊修》《蕭何月下追韓信》爲主,下半場以《貴妃醉酒》《霸王別姬》爲主,上半場寫男性,下半場寫女性。

澎湃新聞:所以京劇票友一聽這部作品,就能聽到京劇的影子?

龔天鵬:完全能,因爲我們就是還原它的原汁原味,再在這上面發展、創作、變奏,就像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和越劇的關係,是一種互補的關係。戲曲只有一根線條,沒有和聲,而交響樂有天馬行空的和聲,有非常龐大的編制,變奏、和聲、配器都非常華麗,我們等於把中華國粹裏的人物抽象地搬上了交響樂的舞臺。

澎湃新聞:除了上海愛樂樂團,費城交響樂團也派了人演《京劇幻想》?

龔天鵬:對的,特別有意義。我們特地邀請了費城交響的兩名老樂手(小提琴)來上海,1973年他們都曾隨奧曼迪訪華。因爲這部作品是兩團共同委約的,中國首演就是以上海愛樂爲主,費城交響爲輔,日後去美國演,就是費城交響爲主,上海愛樂爲輔,人員是可以調配的。

來上海是最明智最正確的選擇

澎湃新聞:很多作曲家寫一部曲子要花很長時間,你看起來好像很輕鬆的樣子。

龔天鵬:其實一點兒都不輕鬆,我只是除了喫喝拉撒就幹這一件事兒。所以爲什麼當年我實在沒法繼續演奏?因爲我一點時間都沒有,就是喜歡,進入狀態就陶醉了。只要能保證三頓飯,我別的時間都幹一件事,作曲。

澎湃新聞:10歲時你從南京去了美國,當時是以鋼琴神童的身份入讀茱莉亞音樂學院預科部,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有作曲上的興趣?

龔天鵬:我是一直都有興趣,只是小時候不敢說,因爲全家已經傾家蕩產陪你到美國,就爲了追鋼琴夢。而且那時候我的演奏事業發展很順利,該有的都有了,經紀公司演出不斷。但到了青春期,性格迸發,開始獨立思考,你會發現自己真正想要的不是這個。腦子裏有太多東西想抒發,以至於根本不甘於只是演奏。

澎湃新聞:你是什麼時候徹底跟家裏攤牌,決定要作曲的呢?

龔天鵬:高中的時候,先斬後奏,先把所有演出合約毀掉,讓自己徹底沒有退路,纔跟家裏人說。當時我和家裏鬧得很僵,後來學校也出面找人來化解,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慢慢大家互相理解了,也就認了。

澎湃新聞:你高中才開始正式學作曲,撿起來快嗎?

龔天鵬:我剛到美國10歲,上課第一天,茱莉亞音樂學院預科部校長就跟我說,我從你的演奏當中聽到了很多想象力,你是不是喜歡作曲?我說對。他說好,你每週日到我家,我免費給你上課。這位校長本身就是著名作曲家。

所以很小的時候,我上的作曲課比鋼琴課還多。上課是一方面,主要還是你自己專研,古典音樂最重要的就是聽,把貝多芬、莫扎特、馬勒、瓦格納聽遍、聽爛,課堂上學的只是一些基本的工具。小時候我就覺得創作過癮,演奏已經成爲任務、成爲壓力,所以十五六歲就開始琢磨換行。

澎湃新聞:你的音樂道路上有沒有什麼偶像,比如作曲家這一塊?

龔天鵬:很多,每一個階段我崇拜的人都不一樣,幾乎是聽什麼喜歡什麼。

我研究最深的人是馬勒,當時幾乎是因爲聽了他的音樂才決定要做一個作曲家。可能跟星座有關,我們都是巨蟹座,很多愁善感,有很多牢騷要發。

聽了馬勒的音樂,我才感覺一部大交響曲演滿一場音樂會特別是我的菜,進入這種創作模式,你就必須是全職了。馬勒也是,他唯一一部小作品都寫不完,才四個人的小編制,寫了一半就趕緊去寫一百人的交響曲了。

澎湃新聞:所以你基本上也沒寫過什麼小曲子?

龔天鵬:很少,學生時代爲了學術要求必須要寫一些室內樂,但這些都是習作,而且實驗性很強,沒有我特別想大做文章的。

澎湃新聞:你的第一部交響曲《悲情天台山》是什麼時候寫的?

龔天鵬:15歲那一年,也就是我準備叛逆的那一年,爆發點是2008年5月12號的汶川大地震。

那時候我在歐洲演出,演奏狀態已經很差了,首先性格上覺得旅行、練琴的生活特別乏味,然後思想上受到很多大作曲家、大戲劇家的影響,天天天馬行空,根本沒時間練琴。

正好,我在機場看到汶川地震的消息,那個點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海外多少年的思鄉情、民族情,那種生命的渺小和無助,把我整個人都搞垮了。我當時就幻想自己要做“救世主”,已經誇張到那種地步,怎麼辦?唯一能做的是寫作品,只有作品才能變成精神的安慰劑。

澎湃新聞:你15歲轉了方向,後來在茱莉亞音樂學院是怎麼繼續學業的?

龔天鵬:那個時候暫時還在保持演奏狀態。現在回想起來,感覺自己當時很聰明,如果再晚兩年,或許我整個人就崩潰了。那時候我狀態很差,去演奏說不定哪天就“車禍”現場了,人家說你是小神童,可以原諒你,但你一旦到了17歲,人家把你當大人了,你就逃不過去了。而且,我們這個領域實在不缺演奏家,但從創作角度來說,我們缺作曲家。

澎湃新聞:你回國就進了上海愛樂樂團,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常能看到你的作品和身影,一般年輕作曲家很難有這麼好的機會,你對上海這座城市有什麼想說的?

龔天鵬:我非常幸運,一上來就遇到了上海愛樂樂團。當時我是先碰到張亮(上海愛樂樂團駐團指揮),我們是老鄉,有很多共同好友,見面後談得很投機,他說你有這麼多作品,我們又很缺作品,回來吧。

我是2014年5月本科畢業後回國的,正好那時候也是國內最需要原創力的時候,提倡復興“中國夢”嘛。不光作曲家,只要是從事原創工作的,比如編劇、編舞、作家,2014年都從原先的瓶頸忽然變得忙得不行,因爲全國上下都在抓原創。

我想表達的和上海這座城市需要的正好有很多契合點,所以一拍即合。就像我去年受上海國際藝術節委約寫交響合唱《啓航》,雖然是政治命題,但我創作時沒有任何彆扭或者任務的感覺,裏面有很多樸素的民族情懷和愛國情懷,是我自己非常想要發揚光大的。

所以,我到上海是最明智的選擇,也是最正確的選擇。上海在很多方面和紐約很像,你去紐約,沒人覺得自己是外地人,上海也是一樣,這座城市的風格、生活的節奏都特別符合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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