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一朝中，司禮監的權力正在逐漸放大，可掌管司禮監的羣體，卻是歷來被正人志士所看不起的--太監。

相比起手握實權的臣子來說，在皇上的心目中，太監纔是最可靠的家奴，他們不會有子嗣，也很難有黨派，一身榮辱繫於皇上的笑罵之間，故而從情感上說，皇帝往往更親近於身邊的侍從太監，而不是手下的臣子。

對於萬曆皇帝來說，張居正雖是帝師，從朝政到經文都由他安排教習，但從七歲開始就陪伴在他身邊的大伴馮保，亦是感情深厚的忠僕。

外臣無事不可進內宮，而“不見”即可能產生誤會，皇帝並沒有太多可以隨意出入宮門的權力，故而太監實則把持的，是皇帝獲取信息的通道。

張居正和馮保結盟扳倒了高拱和孟衝，一個榮升內閣首輔，另一個也終於做到了司禮監掌印的職位，兩人看似親密無間，但權力的角逐卻沒有盡頭，司禮監想要繞過內閣擴大自己的權力，而內閣也希望制衡司禮監的話語權，從而更輕易的跟皇帝直接溝通。

在剖析張馮二人的關係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他們的前任--高拱和孟衝。

掌尚膳監的孟衝可能一輩子也沒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做到司禮監掌印的位置。若不是高拱的保舉，明代一朝還從來沒有出過由尚膳監直接跨入司禮監的先例。

但可惜的是，孟衝並不像馮保一樣，是個計謀有餘且風雅深沉的性格，他爲了討好隆慶皇帝，三番四次的將皇帝偷偷帶去煙花之地，甚至跟道士勾結將童男童女偷送進宮供隆慶褻玩。高拱對他的制約能力幾乎爲零，同時孟衝的存在也無法爲高拱的施政產生任何的裨益，高拱志在朝政，孟衝卻一味只顧討好皇上，兩人的目標歲沒有衝突，但也可謂是南轅北轍，互相之間無法借力。

而張居正和馮保的關係，就十分不一樣。

首先，萬曆皇帝登基之時剛剛九歲，幾乎全部的朝政都落在李太后--張居正--馮保這個鐵三角頭上，一旦任何一方的目標與大局相左，整個局面的平衡就會不可避免的被打破。

張居正雖然已經是內閣的一把手，但馮保對李太后和萬曆小皇帝的影響力也不可小覷，想要順利的推動改革的進程，完成自己的施政目標，張居正就不能和馮保鬧翻，相反，他還需要讓馮保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並且認同自己的目標。

這就更看出了張居正的計謀和隱忍，他在跟馮保的權力太極中，可謂是有進有退，有攻有守。

南京有位貪墨成性的官員叫做胡自皋，用大把的銀子賄賂了馮保想要兩淮鹽運使，馮保收受了賄賂之後去找張居正做人情，張居正明知道胡自皋的劣跡穢行，卻依然答應了馮保保舉的要求，書中，張居正跟自己的姻親，吏部尚書王國光有着這樣一段對話：

“胡自皋是個貪官，而且貪而無才，一方面花天酒地不幹正事，另一方面爲保祿位到處鑽營。呸，十足的小人一個！你爲何還要推薦他？”王國光氣呼呼地質問。

張居正一擺手不讓講下去，他重新坐下來，審視着滿臉狐疑的王國光，語真意切地問：“我且問你，如果用一個貪官，就可以懲治千百個貪官，這個貪官你用還是不用？”

爲了國家大計，宮府之間，必要時也得作點交易。張居正將自己的難言之隱說給故友，他雖不滿馮保的作風，但爲了大政方針的貫徹推行，又必須得到馮保的調停和協助。

爲了團結馮保，張居正甚至不介意讓自己和王國光去背黑鍋，固然讓仕林清流所不齒，但從長遠來看，卻爲張居正的改革掃平了不少障礙。

讓我們用下面這個小故事來一窺究竟：

薊州總督王崇光把定做20萬套棉襖交給李太后的父親武清伯辦理，而當時王崇光給了武清伯20萬兩白銀，武清伯將此事另付他人辦理，卻只給5萬兩銀子，自己私吞15萬兩白銀。手下人無奈，拿了次品交差，導致長城上有19名士兵凍死。爲此，戚繼光上報朝廷，引得兩宮動怒。

武清伯爲了逃避懲罰，索性在自己府中上演了一出尋死覓活的上吊，李太后聽說之後派馮保代爲前往查看。

馮保在回宮之前先去拜訪了張居正，關於武清伯上吊事件對於張居正新政的影響，全在馮保的一張嘴之間。他若誇大武清伯的慘狀，則張居正落敗一招，相反，他若是將武清伯假上吊說成是一場爲了逃避懲罰的陰謀，則太后的怒氣就會引向武清伯本身。

作爲帝后的耳目，馮保代表的司禮監雖然沒有行政實權，但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政策的實施的貫徹，由此也可以看出張居正爲人的厲害之處：

想要做成大事，必須團結小人，即便小人無法成事，但至少也保證他不會壞事。

先站穩陣腳，才能做好事情。

古代的政壇如是，現在的職場亦不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