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杭州老市長憶地下黨生涯：共產黨爭取中間力量最成功

鍾伯熙，曾任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長，解放前夕爲中共浙江大學地下黨員。

杭州老市長憶地下黨生涯：

共產黨爭取中間力量最成功

中新社嚴格趙曄嬌 / 鄭莉娜

我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家就在杭州狀元弄，我的曾祖父是清末狀元鍾駿聲，狀元弄也是因此而得名。我的狀元曾祖父不會想到，這狀元府以後會成爲中共杭州地下黨組織的機關，他的曾孫，也就是我會成爲“國民黨朝廷”的叛逆，走上了推翻反動政權建設新中國的道路。

我是1948年7月1日在浙江大學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直到解放以後，我才搞清楚我所在的地下黨系統的來龍去脈。

原來我們是中共中央上海局這條線，我的上級是浙江大學黨總支書記許良英，解放後是著名的自然科學史家，他的上級是杭州工委書記陳嚮明，解放後任上海少兒出版社的總編輯，再往上就是吳學謙了，未來的外交部長那時是上海局青年組的組長，而中共上海局的書記就是劉曉，解放後長期擔任駐蘇聯大使，我其實是上海局學運系統在杭州工作機構的一個基層地下黨員，不過在解放前根本不知道什麼上海局，光光知道自己是中共黨員了。

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由左至右）

其實上海局在解放前夕是中共在國統區主要的地下黨組織之一，管轄西南各省、長江流域、京滬地區以及平津一部分地下黨的組織和工作，甚至香港臺灣也是在他的工作範圍。1948年3月，重慶地下黨市委書記劉國定，也就是《紅巖》中的叛徒蒲志高的原型叛變投敵，馬上就帶人到上海來抓中共上海局的組織部長錢瑛，重慶地下黨也歸上海局管轄，劉國定的上線就是錢瑛。

解放前浙大校門，圖中男士爲竺可楨校長

我那時還是浙大機械系的一名學生，不過我比一般的地下黨員又多點關係。原因就是當時的地下黨杭州工委就設在我家裏。當時我在狀元弄的老宅房子很大，人口也不多，就是我的寡母和三個妹妹，社會關係簡單，所以就把這裏設爲機關，工委的公章和文件也都由我來保管。

那時杭州工委主要領導是陳嚮明、鍾沛章和李國富，鍾和李都是上海交大的地下黨員，和江澤民同志前後級同學，也都是上海學生運動的干將，李算是職業革命家，是喫黨費的專職黨幹，他就住在我家，也沒有什麼公開的身份。鍾沛章從上海交大到杭州，到《東南日報》做無線電收聽記錄工作，而這份工作的前任，就是以後大名鼎鼎的金庸。鍾也利用這份工作可以光明正大地收聽各種電臺，包括延安的新華廣播電臺。

我記得是1949年元旦，就在我家裏，李國富帶着我以工委的名義給在杭州的達官貴人社會賢達寫了100的多封賀年卡，像竺可楨，蘇步青，還有浙江省長等等，一方面向他們拜年，一方面在賀卡里附上毛澤東主席的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宣傳共產黨的城市政策，這算是政策攻心吧。

當時我家這個據點還有一個作用，那就是給地下黨員換裝，那時地下黨員要經常以各種身份出現，也要有各種場合的服裝，我家裏衣服很多，西裝旗袍長衫馬褂都有，所以有時候走進來是一身土布，出去就是西裝革履。

當時地下黨的青年工作主要就是學生工作，核心就是以後被毛澤東稱爲第二條戰線的學生運動，他在新華社的社論裏說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

其實抗戰勝利時候，學生對蔣介石還是很崇拜歡迎的。我們中學生都曾經到街上歡迎蔣委員長光復，但是這蔣委員長領導下的政府三件事讓大家特別是學生態度開始轉變了。

第一件事就是接收大員五子登科，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那些從重慶來的接收大員喫相難看，最讓人反感的是一些漢奸也一下子變成了接收大員。而且當時公佈100塊僞幣兌換一塊法幣，時間就限一個禮拜，這和搶劫淪陷區老百姓沒什麼區別，而達官貴人就一下子肥了。

第二件事是昆明事件，特務暗殺民主人士聞一多、李公樸，這是喪盡人心的。

聞一多

第三件事是甄別僞學生。說是淪陷區的大學生中學生都是僞學生，要辦學習班統一學習三民主義3個月，這下學生覺得受到了巨大的侮辱，有僞政府、僞軍，怎麼在淪陷區讀書的學生也變成僞學生了。江澤民同志那時在南京中央大學，爲抗議甄別就曾經上街遊行，高喊科學無僞學問無僞。

這三件事以後，學生普遍開始反感蔣介石，但不等於贊成共產黨，那時大家對共產黨還是不瞭解。有的是一種抗戰勝利後的失落，“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可以說是以後爆發學生運動的前奏。

我曾經參加過“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五二O運動，也參加過浙大因“於子三事件”引發的學潮，作爲一個歷者和地下黨員，我的確感覺到了共產黨在領導白區工作的策略和水平已經相當成熟。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們經常看到共產黨組織在白區動不動就給一鍋端，浙江的幾任地下黨省委書記都是被捕被害，除了鬥爭環境的殘酷，應該說這和當初在白區“左”的工作策略也有很大關係，那時動不動就搞飛行集會，一幫地下黨在鬧市區發幾張傳單喊幾句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動不動就武裝起義，結果在城市裏這種極的鬥爭不但脫離了羣衆，而且地下覺很容易被敵人發現，黨組織一次次遭到破壞。

周恩來在1947年《關於在蔣管區的工作方針和鬥爭策略》文件裏就說過：針對目前蔣的鎮壓政策，我們應擴大宣傳，避免硬碰，爭取中間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爲生存而鬥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

這裏可以看出共產黨白區工作的成熟。

其實學生運動有時候學生也很激進，青年人容易衝動，這時候黨組織就要頭腦冷靜，注意用合法的鬥爭來保護學生。像在1947年五二O運動大學生到南京請願，一些學生提出打倒“四大家族”的口號，地下黨組織馬上進行勸導，既然是來請願，那表面上還是承認這個政府，打倒四大家族明擺着就是和政府對着幹了，這時候國民黨已經實行戰亂，憑這口號就可以抓人了。所以後來口號就定爲“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向政府要飯喫，這不但國民黨抓不住什麼把柄，而且也喊出了老百姓的心聲，能夠爭取到更多層面的同情和支持。據說五二〇南京當局對學生進行鎮壓，蔣介石的幕僚陳布雷就對此深表不滿。

1947年5月20日，浙江學生參加在南京舉行的搶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圖爲國民黨軍警用高壓水龍頭鎮壓學生遊行隊伍

我記得當時在浙大，有一個進步學生畫了一張毛主席像，有一面牆那麼大，這在當時可不得了，被發現肯定是要闖大禍的，後來地下黨想了個辦法，在毛主席的畫像上再覆蓋一張浙大校長竺可楨的像，直到解放才讓這張巨幅毛主席像掛出來。

所以在當時，地下黨既要鼓勵學生的愛國熱情，又要防止過激行爲，保護學生。

在這個時期，在第二條戰線的學生工人運動中，我感覺共產黨並不是在搞單一的政治鬥爭，而是儘量把政治鬥爭和羣衆的切身利益結合在一起，儘量爭取更廣泛的羣衆的支持，像五二〇運動就是這樣。1947年全面內戰爆發，大量社會財富消耗在戰場上，國民黨政府把絕大部分財政支出又用作內戰經費，造成物價飛漲，1937年到1947年7月，物價上漲到6萬倍。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到1947年就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了。全國很多城市發生了搶米風潮，學生由於取消公費，生活困苦，所以後來以反飢餓反內戰爲主題的五二〇運動席捲全國。當時連地下黨都沒有估計到會有那麼多人，那麼大的規模，上海局的組織部長錢瑛和南京地下黨的市委書記陳修良站在街頭都感到驚訝。

上海的王孝和事件也是這樣，1948年，上海電力公司工人地下黨員王孝和爲維護工人利益開展工人運動被捕，嚴刑拷打後被上海高等特種刑事法庭判處死刑。在獄中他準備就義前高喊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獄中黨組織位姓丁的負責人也被判處死刑，他就告訴王孝和這是在法庭公開審理，在這種情況下喊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並不一定有利，應該喊能夠更大範圍爭取同情和支持的口號。9月30日上午，法警到監房提王，他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邊走邊喊“特刑庭不講理”，在法庭用憤怒聲音駁斥“你們的執行是非法的”。在場20多名記者湧上前，他憤怒揭露嚴刑逼供的經過，要記者主持公道披露真相，在押赴刑場時，高呼“特刑庭亂殺人”口號。結果這個事件披露後全國震動各地紛紛抗議聲援。我也把一個戒指捐了出來寄給王孝和的家屬。所以就覺得只有和羣衆切身利益結合，學運和工運纔會有羣衆積極參加，纔會形成影響力。

地下黨員王孝和在宣判死刑的法庭上

到了1948年以後學校裏就不太搞公開的學運了，這是全國形勢變化戰略轉向了，從公開疾風暴雨轉向聯絡宣傳護校迎接解放。

其實在學校裏，地下的共產黨不多，浙大也就幾十個，公開的國民黨也不多，中間狀態的最多，我覺得共產黨在爭取中間力量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蘇步青與谷超豪合影

解放後著名的科學家谷超豪那時是浙大的研究生，地下黨員，平時都有接觸，可1948年後很多地下黨的工作他就不參加了，我的上級也不要我再找他。後來我才知道他那時去組織了一個科協，主要是做竺可楨、王淦昌、蘇步青等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所以學運一些衝鋒陷陣的工作就不要他幹了。

學校裏有各種各樣的公開社團組織，愛唱歌的有鳥鴉喜雀歌詠隊，喜歡跳舞的有漠風舞蹈社，喜歡畫畫的有秋海棠畫社，全校有學生自治會，共產黨就是通過這些組織宣傳引導，團結了大批處於中間狀態的進步學生。我當時就參加了喜鵲歌詠隊，《黃河大合唱》《喀秋莎》等革命歌曲就是那時學會的。

在那個年代，香港至大陸有專門的郵路郵寄進步報刊。在浙江大學中傳播這些報刊，也是我們地下黨員的工作之一。

我們常常可以讀到香港出版的《羣衆》雜誌和轉來的解放區報紙《新華日報》。學生自治會圖書館(後來改成於子三圖書館)日夜“客滿”。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報紙報道的一次選舉。

農村人不識字，村裏就讓5位候選人排成一排，在他們背後放上一個碗。農村人覺得哪個候選人好，就在他身後的碗裏放上一粒黃豆。這很好地體現了共產黨的民主，這對黨員和普通羣衆觸動都很大。選舉的場景被著名雕刻家彥涵雕刻下來，取名就叫《豆選》。

彥涵《豆選》1948年紙本木刻版畫

每當報刊雜誌寄到，他們就會張貼到佈告欄裏。“國民黨的學生從來不敢在白天光明正大地來撕，可見絕大多數學生還是很擁護歡迎共產黨的。

爲了更好團結服務學生，由我們中共地下黨員參與的學生自治會主動向學校申請管理食堂。

食堂雖小，卻是一件喫力的事情，管食堂的同學經常會留級。由於1947年內戰全面爆發，財富消耗在戰場上，國民黨政府把絕大部分財政支出用於內戰經費，造成物價飛漲。1937年到1947年7月，物價上漲到6萬倍。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到1947年就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對於我們學生來說，一天的伙食費只夠買三根油條，一個星期雖能喫上一回豬肉，但豬肉薄得透光。

浙大有專門的公辦食堂。我們向學校申請管理，就得管好。伙食費緊張，法幣在一夜時間又貶值地厲害，我們借了學校的卡車，風風火火趕到校外去搶購大米。管食堂的同學差不多一天時間都要泡在食堂裏，一方面怕包飯商貪污，一方面又擔心購買的物資是不是都給學生喫了。

管理食堂的風險很大，學生自治會還是主動承擔下來，目的只有一個，團結、服務好同學。

和我們的食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由國民黨三青團辦的食堂，三青團有上面發給的補貼，但是貪污腐敗之風盛行，根本就辦不下去。

所以後來絕大多數中間狀態的師生也都是傾向進步。我記得在解放前夕，當時風聲鶴唳，我旁邊寢室的同學就主動要求和我換個鋪位睡覺，這樣萬一出現危險也可以保護我。我很感動，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但都在冒着危險自覺保護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