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 ( 以下简称《年谱》) 全书共6 卷,近300 万字,是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 周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于2013 年12 月22 日起在全国发行的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7 年历程的编年体著作。这部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工作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经验教训和艰辛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基础,提供了丰富史料”,“目的是为了比较充分地全面地反映毛泽东的思想”［1］。和《毛泽东传》( 1949—1976) 一样,《年谱》不仅仅是一部政治性、文献性很强的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在很多方面都基于严肃的政治立场,对建国后毛泽东研究、尤其是晚年毛泽东研究的主要争议问题进行了回应。

1 对《给江青的信》真伪的回应

1966 年7 月8 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亲笔所写的四篇代表作1中的第二篇。《给江青的信》共有1738 个字,信写好以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11 日、12 日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2］2386－2387,后由周恩来带到上海交给江青［3］。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林彪感到不安,后毛泽东将原件销毁［4］7。这封信正式公布是在林彪垮台以后。1972 年批林整风时,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1972 年10 月1 日、1973年9 月2 日和1975 年3 月1 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由于这封信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对一些重大问题反复深思后的集中表现,且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革”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

关于《给江青的信》,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封信是事后为了批判林彪、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伪造的,对其真实性存疑; 或认为即使原信真的存在,但在林彪垮台后公布时也已经被大量修改,搞得面目全非了［5］350。一篇名为《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真伪考疑》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颇有影响。该文根据所谓的“张玉凤回忆”断言: 《给江青的信》“完全是中央为了应对当时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彻头彻尾的造假产物”［6］。文中借用网上流传的所谓“张玉凤揭毛泽东晚年秘密材料”来证明《给江青的信》是事后伪造的:

“1972 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 ‘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 我劝( 你们) 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 ‘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1972 年12 月26 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1966 年7 月8 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 ‘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 ‘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 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张玉凤说: 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 1966 年7 月8 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7］

上述材料真实性无法考证,其来源不得而知,且所述内容无法在中央公布的众多档案文献中核实。以这样一份无法确证真实性的材料断言《给江青的信》是伪造的,本身就站不住脚。

而《年谱》在记述《给江青的信》这件事时,首次引用了王任重1966 年7 月13 日的日记,以注释的形式对这封信真伪的问题进行了回应。王任重1966 年7 月13 日的日记中记载: “11 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 日上午9 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8］599王任重日记里所记述的这些简短的话与《给江青的信》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其中所记载的毛泽东当时对林彪的看法与信中“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9］71的论述是一致的。另据《年谱》记载,1972 年5 月2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谈及即将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周恩来请示可否将毛泽东1966 年7 月8 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10］435。党史界的许多学者已经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进行过考辨［11］,而《年谱》的论述更足以说明《给江青的信》的历史真实性。

2 对林彪是否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回应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10 年间极重大的事件之一,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关于“林彪事件”,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争议处”和“未知处”集中在《“五七一”工程纪要》林彪是否知情、参与及三叉戟飞机坠毁之“谜”两个问题上。

2. 1 林彪是否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

据《年谱》记载,1971 年3 月22 日至24 日,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在上海秘密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以下简称《纪要》) ,宣称: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纪要》还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且策划了8 种杀死毛泽东及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的手段［10］374。

目前国内外有些学者对于《纪要》关注的问题是: 林彪到底是否知情? 有没有参与《纪要》的制定? 如国外有学者指出: “危机爆发后他仓皇出逃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事先明确知道这个计划……对国外的观察家来说,林彪是否迫不得已接受先由他儿子后由他夫人搞出来的既成事实,倒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12］251－252高华在《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一文中也指出: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数据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 Josip Broz Tito) 、霍查( Enver Hoxha) 、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伙能有胜算的可能吗? 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13］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纪要》极有可能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出来的,作为“一代统帅”的林彪对于《纪要》很可能不知情,即使知道也不会同意这种幼稚的计划方案。

林彪对《“五七一工程”纪要》不知情吗? 《年谱》对这个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年谱》记载道: 1971 年3 月20 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时说: “这件事( 制定武装政变计划———笔者注) 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10］373这说明林立果制定《纪要》时,林彪是知情的,是同意了的。1971 年9 月8 日,林彪亲笔写下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通知传达的命令办。”当晚,林立果从北戴河乘飞机回到北京,同周宇驰、江腾蛟、李伟信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称: “现在首长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 毛泽东代号———笔者注) 搞掉。”［10］399这说明《纪要》制定好之后,林彪是看过的,是同意了的。而且《年谱》以注释的形式首次公布了王飞和鲁珉的亲笔供词,证明了林彪参与《纪要》、亲笔下达谋害毛泽东手令的历史事实。《年谱》在1971 年9 月8 日林彪亲笔写下手令这一条的注释里记载道:

“关于根据林彪手令林立果策划的在杭州、上海、南京一带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王飞在1971年9 月28 日的亲笔供词中说: ‘1971 年9 月8 日晚,林立果、周宇驰要我去空军学院,林立果说,现在情况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说,我们坚决保卫林副主席。然后林立果拿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着: ‘希望按照立果、周宇驰传达的命令办事。林彪9 月x日’( 具体话记不准了)……‘11 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和我,中间又加关光烈,在西郊机场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林立果说,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提出‘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并提出了通信联络的方法和密语。”

“鲁珉( 原空军作战部部长———笔者注) 1971 年9 月18 日的亲笔供词中说: ‘1971 年9 月11 日晚约八点半钟,我被江腾蛟用汽车拉到西郊机场的平房里,林立果看到我就说: 现在要进攻啦,副统帅有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周宇驰就拿来一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了我,我看到是用红铅笔写的: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林彪月日。’林立果说: 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三中全会,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7 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 指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笔者注) ,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10］400

这些在《年谱》中首次公开的历史材料推翻了盛行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林彪不知情、没有参与的推测和猜想。林彪不仅要求林立果“要搞个计划”出来,而且在《纪要》制定好之后,是同意了执行《纪要》方案的。诚如《年谱》所说,“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10］418。

2. 2 三叉戟飞机坠毁之“谜”

“林彪事件”另一个争议性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林彪所乘的三叉戟飞机坠毁之“谜”。目前有“迫降爆炸说”“机上搏斗说”“导弹击落说”等等。《年谱》和《毛泽东传》( 1949—1976) 对飞机坠毁都有陈述,但是,二者对于飞机失事原因的描述却不一致。《毛泽东传》里采用的仍是“迫降爆炸”的观点:

“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 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2］2571－2572

而《年谱》对飞机坠落的记述则根本不同,《年谱》记载道: 9 月13 日晚,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为应对林彪出逃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并且附上两张空军司令部的工作报告,内称:

“九月十三日十八时零四分,蒙古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作战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方向六十公里处着火掉下来了,按照国防部长命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10］406

现在看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中对林彪坠机问题的论述就颇为耐人寻味了: 既没有明言飞机是迫降爆炸,也没有说明飞机是空中着火坠毁,而是用了“一军用飞机坠落起火”1的含糊说法。而毛泽东《年谱》关于三叉戟飞机坠落的这一重要载述,则明确说明了飞机是从空中着火而最终坠毁的,这为解决林彪坠机事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档案文献,也规定了这一事件研究的焦点,即飞机为何会在空中着火这一问题上。以笔者看来,可以肯定的是,飞机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也不是迫降爆炸,但其空中缘何着火的原因仍不得而知。

3 对毛泽东对待周恩来病情及逝世态度的回应

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战友兼同志式的合作关系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他们二人对中共历史及中国近现代史都有着重大影响,其关系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近些年来,以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等书为主要代表,对晚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多有曲解和非议。围绕晚年毛泽东对待周恩来的病情及逝世的态度等较有敏感性、争议性、非议性的说法,一些学者已经予以批驳［14］,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就指出,高文谦其书最大的问题是主观滥觞,“一条史料和一条史料之间,大段的是他自己的猜测和看法,而且是用叙述事实的笔调写的。这些并没有史料根据。但读者看到这些分析,误以为也都有史实依据的……他这本书主观性太强。这就造成了太坏的影响”［15］。《年谱》基于严肃的政治立场,对高文谦论述的诸多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对待周恩来病情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严肃的回应。

3. 1 毛泽东对待周恩来病情的态度

高文谦在其书中抛出一个论断,即: 毛泽东在得知周恩来身患癌症的报告后,有意延误其治疗时间,最终导致其错过了最佳手术治疗期,把周恩来逼上了绝路。1972 年5 月18 日,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高在其书中说: “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 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高文谦语) ,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据高文谦在书中所述,毛泽东对周恩来病情,向周恩来专家医疗组下达了四条指示:即: “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第二,不要检查; 第三,不要开刀; 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高文谦将这四条指示理解为“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16］378－379。且不论高文谦的材料是否属实,仅是这样曲解毛泽东对待周恩来病情的态度,就实在是“莫须有”。

《毛泽东传》( 1949—1976) 及《年谱》都对此观点予以了批驳和回应。传记记述: 据毛泽东秘书回忆,当逐字逐句看完周恩来病情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 “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 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 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2］2586。1972 年11 月12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身体状况的报告上批示: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10］455此后,他得知病情后总是嘱咐秘书: “快去办。”［2］2587实际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及其治疗是极其关心和重视的,据张玉凤回忆:

“周总理患病四年多的时间,毛主席一直关心和惦记着他。主席每次审阅有关总理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特别是在患眼疾不能亲自看病情报告时,我每次读医生的报告,他都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当我读过之后,他居然能记住总理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1975 年2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毛主席这时在湖南长沙养病。当他从医生的诊断报告上得到这一情况时,躺在床上忍受着失明的痛苦,很是伤感,他费力地一字一句对我说: ‘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样了’。”［17］

在笔者看来,毛泽东对待周恩来病情的态度与其自身对待疾病的观念有很大关系。毛泽东是性格极强之人,一生秉持斗争精神,从不轻易低头认输,即使对待病情亦是如此,“有些时候坚持己见,又很固执。在患病治病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不大相信药物的作用,医生们有时候给他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他说‘医生的话只能信三分,最多信一半。’他认为自身的抵抗力是可以抵抗疾病的侵袭的”［18］。晚年毛泽东即使疾病缠身,可仍较真于与疾病斗争,不配合积极治疗。据其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 “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2］2585

因此,毛泽东要求“对外要保密”的本意不仅不是要耽误周恩来的治疗时机,故意延缓他的病情,恰恰是在其对癌症“开一个死一个”的认知下,不希望周恩来在得知身患绝症的消息后加重思想和心理负担,而以轻松积极的心态配合相关治疗来延长生命。况且,毛泽东不仅对待周恩来的病情要求保密,即使对自己的病情亦是如此,并非刻意有针对性而为之。张玉凤回忆说: “主席不仅对战争和恶劣的环境曾以超人的毅力去克服和战胜,对待疾病,他也同样忍受得住。他挺着,不让我急急忙忙为他请医生查病,也不让我告诉别人他看不见了。”［16］而毛泽东强调的“开刀有危险”不更是希望这位内政外交都离不开的总理避免“开一个死一个”的悲剧吗?

“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用断章取义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见和情绪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结论”［14］,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深入了解毛泽东本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去解读、理解他的判断抉择,先入为主地对领袖的心理和行为妄加揣测,哗众取宠地贩卖“标新立异”的观点,实是最不负责的研究态度,其观点最终也会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般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而不攻自倒。

3. 2 毛泽东为何没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高在其书中认为毛泽东能去却故意不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以此来证明其关于毛对周心怀芥蒂的观点: “毛不去参加周的追悼会,却在几天之前接见已经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16］8事实上,毛泽东无法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根本原因是他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这决定了他已经无法参加了。张玉凤回忆,毛泽东的病情在1975 年下半年就已经越来越严重,甚至“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1975 年10 月下旬,周总理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病况日渐加重。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20］

《年谱》及《毛泽东传》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回应。毛泽东在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尽管根据医生近几年的报告,已有着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噩耗真正到来时,他仍陷于极度的痛苦和悲伤之中。《年谱》在1976 年1 月8 日、14 日、15 日的条目中记述到: 1 月8 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中共中央政治局送来的周恩来逝世讣告清样。毛泽东听着,紧锁眉头,两眼流泪,一言未发”［10］633; “1 月14日,毛泽东在听工作人员读近三千字的悼词稿时,难以控制情绪,失声痛哭”; “1 月15 日,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中央政治局考虑到毛泽东病重,没有安排他出席追悼大会。当天,身边工作人员曾问是否参加追悼大会,毛泽东拍着腿说: ‘我也走不动了’”［10］634。而《毛泽东传》对1 月15 日这个记述有着更加详细的说明: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 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 ‘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 ‘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2］2732－2733

可见毛泽东未能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确系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并非高文谦臆测的那样对周恩来心存不满而刻意不去。以笔者来看,毛泽东不去参加追悼会,或许还有个说不出的考虑,即毛泽东不想让全国人民在追悼会上看到自己暮年的年老体衰。毛泽东是性格强毅之人,又有浪漫主义乐观心态,其母亲病重时他就因不愿看到母亲的病痛而选择暂时离开,以保留其母亲在心中的美好形象。他晚年曾对护士吴旭君说: “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19］张玉凤也回忆说: 毛泽东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多次回避,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的老态的做法使她意识到,毛泽东“是不愿意,也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那病态和痛苦的心境”［20］。所以不难理解,晚年毛泽东不愿全国人民看到这位超凡领袖令人嗟叹唏嘘的暮年容态,这也许也是他没有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一层心理和考虑吧。

3. 3 1976 年除夕中南海“鞭炮事件”缘由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中的引子,即对1976年除夕中南海的“鞭炮事件”做足了文章:

“周恩来死后的三个星期,恰逢中国农历丙辰年的除夕……就在这个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游泳池的院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喧闹的爆竹声。一时间,火光冲天,鞭炮声震耳欲聋。这一不同寻常的景象弄得中南海里负责安全警卫的工作人员好一阵紧张,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规定,在中南海禁地是绝对不准燃放爆竹的,毛泽东的住地更是戒备森严,甚至连麻雀都不让停落在树上。等人们弄清这一动静竟是来自毛本人的住地后,一个黑色的传闻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 还有人证明第二天亲眼看见从游泳池拉走了整整一卡车的鞭炮屑。”［16］7

关于“鞭炮事件”,《毛泽东传》里已经对此种说法进行了批驳,《年谱》里再次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对其进行了回应。《年谱》在1976 年1 月30 日“农历除夕,让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值班的身边工作人员到屋外放点鞭炮”这一条目上加了很长一段注释:

“对当时的情况,张玉凤的回忆是: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 ‘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10］635、［2］2749

张玉凤的这段回忆揭示了当时毛泽东决定燃放鞭炮的真实原因,没有所谓的“庆祝”,只是安慰陪伴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 也没有一大卡车鞭炮屑,只有几挂鞭炮,况且除夕燃放鞭炮乃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必备项目,将鞭炮燃放与周恩来逝世强拉硬扯联系在一起,实在是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词。从《毛泽东传》和《年谱》提供的史料和记述来看,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病情的心情是沉重的,和自己并肩兼程半世纪的战友的逝世对晚年孤寂悲苦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更是很大的心理打击。一些人将毛周关系描述得如此阴暗,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更是有伤中国人民对领袖们的真挚情感。说到底,这些“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其根本目的仍是借歪曲抹黑中共历史和主要领导人之举,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

4 结语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但是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 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21］。《年谱》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晚年毛泽东研究若干争议问题进行的回应,就体现了历史性和求实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的原则,在客观载述历史事实的同时,既是对毛泽东晚年研究中的争议问题、敏感问题进行的回应,同时又是对毛泽东本人的一种客观评价,这与习近平提倡的评价伟大人物的精神是一致的。《年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以及高扬服务现实的斗争精神的构书特点,对于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和相关历史事件研究,看待具体历史问题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对从事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立场问题是首要的、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这种立场,对于党史研究尤为重要。历史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任何一个政党的成长历史都会伴随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历史过错,这是难以避免的,是历史的辩证法。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大党来说,面临的矛盾之多,承担的任务之巨,想要不犯任何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研究者要以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原则立场来看待历史过程中的错误和挫折: 是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面对过错事实、分析过错原因、总结过错经验,以帮助党更加完善和发展,还是站在党的对立面,只见黑暗不见光明,无限放大党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历史曲折,抹黑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 这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基本原则问题。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正确、客观地看待党的历史和历史人物,这既是党性和学术操守的要求,又是党性和学术操守的根本体现。

其次,要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在学术研究中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去探源辨流、去伪求真,是研究党史和党史人物应有的学术态度。政治性和学术性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辩证的统一。简单以为只要政治原则就没有学术性,追求学术真理必然要抛弃政治立场的想法是错误的。在坚守正确政治立场的原则下,仍能也更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党史研究者在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下,冷静细致地辨析材料、严谨求实地选取材料,总能尽量做到客观公正的研究评判,实现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统一。这也是党史研究的内在必然要求。

最后,要高扬服务现实的战斗精神。任何一种学术理念和观点总是要服务于现实的,总有面向实践的价值诉求。党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从事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不仅要对国家政治理念进行大众化阐释,还要高扬战斗精神,自觉对那些试图歪曲、否定、攻击党的历史的观点予以反驳和批判,暴露它们的本质和目的,维护党的形象和权威,保障党在新时期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这是党史研究实现政治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客观要求。如果放任一些有悖党史事实的观点大行其道,不及时予以驳斥,唯恐避之而不及,不仅是政治不坚定、学术不自信的表现,而且更会失去实现自身学术价值的极佳机会,因为批判战斗的机会即是价值凸显的机会。每一个称职的党史研究者,都应该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以高扬服务现实的战斗精神,活跃在理论战线的前沿,“坚持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重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