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萍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

《长征组歌》提及的第一个地名便是于都河，这是赣江支流贡江在江西于都县境内的别称，有幸成为了长征的一个符号，于都因此闻名全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大放异彩。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伴随着熟悉的旋律，踏上这块红色的土地，我来到长征“第一渡”——于都县城东门渡口，一座酷似风帆一样的“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的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宛如一支巨大的号角，时刻警醒我们，饮水思源，不忘初心，奋楫向前。

渡口边一块白色巨石上，杨成武将军题写的“长征渡口”4个红色大字，在初夏阳光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宛如一面旗帜，迎风飘扬，引人向前，指向胜利的方向。

于都县地处赣州和瑞金之间，位于赣南的贡江中游，建县于西汉高祖六年，是当年中央苏区的全红县之一。

清风徐徐，杨柳依依，滔滔不绝的于都河水逶迤向西流去。渡口无言，浮桥无语，那哗哗作响的于都河水啊，似乎正在诉说当年红军星夜渡过于都河的动人图景……

85年前的秋天，对红军来说是个多事之秋，因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游击战和运动战无法得到灵活运用，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只得忍痛放弃中央苏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红星闪闪，战马奔驰，中革军委、中直机关和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分别从各个驻地和战场陆续悄然隐蔽集结于都，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休整和补充后，于10月17日傍晚开始，分别从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鲤鱼、梓山的山峰坝、车溪的铜锣湾等渡口星夜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眼前的于都河宽两百多米，水深处才1米多。据史料记载，当年红军渡河时，河面比现在宽多了，有600多米，水深两米多。为保证部队顺利渡河，红军总部从各军团抽调工兵，紧急搭建浮桥，修整沿河两岸的道路。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天——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就是从这里渡过浮桥，踏上长征路，直至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那一夜，月茫茫，风萧萧。

这一去，多少将士，血洒疆场。

当年红军渡河的渡口，如今建起了一座座大桥，方便了两岸群众的出行。

红军战略转移保密和隐蔽性较高，为防止敌机侦察发现我军动向，苏区政府动员了上万名群众，协助红军搭浮桥。天黑后，红军借助夜色掩护开始渡河，天亮后又立即停止，部队继续隐蔽。这样傍晚搭起的桥，次日拂晓又要拆掉，反反复复，前后连续奋战了4天，总共搭起了15座浮桥，协助部队，将8.6万红军神不知鬼不觉的全部渡过了于都河。红军在此集结的十多天里，国民党高层竟然一点音讯都不知道，直到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转移了，这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当年搭浮桥的场面可感人啊！”在渡口边，上了年纪的老人提起为红军搭浮桥的情景，至今都很是感慨。因当时搭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很多老表把自家的门板、床板主动拆了抬来，有的还把瓜棚都拆了。

一位姓曾的大爷，执意要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不忍心收，曾大爷火了：“这位同志啊，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为老百姓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周恩来知道这个故事后，充满深情地说：“苏区人民真好，于都人民真亲。”

为何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把于都河北岸作为长征前总的集中地呢？

便于红军主力集结。长征前红军主力主要分布在兴国、宁都、石城及福建长汀一线, 其中红一、三、五、八军团分布在靠近于都的兴国、宁都地区，集结起来方便快速。

便于休整补充。红军主力在长征前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 转移前要进行必要的休整, 同时进行人员、武器装备、粮食物资的补充。而于都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的大后方, 红色政权巩固，群众基础好，是红军兵员和物资补充基地，西面又有雩山山脉作为天然屏障, 相对安全稳定。

便于突围。红军当时转移的目标是同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 路线是先向南到粤赣边境, 再往西进湘南, 然后往北到湘西。于都紧靠中央苏区与粤军的防线, 选择在于都集结, 便于顺利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便于保密和隐蔽。红军主力在出发前集结在于都河北岸, 较之于集结在瑞金附近显然更有利于隐蔽, 不易被敌军发现。

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部队很快占领了于都县城，白色恐怖笼罩每个角落。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敌人对中央苏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叫嚣要把苏区的树木砍光，房屋烧光，人要换种，肆意屠杀苏区人民，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疯狂地报复。

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没有吓倒于都人民，他们始终坚信，红军很快就要打回来的。

在于都县城，当年送红军渡河的老船工李声仁的儿子李明荣，向我们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故事。

10月17日，他的父母和叔叔、伯伯正在于都河鲤鱼滩撒网捕鱼，这时几位红军招呼他们把船撑到岸边。红军来到渔船上对他父亲说，有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过河去打仗，想请你们帮忙渡河。当时，他父亲听说是自己的队伍要渡河去打白狗子，高兴极了，二话没说，便答应下来。下午六点钟，他父亲邀了许多船工，撑着十几条渔船，在鲤鱼滩渡口送了一船又一船红军官兵。当大家把这支红军队伍全部送过河后，已是凌晨四点多了。他母亲把准备过重阳节的米果送给红军吃，当时红军要给钱，他父母没有收。第三天晚上，又有一批红军队伍要渡河。当时情况紧急，负责组织渡河的首长在旁边给大家鼓劲，直到凌晨5点才把红军全部渡完。

中央苏区失守后，为了安置和保护2万名伤病员，不少于都群众付出了生命代价，谱写了一曲曲拥军的悲壮之歌。沙心乡沙心村照顾红军伤员模范刘发娣，丈夫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当年她不仅要抚养6个年幼的子女，而且还要照顾12名红军伤员。她把伤员藏进后山15平方米的地窖，每天三餐，一餐米饭，一餐稀饭，一餐红薯、芋头等杂粮，他们吃什么，红军伤员吃什么。一年以后，伤员痊愈，各自返回了家乡。

听了这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动容故事，我陷入了沉思，在当年如此艰难的日子里，真不知道刘发娣是怎么挺过来的，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她独自撑起那个特殊的家？当年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刘发娣那样对红军恩重如山的老百姓，红军方能一步步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

在于都县火车站的附近，住着红军烈士遗孀舒双喜，当时她不顾自己已有两个月的身孕，把丈夫陈水发仔送去当红军。这一走，她丈夫就再也没回来了。尽管政府给她发了“陈水发仔北上无音讯”的烈士证书，但是她说什么也不相信，自始至终都坚信丈夫还没有死，还会回来的。直到老人97岁去世，眼睛仍望着丈夫当年与她分别的方向……

在红色于都，将近一个世纪守望和等待的红军烈士遗孀，何止舒双喜一个，还有很多很多，哪是一种什么样的爱？——那是一种信念，一种忠诚，人世间最无私、最崇高的爱，更是一种民心，红军无往而不胜的根本。

当年，于都有6万儿女积极踊跃参加红军，10万余人不惜性命支前参战，有史可查的烈士多达16300余人。

于都这块红土地，不只是地质学上由红粘土构成的丹霞地貌的指称，它也是浸润过无数先烈鲜血和生命的象征，更需要今天的人们以神圣的情怀予以歌颂和报答。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漫步于都渡口，久久深情地眺望这条永载革命史册之河。

暮色之下，河水潺潺，风打叶响，仿佛渡口军旗猎猎，火把闪烁，唢呐声声，人如如潮，四面八方的老表争相而来，将红薯、米果和花生往红军战士口袋里塞，不停地说：同志们，你们走好，你们千万要回来啊！仿佛满脸胡须、眼窝深陷的周恩来扬鞭策马而来，仔细听取架桥情况，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渡江，向前来送行的苏区父老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个躬；仿佛毛泽东拖着病体神色凝重地走来，一步三回头踏上河中浮桥，悲壮迈开了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