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萍

“路迢迢，秋風涼。敵重重，軍情忙。紅軍夜渡于都河，跨過五嶺搶湘江……”

《長征組歌》提及的第一個地名便是于都河，這是贛江支流貢江在江西于都縣境內的別稱，有幸成爲了長征的一個符號，于都因此聞名全國，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大放異彩。

“一送（裏格）紅軍，（介支個）下了山，秋風（裏格）細雨，（介支個）纏綿綿……”伴隨着熟悉的旋律，踏上這塊紅色的土地，我來到長征“第一渡”——于都縣城東門渡口，一座酷似風帆一樣的“中央紅軍長征第一渡”的紀念碑巍然矗立，莊嚴肅穆，宛如一支巨大的號角，時刻警醒我們，飲水思源，不忘初心，奮楫向前。

渡口邊一塊白色巨石上，楊成武將軍題寫的“長征渡口”4個紅色大字，在初夏陽光的映襯下格外醒目，宛如一面旗幟，迎風飄揚，引人向前，指向勝利的方向。

于都縣地處贛州和瑞金之間，位於贛南的貢江中游，建縣於西漢高祖六年，是當年中央蘇區的全紅縣之一。

清風徐徐，楊柳依依，滔滔不絕的于都河水逶迤向西流去。渡口無言，浮橋無語，那嘩嘩作響的于都河水啊，似乎正在訴說當年紅軍星夜渡過於都河的動人圖景……

85年前的秋天，對紅軍來說是個多事之秋，因毛澤東失去軍事指揮權，游擊戰和運動戰無法得到靈活運用，使紅軍完全陷於被動地位，經過一年苦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只得忍痛放棄中央蘇區，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紅星閃閃，戰馬奔馳，中革軍委、中直機關和中央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共8.6萬人，分別從各個駐地和戰場陸續悄然隱蔽集結于都，經過一個星期左右的休整和補充後，於10月17日傍晚開始，分別從縣城的東門、南門、西門、羅坳的鯉魚、梓山的山峯壩、車溪的銅鑼灣等渡口星夜渡過於都河，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

眼前的于都河寬兩百多米，水深處才1米多。據史料記載，當年紅軍渡河時，河面比現在寬多了，有600多米，水深兩米多。爲保證部隊順利渡河，紅軍總部從各軍團抽調工兵，緊急搭建浮橋，修整沿河兩岸的道路。

歷史將永遠記住這天——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就是從這裏渡過浮橋，踏上長征路，直至1936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實現三大主力會師。

那一夜，月茫茫，風蕭蕭。

這一去，多少將士，血灑疆場。

當年紅軍渡河的渡口，如今建起了一座座大橋，方便了兩岸羣衆的出行。

紅軍戰略轉移保密和隱蔽性較高，爲防止敵機偵察發現我軍動向，蘇區政府動員了上萬名羣衆，協助紅軍搭浮橋。天黑後，紅軍藉助夜色掩護開始渡河，天亮後又立即停止，部隊繼續隱蔽。這樣傍晚搭起的橋，次日拂曉又要拆掉，反反覆覆，前後連續奮戰了4天，總共搭起了15座浮橋，協助部隊，將8.6萬紅軍神不知鬼不覺的全部渡過了于都河。紅軍在此集結的十多天裏，國民黨高層竟然一點音訊都不知道，直到1個月後才發現紅軍轉移了，這真是戰爭史上的奇蹟！

“當年搭浮橋的場面可感人啊！”在渡口邊，上了年紀的老人提起爲紅軍搭浮橋的情景，至今都很是感慨。因當時搭浮橋需要大量的木板，很多老表把自家的門板、牀板主動拆了抬來，有的還把瓜棚都拆了。

一位姓曾的大爺，執意要把自己的壽材捐獻出來。紅軍工兵營營長王耀南不忍心收，曾大爺火了：“這位同志啊，怎麼硬是不通情理，紅軍爲老百姓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幾塊棺材板算什麼？”周恩來知道這個故事後，充滿深情地說：“蘇區人民真好，于都人民真親。”

爲何黨中央和中革軍委要把于都河北岸作爲長征前總的集中地呢？

便於紅軍主力集結。長征前紅軍主力主要分佈在興國、寧都、石城及福建長汀一線, 其中紅一、三、五、八軍團分佈在靠近於都的興國、寧都地區，集結起來方便快速。

便於休整補充。紅軍主力在長征前一直處於緊張的戰鬥狀態, 轉移前要進行必要的休整, 同時進行人員、武器裝備、糧食物資的補充。而於都是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後期的大後方, 紅色政權鞏固，羣衆基礎好，是紅軍兵員和物資補充基地，西面又有雩山山脈作爲天然屏障, 相對安全穩定。

便於突圍。紅軍當時轉移的目標是同湘西紅二、六軍團會合, 路線是先向南到粵贛邊境, 再往西進湘南, 然後往北到湘西。于都緊靠中央蘇區與粵軍的防線, 選擇在於都集結, 便於順利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

便於保密和隱蔽。紅軍主力在出發前集結在於都河北岸, 較之於集結在瑞金附近顯然更有利於隱蔽, 不易被敵軍發現。

中央紅軍實施戰略轉移後，中央蘇區的形勢急劇惡化。國民黨部隊很快佔領了于都縣城，白色恐怖籠罩每個角落。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敵人對中央蘇區進行了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叫囂要把蘇區的樹木砍光，房屋燒光，人要換種，肆意屠殺蘇區人民，殘害革命幹部和羣衆，進行瘋狂地報復。

國民黨的血腥屠殺，沒有嚇倒于都人民，他們始終堅信，紅軍很快就要打回來的。

在於都縣城，當年送紅軍渡河的老船工李聲仁的兒子李明榮，向我們講述了鮮爲人知的故事。

10月17日，他的父母和叔叔、伯伯正在於都河鯉魚灘撒網捕魚，這時幾位紅軍招呼他們把船撐到岸邊。紅軍來到漁船上對他父親說，有大批隊伍要在晚上渡過河去打仗，想請你們幫忙渡河。當時，他父親聽說是自己的隊伍要渡河去打白狗子，高興極了，二話沒說，便答應下來。下午六點鐘，他父親邀了許多船工，撐着十幾條漁船，在鯉魚灘渡口送了一船又一船紅軍官兵。當大家把這支紅軍隊伍全部送過河後，已是凌晨四點多了。他母親把準備過重陽節的米果送給紅軍喫，當時紅軍要給錢，他父母沒有收。第三天晚上，又有一批紅軍隊伍要渡河。當時情況緊急，負責組織渡河的首長在旁邊給大家鼓勁，直到凌晨5點才把紅軍全部渡完。

中央蘇區失守後，爲了安置和保護2萬名傷病員，不少於都羣衆付出了生命代價，譜寫了一曲曲擁軍的悲壯之歌。沙心鄉沙心村照顧紅軍傷員模範劉發娣，丈夫在第三次“反圍剿”中犧牲。當年她不僅要撫養6個年幼的子女，而且還要照顧12名紅軍傷員。她把傷員藏進後山15平方米的地窖，每天三餐，一餐米飯，一餐稀飯，一餐紅薯、芋頭等雜糧，他們喫什麼，紅軍傷員喫什麼。一年以後，傷員痊癒，各自返回了家鄉。

聽了這一個個驚天地泣鬼神的動容故事，我陷入了沉思，在當年如此艱難的日子裏，真不知道劉發娣是怎麼挺過來的，是一種什麼力量使她獨自撐起那個特殊的家？當年正是因爲有無數像劉發娣那樣對紅軍恩重如山的老百姓，紅軍方能一步步走向勝利，建立新中國。

在於都縣火車站的附近，住着紅軍烈士遺孀舒雙喜，當時她不顧自己已有兩個月的身孕，把丈夫陳水發仔送去當紅軍。這一走，她丈夫就再也沒回來了。儘管政府給她發了“陳水發仔北上無音訊”的烈士證書，但是她說什麼也不相信，自始至終都堅信丈夫還沒有死，還會回來的。直到老人97歲去世，眼睛仍望着丈夫當年與她分別的方向……

在紅色于都，將近一個世紀守望和等待的紅軍烈士遺孀，何止舒雙喜一個，還有很多很多，哪是一種什麼樣的愛？——那是一種信念，一種忠誠，人世間最無私、最崇高的愛，更是一種民心，紅軍無往而不勝的根本。

當年，于都有6萬兒女積極踊躍參加紅軍，10萬餘人不惜性命支前參戰，有史可查的烈士多達16300餘人。

于都這塊紅土地，不只是地質學上由紅粘土構成的丹霞地貌的指稱，它也是浸潤過無數先烈鮮血和生命的象徵，更需要今天的人們以神聖的情懷予以歌頌和報答。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漫步于都渡口，久久深情地眺望這條永載革命史冊之河。

暮色之下，河水潺潺，風打葉響，彷彿渡口軍旗獵獵，火把閃爍，嗩吶聲聲，人如如潮，四面八方的老表爭相而來，將紅薯、米果和花生往紅軍戰士口袋裏塞，不停地說：同志們，你們走好，你們千萬要回來啊！彷彿滿臉鬍鬚、眼窩深陷的周恩來揚鞭策馬而來，仔細聽取架橋情況，鎮定自若地指揮部隊渡江，向前來送行的蘇區父老鄉親們深深地鞠了個躬；彷彿毛澤東拖着病體神色凝重地走來，一步三回頭踏上河中浮橋，悲壯邁開了史無前例的震撼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徵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