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告別「我是中國人，何必學英文」

摘要：英語學習，將中國人與世界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據說，當時有超過120萬北京人在收聽《業餘外語廣播講座（英語初級班）》。

文章來源：諶旭彬｜短史記（ID: tengxun_lishi）

1972年，是知青莫礪鋒（後來成爲了文學博士）下鄉“接受再教育”的第四個年頭。在那個叫做“趙浜”的小村莊裏，他已經將自己和朋友們手中有限的中文書籍全部讀完。

他決定重新學習荒廢已久的英語，“心想學好了英語就可以弄一些英文書來讀”。

但學英語給他帶來了各種風言風語。有人說他“真是閒得無聊”，還有人說他“恐怕是想要叛逃到國外去投靠帝修反吧！”

在這些議論面前，莫礪鋒“如同驚弓之鳥”。無奈之下，他想出了一種辦法：

“想法弄來了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語錄》，裝模作樣地在人前拿出來看。後來我乾脆把那本語錄的塑料紅封皮拆下來，套在單詞本魚目混珠。”①

類似的辦法，樊明武（後來成爲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在六十年代也曾使用過。

當時，他在“原子能院”工作，外語學的是俄語，但“很多專業書都是英語寫的”。樊下決心要學習英語，但又不想給自己惹來麻煩，於是採用了與莫礪鋒高度相似的辦法：

“那時候每天早上8點到9點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就帶着英文版去，造反派過來干涉卻找不到理由，氣呼呼地走了。”②

這種小心謹慎，並不是多餘的。

1954年，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設英語課，已開設的一律停止，英語教師全部轉入其他學科。俄語成了不容撼動的中國第一外語。1957年，全國只剩下850名中學英語教師。

進入60年代，因中蘇關係惡化，英語的存在感一度略有迴歸。1961年，教育部頒發了中學英語教學方案，要求重編英語課本。1962年，英語被列爲高考科目。1964年，教育部將英語重新列爲學校教育的第一外語。

但好景不長。1966年，中學英語教育再次癱瘓。1969年，英語重新出現在部分中學的課程表上，新教材裏寫着“專供復課鬧革命使用”。

這一時期的英語教材，內容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供學生學習的，主要是running dog （走狗）、the great leap forward （大躍進）、Stop！or well fire！（站住，要不我們就開槍了。）、Tell us all about your secret code！（把你們的密碼說出來！）等用於對敵鬥爭的詞句。③

圖：江蘇省革委會文教局編寫，中學英語課本第二冊封面及目錄，1971年。

學校的英語教育狀況尚且如此，自學英語的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尼克松訪華後，1972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開播了一檔節目，叫做《業餘外語廣播講座（英語初級班）》。

這是數十年來，國人首次可以通過收聽電臺來學習英語。

英語廣播課引起了美聯社、法新社的關注，它們刊登消息，稱“一個漂亮的男聲和一個漂亮的女聲開始播出英語講座”，視之爲中國“向世界宣佈開放的一個信號”。多個國家的駐華使館，派出人員到北京廣播電臺瞭解開辦外語廣播講座的背景。

據參與其事的龍新民披露，此事是高層指示下的產物。開播前，須先將教材稿、教師播講錄音“送外交部由浦壽昌、章含之、唐聞生三同志組織審查”，審查通過後才能正式開課。④

圖：1972年，周恩來批示支持北京廣播電臺開播業餘外語講座

廣播課開播的前幾天，60萬冊教材，剛上市就被北京市民搶購一空。龍新民回憶：

“各個書店門口老早就排起了長隊，其中有不少老人是受兒女或孫子的委託而來排隊買書的。教材很快就售完了，可是大批沒買到書的人還是不散，認爲是售貨員騙他們，雙方相持不下，只好由羣衆當場推選代表親自到書庫裏查看。書店的同志說：‘英語廣播講座教材，是這個時期最暢銷的書，買書的人都快把櫃檯擠塌了。’成百上千件的信寄到了電臺編輯部，懇求的話說下一大堆，只求買到一本教材，不少人還寄來了買書的錢。在這種情況下，印刷廠只好連續加印三次，共計120萬冊，也很快全部售光。就在這段時間，北京市場收音機銷售量也猛增。”⑤

《業餘外語廣播講座（英語初級班）》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在參與播音的“漂亮女聲”屠蓓看來，“當時那種情況下，沒什麼可學的東西，所以這是唯一能學的。很多人都聽，終於有了一個學習的渠道了”。許多年後，北京外國語學院的一些老師碰見屠蓓，還會跟她說：

“屠老師，我就是聽了你的廣播英語後考上大學的。”⑥

據說，當時有超過120萬北京人在收聽《業餘外語廣播講座（英語初級班）》。

但在北京之外，在更廣闊的城鄉，英語仍是一種尷尬的存在。

1973年夏，河南唐河縣馬振撫中學的一名女中學生，在考卷上寫下了一段順口溜：

“我是中國人，何必學英（外）文，不學ABC，照當接班人……”

次年，這段順口溜傳遍了全國，成了被時代所信奉的“至理名言”。學者陳墨回憶，“我是中國人，何必學英文”事件發生後，“我們學校也就此取消了英語課。如此，我的中學英語基礎爲零”。⑦

圖：《光明日報》刊文《關於“馬振撫公社中學事件”的調查》

1977年，情況開始漸有改觀。

這年12月，中央電視臺（當時還未更名，還叫“北京電視臺”）播出了一檔英語教學節目《電視英語講座》。節目中的標準發音被外媒形容爲“皇家英語”，一些外國記者推斷“這是中國對外改革開放的信號”。

僅在北京地區，《電視英語講座》的教材銷量就超過了1500萬套。⑧

在深圳，“不學ABC，就是沒志向”取代了“不學ABC，照當接班人”，成了新的時代流行語。胡奕喜1982年去深圳打工，他發現，“當時的公共汽車上，隨處可見拿着陳琳英語（即《電視英語講座》教材）的年輕人，如果你不隨手拿一本英語書，就說明你不是有志青年，可能朋友都不好找。”他自己正是靠着手中的一本英語學習教材，引起了女朋友的注意。⑨

1978年，英語再次被列入高考科目。雖然成績不計入總分，但所釋放的信號，已很明顯。1979年，英語考試分數按10%計入高考總分，1980年上升至30%，1981年是50%，1982年是70%，1983年變成100%。⑩

英語學習真正走上時代的C位，是在1982年。

這年1月5日，中央電視臺決定在晚七點《新聞聯播》之前的黃金時段，播出英語教學節目《跟我學》。

這是一套自英國BBC引進的節目。

1980年，在央視電教部任職的徐雄雄，隨團前往英國，見到了BBC正在製作供德國使用的英語教學片《Follow Me》。徐告訴BBC，他想把這個節目拿回中國播放。

BBC要求央視支付版權費。這讓徐雄雄喫了一驚：

“當時我們國內搞宣傳工作，拍了片子巴不得有人拿去播，哪有什麼版權費。”“他們沒有送節目的習慣，而我們還沒有買節目的習慣。儘管我說了多少‘重大意義’、‘深遠影響’，他還是‘不給錢不行’。”

BBC並非故意爲難。他們無意掙錢，只要求央視支付“根據節目的使用給演員的追加費用”，合計三千多英鎊。對一套每集15分鐘共計60集的節目而言，這個價格可以說相當便宜。

但徐雄雄申請不到外匯。

BBC的英語部主任侯士（H.R.Howse），幫徐雄雄尋到了一種特別的解決方案。他求助於英國駐華大使館，請大使館先用英鎊將節目買下，再由央視以人民幣向大使館購買。

侯士出生在廣東，他的父親是一位來華傳教士。他很願意看到中國與世界重新連結。⑪

刪掉諸多“不合時宜”的內容（比如搖滾樂），並增入中文解說後，《Follow Me》變成了《跟我學》，在央視一套晚6點20分開播。

圖：《跟我學》節目照，大圖左：主持胡文仲，大圖右：主持Kate Flower

節目的收視率，超出了徐雄雄的想像。

英國女主持Kate Flower，曾目睹中國西部一個500餘人的村子，村民們集體圍在僅有的一臺電視機前收看《跟我學》。

當然，這種狂熱未必是爲了學英語。在節目的中國主持胡文仲看來，“主要原因是國門剛剛打開，人們對於西方世界的點點滴滴都感興趣”，“人們能從節目中看到國外的一些場景，覺得大開眼界”。⑫

《跟我學》課程的文字內容，先刊載於《電視週報》，報紙訂戶激增50餘萬；後出版單行本，又售出300餘萬套。《China Daily》的報道稱，“《Follow Me》在中國擁有一千萬觀衆，這個數字與我國現有的電視機臺數吻合”。

圖：《跟我學》節目出版物

英語學習，將中國人與世界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的“世界書籍翻譯數據庫（UNESCO Index Translationum）”，截至2012年，人類社會共出版了大約兩百萬種翻譯書籍，其中約123萬種，是由英語翻譯爲其他語言，約15萬種是由其他語言翻譯爲英語。而由漢語翻譯爲其他語言者，只有約1.3萬種，由其他語言翻譯爲漢語者，只有約6.3萬種。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