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窦春芳

李震瀛是中共早期党员、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与周恩来是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友，曾与周恩来、邓颖超发起成立了天津“觉悟社”。1921年李震瀛加入共产党后，先后在上海、河南、哈尔滨、大连、山东等地从事工人运动，为中国工人运动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1922年7月，李震瀛出席中共“二大”，关于他“二大”代表的身份一直存在着争议。1924年4月，李震瀛还曾在大连介绍关向应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把关向应引上了革命的道路。1931年7月，因反对王明上台，李震瀛参与了分裂党的活动，而被开除党籍，关于他最终的下落，也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与周恩来、邓颖超发起成立了天津“觉悟社”，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1900年8月，李震瀛出生在天津市古皇庵一个贫寒的小职员家庭，也有资料说李震瀛生于1896年，李震瀛的父亲李永昌是一家银行的出纳员，全家靠父亲李永昌微薄的薪水糊口。李震瀛的学名叫李宝森，后曾用名李振瀛、李泊之、宝林、二八、振因、晨因、大汉等。

◆ 李震瀛

1913年，13岁的李震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比李震瀛大2岁，也是在这一年，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工作的调动来到天津，也考入了南开中学，所以，李震瀛与周恩来不但是南开中学的校友，还是同一届的同学。在校读书时，李震瀛、周恩来二人交往甚密，当时二人都热衷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常在一起谈论时政，还在南开中学校刊《校风》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杂文，文章痛斥袁世凯恢复帝制、取消共和的反动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期间，二人还结识了当时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进步女学生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并建立了革命的友谊。

五四运动爆发后，一开始天津的男女学生组织是分开的，后来由于斗争的需要，迫切需要打破男女界限，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1919年9月16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20名男女进步青年组成了革命团体觉悟社，这20名男女青年是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领导骨干，恰好是10个男生10个女生。10名男社员是周恩来、李震瀛、马骏、谌志笃、关锡斌、谌小岑、潘世纶、赵光宸、薛撼岳、胡维宪；10名女社员是：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张若茗、李毅韬、周之廉、李锡锦、郑岩、吴瑞燕、张嗣倩。为了工作的需要他们对外废除姓名，采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各自的代号，然后再以代号的谐音作为化名，因为20人是在1到50这50个号码中任意抓取的，所以20人的代号是不连续的。周恩来是5号，后化名“伍豪”；李震瀛是28号，28即廿和八，取谐音后，李震瀛化名“念八”；马骏是29号，后化名“念久”；邓颖超是1号，后化名“逸豪”；郭隆真是13号，后化名“石珊”；刘清扬是25号，后化名“念吾”。

◆觉悟社旧址。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应邀来到觉悟社。李大钊嘱咐社员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并赞许他们说：“你们10男10女一个社，真是个创造。”此后，李震瀛在天津学界更加活跃，他走出校门，深入到工厂宣传爱国主张，号召工人兄弟和学界共同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在周恩来、李震瀛等人的领导组织下，觉悟社、天津学联等进步团体曾举行了声援山东人民惩办刽子手马良和“双十节”活动，并取得胜利。

1920年下半年，李震瀛离开天津来到北京，8月，李震瀛以天津觉悟社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由李大钊倡议，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和天津的觉悟社5个团体在北京的陶然亭举行的座谈会。随后，李震瀛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21年初，李震瀛在天津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李震瀛在北京转为共产党员。

投身上海的工人运动，而且是《劳动周刊》的主要撰稿人

中共“一大”后，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刚刚加入共产党不久的李震瀛，即被派往上海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筹备工作。1921年8月下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张国焘任主任，李震瀛等任干事，还发表了由张国焘领衔，李震瀛等26人签名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确定其宗旨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李震瀛还与张国焘、包惠僧等发起创办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由张国焘兼任编辑主任，李震瀛任主要编辑成员。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东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局书记，并第一次召集中央扩大会议，李震瀛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的工作重点是发动上海杨树浦一带的烟草、机器、印刷、纺织等工厂的工人，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上海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由李震瀛担任校长。学校分日、夜两班，由李震瀛、包惠僧、李启汉等轮流上课，讲授政治常识和劳动组合等问题，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李震瀛还是《劳动周刊》的主要编撰人，《劳动周刊》是全国劳动者的言论机关，刊载的文章篇幅简短，文字通俗易懂，深受广大工人的欢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称赞《劳动周刊》，“办得非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这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的一个最好的机关报”。《劳动周刊》从1921年8月创刊至1922年5月停刊共出版了42期，其中前十几期都有李震瀛的文章。

1921年7月，上海浦东英美烟厂工人举行了第一次罢工，有4000余名工人参加，历时22天。同年10月，又举行了第二次罢工，有9000余工人参加，坚持了3天。两次罢工都取得了胜利，为此，李震瀛在《劳动周刊》第11期上发表了题为《请大家注意我们上海劳动界最近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的评论，指出罢工的胜利“就是他们团体对资本家的第一个警告。他们的成绩，真可叫我们佩服，拿着一万人的群众，居然能维持得没有一点不一致，这又可说是他们的进步！”

◆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组成人员。

随着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一时间，上海出现了诸如全国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工商友谊会、中华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机械工会、上海纺织工会、上海烟草工会、上海中文印刷工会等工人团体。为了把这些工人团体组织起来，建立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由上述各工团推举出10人组成筹备会议，李震瀛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参加了筹备工作。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上，李震瀛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加入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的5项主张，随后，筹备会议还通过了由李震瀛负责起草的《上海总工会章程草案》。1921年11月12日晚，筹备会议再次讨论通过各业工会代表团章程时，却发生了重大的原则分歧，面对分歧李震瀛提出，我们要“帮助真正工人组织真正工人的团体，对假借工人招牌来活动他事的团体，皆为最猛烈之攻击”。11月15日，李震瀛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上海各工团联席会议，会上，李震瀛严厉批判了那些假借工人招牌活动的团体，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声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退出联席会议。为此，李震瀛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题目是《工友们，为甚么有的就欢迎我们，有的又不放心反来敬告我们呢？》，文章写道：“你们真有自决的决心，不和那些不是真正上海工人的工会一齐混么？还有一层，要是还不觉悟，快快组织一个真实系统的团结，恐怕我们就要被我们的对方——商人——笑话我们了。”

被派往河南开展工人运动，并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

1921年11月，因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受到顿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派遣包惠僧、罗章龙前往指导罢工运动。1921年12月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又委派李震瀛等前往河南洛阳，指导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当时陇海路工人罢工已经结束，但有许多善后工作急需处理，如交通系捣乱、旧式工会的各派系间矛盾、罢工中工人所提出的条件还没有最后兑现等。针对存在的这些情况，李震瀛深入到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他一方面启发工人联合起来，克服派系之间的纷争，还将陇海铁路工人俱乐部改组为工会，并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洛阳、郑州、开封等几个大站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另一方面组织工人兑现罢工中所提条件，并最终使陇海路罢工取得了彻底胜利。

为加强对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李震瀛从洛阳来到郑州，他以京汉路的工作为主，兼管陇海路上的工运工作，还担任中共郑州支部书记一职。李震瀛以探亲访友的方式，和铁路工人姜海士、高斌取得联系，通过姜、高二人结交了许多工友。为了联络更多的工友，李震瀛买来纸笔、黑板，亲自教工人识字学文化，通过与工人的接触，吸收刘文松等一些积极分子做骨干，并吸收了80多名机务工人和200多名养路工参加，使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迅速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李震瀛领导成立了京汉铁路郑州工会，由高斌任委员长，姜海士、刘文松为副委员长，李震瀛任秘书。随后，李震瀛沿京汉路开展工人运动，经过艰苦的努力，不到半年时间，京汉路上的江岸、广水、信阳、郾城、许昌、郑州、新乡、安阳、长辛店、高碑店、正定、保定等16处成立了京汉铁路分工会，为建立全路工人统一的工会组织做好了准备。为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李震瀛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筹备会议，并决定在1923年2月1日在总工会驻地郑州正式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全体代表合影。

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消息披露后，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命令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京汉路南段段长冯法、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等，设法制止，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解决。1923年1月1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跑到工会，声明禁止开会。1月30日，吴佩孚致电总工会，要代表赴洛阳面议，总工会筹委会派代表李震瀛、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焕章五人，即日赴洛阳与吴佩孚交涉。经过3个小时谈判后，吴佩孚执意不准开会。李震瀛回到旅社对代表们说：“吴佩孚用威胁利诱想收买我们，我们赶忙回郑州去讨论办法，不然就要受害。”于是代表们在李震瀛的率领下当夜返回郑州。

2月1日凌晨，在吴佩孚指使下，郑州全城宣布戒严，军警荷枪实弹，禁止代表开会。代表们不怕威吓，按原定计划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京汉铁路工人代表130余人及来宾30余人，在李震瀛、项英等人率领下，不顾军警的阻挠，冲进普乐园戏院举行成立大会。军警立即将会场包围，接着军警冲上主席台，要挟代表，并限5分钟退出会场，否则将要发生流血事件。李震瀛不顾反动当局的警告，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的身份，在会上高呼口号：“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

为了争自由争人权，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当晚京汉铁路中共党团组织召集各分会代表会议，李震瀛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原来筹备总工会的班子临时改为京汉路罢工委员会，李震瀛、张国焘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同时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办公地址由郑州迁移江岸，会后，李震瀛随即坐车前往江岸。即日正式发表《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工人同时罢工。2月6日上午，湖北工团联合会召集武汉各工团代表组织慰问队来到江岸，李震瀛代表京汉铁路总工会致谢词：“我们这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时间，而是争自由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熏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2月6日当晚，李震瀛、张连光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全权代表的身份，与湖北督军萧耀南派的参谋长张厚生在江岸总工会办事处就罢工事宜进行谈判，谈判时张厚生毫无诚意，李震瀛当场戳穿了张厚生的阴谋。张听罢愤恨而去。第二天，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剧。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总工会下达复工命令。2月10日，李震瀛由江岸秘密前往郑州，准备传达总工会命令，布置营救被捕人员，抚恤死难家属等工作，途中，李震瀛不幸被捕，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不久被释放。

是否出席“二大”以及代表什么组织出席“二大”的？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二大”代表李达寓所召开，有资料说李震瀛是中共“二大”代表，但有些资料在提到“二大”代表名单时，却没有李震瀛的名字，到底李震瀛是不是“二大”代表呢？如果他是“二大”代表，他又是代表哪个组织出席“二大”的呢？根据权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认为李震瀛是出席“二大”的代表，这12名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山东代表王尽美，广东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另外还有一人姓名不详。确定此名单的根据是1922年12月9日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和中共“六大”《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

◆党的二大会址。

《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是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是以俄文写成的，提到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时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会议开了七天，就十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一些决议。”但该报告中并没有具体的代表名单。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在会议期间回顾中共“一大”至中共“五大”的情况时，整理出了一份关于一大至五大的代表名单，即《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该文件是手写的，没有署名，依据这份名单的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毛泽东没有出席“二大”，笔者注）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于“二大”有关二大代表情况的两份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

李震瀛以什么身份、代表哪个组织或者地区出席“二大”的？理论界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中，认为李震瀛是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席“二大”的，他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出的代表。

二是李震瀛是代表中共郑州支部出席“二大”的，他是中共郑州支部派出的代表。该说法的理论依据是，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报告提到中共“二大”时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但7个地区报告中只讲了6个，即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第7个地区应该是什么地方呢？根据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第7个地区就是郑州。因为除上述6个地区外，当时郑州地区的党员人数是最多的，有党员8人。1922年4月，中共郑州支部成立，并由李震瀛担任书记，所以李震瀛是代表郑州地方党组织参加“二大”的代表。据蔡和森回忆，党的“二大”前，在武昌的李汉俊曾经委托从郑州经武汉到上海的李震瀛将一份“意见书”带到中共中央局，“意见书”到后，陈独秀就致电李汉俊来沪参加“二大”。

通过我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李震瀛应该是代表郑州地方党组织出席“二大”的，因为当时李震瀛就在河南开展工运工作，而且是中共郑州支部的书记。

李大钊派他赴东北开展工人运动，他是关向应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二七”惨案之后，各级工会遭到封闭，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党组织和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李震瀛根据党的指示从郑州返回上海。不久，中共中央派李震瀛到北方继续开展工人运动。

1923年3月，李震瀛到达北京，随后，中共北方党组织负责人李大钊派李震瀛与陈为人到东北开展党团工作和工人运动。到哈尔滨后，李震瀛担任进步报纸《晨光报》记者，并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在《晨光报》工作期间，李震瀛埋头苦干，很快使《晨光报》受到知识界人士和进步青年的喜爱。由于报纸报道的内容越来越激进，宣传马列主义的观点越来越明显，逐渐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报社内部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了平息分歧，李震瀛决定退出《晨光报》社，另行组织哈尔滨通讯社和青年学院。

1923年9月16日，哈尔滨通讯社成立，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宣传阵地，又是秘密开展党团活动的基地，李震瀛担任通讯社新闻部主任。通讯社与哈尔滨无线电台建立有业务联系，这样，通讯社便直接由电台供给电讯稿件，英、俄文新闻稿经李震瀛译成中文并巧妙加以改编，编发给哈尔滨市和外埠地方报刊，许多反帝新闻报道为电台、报刊所采用。李震瀛还经常以通讯社记者身份深入到各机关团体学校进行新闻采访，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和劳动群众，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在创办哈尔滨通讯社的同时，李震瀛还筹备成立了哈尔滨青年学院，“学院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宣传文化、改善社会为宗旨”，学院开设课程“分政治经济组、文学组、哲学组、社会学组、实业组。”此外，还开设英文班、俄文班等。李震瀛、陈为人等创办的哈尔滨青年学院，为建立和发展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创造了条件。不久，哈尔滨党团组织建立，同时还建立了党的临时交通线，担负护送共产党人赴俄出境任务。由于李震瀛、陈为人在哈尔滨活动比较频繁，引起了地方当局的警觉，并遭到特务跟踪与监视，1923年12月，李震瀛被迫转移到大连开展工作。

◆1922年中国人自主创办的中华三一学校成立，1924年共产党人李震瀛（后排左二）曾在此任教，该校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之一。

李震瀛来到大连后，很快结识了在大连《泰东日报》社做杂役工的关向应。关向应出生在辽宁金县（今大连市金州区）一个贫苦满族农民家庭中，1922年，20岁的关向应从大连伏见台公学堂毕业后，到《泰东日报》社做杂役工，认识李震瀛后，李震瀛经常向关向应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关向应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俄国共产党党纲》等革命书籍。1924年1月12日，李震瀛、陈为人离开大连返回上海，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在大连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由于李震瀛在东北从事工人运动工作成绩显著，1924年1月，党中央再次派李震瀛到大连开展工作。到大连后，李震瀛以英语教员身份为掩护，积极在工人中从事革命活动，经李震瀛艰苦努力，大连的工人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整个大连地区和南满铁路工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大连印刷业共70余个厂，共有工人1200余人，1924年4月28日，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正式成立，这也是正式成立的第一个全行业的工会组织。与此同时，李震瀛还介绍关向应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关向应也是大连地区的第一个共青团员。不久，李震瀛返回上海，并把关向应也带到了上海，为党中央输送了一位重要骨干人才。到上海后不久，关向应被派往苏联学习，1925年1月，关向应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李震瀛就是关向应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

他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

北伐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工人为配合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为举行武装起义，1926年9月8日，上海区委举行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李震瀛为上海市总工会三人领导成员之一，李震瀛任宣传部主任，同时兼任码头工人运动委员会领导成员。10月，李震瀛又被指定参加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中，李震瀛都是最主要的领导成员之一，并对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后，立即把主力调往江西与军阀孙传芳的部队进行作战。当孙传芳的部队在江西失利后，浙江省长夏超和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约定，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并向上海进军。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和钮永建合作，组织联合暴动，以帮助夏超夺取上海。10月17日，中共上海区委准备第一次武装起义，任命罗亦农为起义的秘密总指挥，李震瀛为起义的公开总指挥。同时成立工人自卫团指挥处，李震瀛为成员之一。19日，李震瀛又被改任为内部秘密总指挥。10月23日夜，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因夏超的部队作战失败，加上起义准备不足，工人队伍力量薄弱，第一次武装起义最终失败。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临时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并责成区委指定李震瀛专负总指挥之责。

◆武装起义的司令部——上海总工会。

当北伐军东路军占领杭州，先头部队抵达浙江嘉兴时，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再次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军阀孙传芳的统治。1927年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出了总同盟罢工令，并发动了36万人参加罢工，到22日中午12时，由上海各界、国民党、共产党的代表，组成了“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李震瀛当选为委员会5人领导成员之一。在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从22日傍晚6时至24日晨，起义工人和反动军阀发生了激烈的巷战，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起义再次遭到失败。

为了认真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与教训，1927年3月5日，上海区委召开区委主席团会议，陈独秀、李震瀛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积极准备和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为了加强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夺取起义的胜利，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浙江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直接负责领导这次起义，周恩来和赵世炎、罗亦农、李震瀛等人一起，对第三次起义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并对原武装起义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成员有赵世炎、罗亦农、李震瀛等8人。经过30个小时的战斗，3月22日午后6时，全上海被工人占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因反对王明上台，参与分裂党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政变发生后，李震瀛被蒋介石当作首要共产分子悬赏缉捕。4月25日，各报发布通缉令：“查得现有反动共产分子林钧、李泊之（即李震瀛）等20人，在沪捣乱后方，宣传共产主义，应即一体查拿。如查获首要者，每名赏洋1000元，附从者每名赏洋500元。”面对白色恐怖，李震瀛被迫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李震瀛以中共上海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会上李震瀛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初，李震瀛又出席了著名的“八七”会议。10月中旬，李震瀛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等人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尔后与向忠发前往德国、比利时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回国后，李震瀛担任以苏兆征为首的中国工人代表团秘书，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李震瀛回到上海。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派李震瀛前往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分管工运兼巡视工作。1928年6月18日至7月1日，李震瀛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回国仍到中共山东省委从事工运工作。1929年1月，李震瀛奉命调回到上海，并在上海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工作，1929年11月，李震瀛出席了全国第五次劳动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震瀛以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对此，李震瀛、罗章龙等人在会上公开反对王明上台。会后，李震瀛、罗章龙等人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继续反对王明，李震瀛任“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部长兼第二江苏省委书记。6月，李震瀛到香港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遭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抵制，很快又回到上海。因与罗章龙等人非法成立第二党，7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李震瀛、罗章龙等人的党籍。1932年2月13日，“中央非常委员会”自行解散。不久，李震瀛在上海遭国民党逮捕，并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经过多次审讯，他始终未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叛党行为，最后被宣判无罪释放。1932年6月，李震瀛出狱，回到天津老家，并发表了不再参加革命活动的声明，此后在敦庆隆绸缎店当店员，1937年在天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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