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竇春芳

李震瀛是中共早期黨員、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他與周恩來是天津南開中學的校友，曾與周恩來、鄧穎超發起成立了天津“覺悟社”。1921年李震瀛加入共產黨後，先後在上海、河南、哈爾濱、大連、山東等地從事工人運動，爲中國工人運動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1922年7月，李震瀛出席中共“二大”，關於他“二大”代表的身份一直存在着爭議。1924年4月，李震瀛還曾在大連介紹關嚮應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把關嚮應引上了革命的道路。1931年7月，因反對王明上臺，李震瀛參與了分裂黨的活動，而被開除黨籍，關於他最終的下落，也存在着不同的說法。

與周恩來、鄧穎超發起成立了天津“覺悟社”，並積極參加五四運動

1900年8月，李震瀛出生在天津市古皇庵一個貧寒的小職員家庭，也有資料說李震瀛生於1896年，李震瀛的父親李永昌是一家銀行的出納員，全家靠父親李永昌微薄的薪水餬口。李震瀛的學名叫李寶森，後曾用名李振瀛、李泊之、寶林、二八、振因、晨因、大漢等。

◆ 李震瀛

1913年，13歲的李震瀛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周恩來比李震瀛大2歲，也是在這一年，周恩來隨伯父周貽賡工作的調動來到天津，也考入了南開中學，所以，李震瀛與周恩來不但是南開中學的校友，還是同一屆的同學。在校讀書時，李震瀛、周恩來二人交往甚密，當時二人都熱衷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常在一起談論時政，還在南開中學校刊《校風》上發表抨擊時弊的雜文，文章痛斥袁世凱恢復帝制、取消共和的反動政策，揭露帝國主義妄圖瓜分中國的陰謀。期間，二人還結識了當時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讀書的進步女學生郭隆真、劉清揚、鄧穎超等，並建立了革命的友誼。

五四運動爆發後，一開始天津的男女學生組織是分開的，後來由於鬥爭的需要，迫切需要打破男女界限，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1919年9月16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20名男女進步青年組成了革命團體覺悟社，這20名男女青年是當時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領導骨幹，恰好是10個男生10個女生。10名男社員是周恩來、李震瀛、馬駿、諶志篤、關錫斌、諶小岑、潘世綸、趙光宸、薛撼嶽、胡維憲；10名女社員是：郭隆真、劉清揚、鄧穎超、張若茗、李毅韜、周之廉、李錫錦、鄭巖、吳瑞燕、張嗣倩。爲了工作的需要他們對外廢除姓名，採用抓鬮的方式決定各自的代號，然後再以代號的諧音作爲化名，因爲20人是在1到50這50個號碼中任意抓取的，所以20人的代號是不連續的。周恩來是5號，後化名“伍豪”；李震瀛是28號，28即廿和八，取諧音後，李震瀛化名“念八”；馬駿是29號，後化名“念久”；鄧穎超是1號，後化名“逸豪”；郭隆真是13號，後化名“石珊”；劉清揚是25號，後化名“念吾”。

◆覺悟社舊址。

覺悟社成立後的第五天，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李大釗應邀來到覺悟社。李大釗囑咐社員們要好好閱讀《新青年》《少年中國》等刊物，並讚許他們說：“你們10男10女一個社，真是個創造。”此後，李震瀛在天津學界更加活躍，他走出校門，深入到工廠宣傳愛國主張，號召工人兄弟和學界共同開展反帝愛國鬥爭。在周恩來、李震瀛等人的領導組織下，覺悟社、天津學聯等進步團體曾舉行了聲援山東人民懲辦劊子手馬良和“雙十節”活動，並取得勝利。

1920年下半年，李震瀛離開天津來到北京，8月，李震瀛以天津覺悟社代表的身份參加了由李大釗倡議，北京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青年工讀互助團、人道社和天津的覺悟社5個團體在北京的陶然亭舉行的座談會。隨後，李震瀛加入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1921年初，李震瀛在天津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7月，李震瀛在北京轉爲共產黨員。

投身上海的工人運動，而且是《勞動週刊》的主要撰稿人

中共“一大”後，爲開展工人運動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公開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剛剛加入共產黨不久的李震瀛，即被派往上海蔘加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籌備工作。1921年8月下旬，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張國燾任主任，李震瀛等任幹事，還發表了由張國燾領銜，李震瀛等26人簽名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確定其宗旨是：“要發達勞動組合，向勞動者宣傳組合之必要，要聯合或改組已成的勞動團體，使勞動者有階級的自覺，並要建立中國工人們與外國工人們的密切關係。”李震瀛還與張國燾、包惠僧等發起創辦了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報《勞動週刊》，由張國燾兼任編輯主任，李震瀛任主要編輯成員。

1921年9月，陳獨秀從廣東回到上海擔任中央局書記，並第一次召集中央擴大會議，李震瀛作爲上海的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當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的工作重點是發動上海楊樹浦一帶的菸草、機器、印刷、紡織等工廠的工人，勞動組合書記部在滬西小沙渡開辦了上海第一所工人補習學校，由李震瀛擔任校長。學校分日、夜兩班，由李震瀛、包惠僧、李啓漢等輪流上課，講授政治常識和勞動組合等問題，向工人傳播馬克思主義。李震瀛還是《勞動週刊》的主要編撰人，《勞動週刊》是全國勞動者的言論機關，刊載的文章篇幅簡短，文字通俗易懂，深受廣大工人的歡迎，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稱讚《勞動週刊》，“辦得非常完善，大可以增進勞動者的知識，這真是教育訓練勞工們的一個最好的機關報”。《勞動週刊》從1921年8月創刊至1922年5月停刊共出版了42期，其中前十幾期都有李震瀛的文章。

1921年7月，上海浦東英美菸廠工人舉行了第一次罷工，有4000餘名工人蔘加，歷時22天。同年10月，又舉行了第二次罷工，有9000餘工人蔘加，堅持了3天。兩次罷工都取得了勝利，爲此，李震瀛在《勞動週刊》第11期上發表了題爲《請大家注意我們上海勞動界最近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的評論，指出罷工的勝利“就是他們團體對資本家的第一個警告。他們的成績，真可叫我們佩服，拿着一萬人的羣衆，居然能維持得沒有一點不一致，這又可說是他們的進步！”

◆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組成人員。

隨着上海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一時間，上海出現了諸如全國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勞動聯合會、中華工會總會、工商友誼會、中華電器工界聯合會、上海機械工會、上海紡織工會、上海菸草工會、上海中文印刷工會等工人團體。爲了把這些工人團體組織起來，建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的工會組織，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由上述各工團推舉出10人組成籌備會議，李震瀛作爲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參加了籌備工作。在第一次籌備會議上，李震瀛代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提出加入上海各工團聯席會的5項主張，隨後，籌備會議還通過了由李震瀛負責起草的《上海總工會章程草案》。1921年11月12日晚，籌備會議再次討論通過各業工會代表團章程時，卻發生了重大的原則分歧，面對分歧李震瀛提出，我們要“幫助真正工人組織真正工人的團體，對假借工人招牌來活動他事的團體，皆爲最猛烈之攻擊”。11月15日，李震瀛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上海各工團聯席會議，會上，李震瀛嚴厲批判了那些假借工人招牌活動的團體，並代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表聲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退出聯席會議。爲此，李震瀛還發表了第一篇評論，題目是《工友們，爲甚麼有的就歡迎我們，有的又不放心反來敬告我們呢？》，文章寫道：“你們真有自決的決心，不和那些不是真正上海工人的工會一齊混麼？還有一層，要是還不覺悟，快快組織一個真實系統的團結，恐怕我們就要被我們的對方——商人——笑話我們了。”

被派往河南開展工人運動，並參與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

1921年11月，因隴海鐵路工人罷工受到頓挫，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先派遣包惠僧、羅章龍前往指導罷工運動。1921年12月初，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又委派李震瀛等前往河南洛陽，指導隴海鐵路工人罷工。當時隴海路工人罷工已經結束，但有許多善後工作急需處理，如交通系搗亂、舊式工會的各派系間矛盾、罷工中工人所提出的條件還沒有最後兌現等。針對存在的這些情況，李震瀛深入到工人中進行調查研究，他一方面啓發工人聯合起來，克服派系之間的紛爭，還將隴海鐵路工人俱樂部改組爲工會，並加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還在洛陽、鄭州、開封等幾個大站建立了中共黨組織；另一方面組織工人兌現罷工中所提條件，並最終使隴海路罷工取得了徹底勝利。

爲加強對京漢鐵路工人運動的領導，李震瀛從洛陽來到鄭州，他以京漢路的工作爲主，兼管隴海路上的工運工作，還擔任中共鄭州支部書記一職。李震瀛以探親訪友的方式，和鐵路工人姜海士、高斌取得聯繫，通過姜、高二人結交了許多工友。爲了聯絡更多的工友，李震瀛買來紙筆、黑板，親自教工人識字學文化，通過與工人的接觸，吸收劉文松等一些積極分子做骨幹，並吸收了80多名機務工人和200多名養路工參加，使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迅速發展壯大。在此基礎上，李震瀛領導成立了京漢鐵路鄭州工會，由高斌任委員長，姜海士、劉文松爲副委員長，李震瀛任祕書。隨後，李震瀛沿京漢路開展工人運動，經過艱苦的努力，不到半年時間，京漢路上的江岸、廣水、信陽、郾城、許昌、鄭州、新鄉、安陽、長辛店、高碑店、正定、保定等16處成立了京漢鐵路分工會，爲建立全路工人統一的工會組織做好了準備。爲籌備京漢鐵路總工會，李震瀛先後主持召開了三次籌備會議，並決定在1923年2月1日在總工會駐地鄭州正式舉行總工會成立大會。

◆京漢鐵路總工會召開成立大會時全體代表合影。

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的消息披露後，直係軍閥首領吳佩孚命令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京漢路南段段長馮法、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等，設法制止，必要時可以動用武力解決。1923年1月18日，鄭州警察局局長黃殿辰跑到工會，聲明禁止開會。1月30日，吳佩孚致電總工會，要代表赴洛陽面議，總工會籌委會派代表李震瀛、楊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煥章五人，即日赴洛陽與吳佩孚交涉。經過3個小時談判後，吳佩孚執意不準開會。李震瀛回到旅社對代表們說：“吳佩孚用威脅利誘想收買我們，我們趕忙回鄭州去討論辦法，不然就要受害。”於是代表們在李震瀛的率領下當夜返回鄭州。

2月1日凌晨，在吳佩孚指使下，鄭州全城宣佈戒嚴，軍警荷槍實彈，禁止代表開會。代表們不怕威嚇，按原定計劃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京漢鐵路工人代表130餘人及來賓30餘人，在李震瀛、項英等人率領下，不顧軍警的阻撓，衝進普樂園戲院舉行成立大會。軍警立即將會場包圍，接着軍警衝上主席臺，要挾代表，並限5分鐘退出會場，否則將要發生流血事件。李震瀛不顧反動當局的警告，以京漢鐵路總工會祕書的身份，在會上高呼口號：“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萬歲！”

爲了爭自由爭人權，京漢鐵路總工會決定2月4日起舉行全路總同盟大罷工，當晚京漢鐵路中共黨團組織召集各分會代表會議，李震瀛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將原來籌備總工會的班子臨時改爲京漢路罷工委員會，李震瀛、張國燾等爲罷工委員會委員，同時決定京漢鐵路總工會辦公地址由鄭州遷移江岸，會後，李震瀛隨即坐車前往江岸。即日正式發表《京漢鐵路總工會全體工人罷工宣言》。2月4日，京漢鐵路全線工人同時罷工。2月6日上午，湖北工團聯合會召集武漢各工團代表組織慰問隊來到江岸，李震瀛代表京漢鐵路總工會致謝詞：“我們這次大罷工，爲我們全勞動階級命運之一大關鍵。我們不是爭工資時間，而是爭自由人權。我們是自由和中國人民權利的保衛者，工友們！我們京漢工人的責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會，早就需要我們的赤血來薰染了，工友們！在打倒軍閥的火線上，應該我們去作前鋒，前進啊！勿退卻！”2月6日當晚，李震瀛、張連光以京漢鐵路總工會全權代表的身份，與湖北督軍蕭耀南派的參謀長張厚生在江岸總工會辦事處就罷工事宜進行談判，談判時張厚生毫無誠意，李震瀛當場戳穿了張厚生的陰謀。張聽罷憤恨而去。第二天，便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劇。爲了避免更大的犧牲，總工會下達復工命令。2月10日，李震瀛由江岸祕密前往鄭州，準備傳達總工會命令，佈置營救被捕人員，撫卹死難家屬等工作，途中，李震瀛不幸被捕，經黨組織多方營救，不久被釋放。

是否出席“二大”以及代表什麼組織出席“二大”的？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二大”代表李達寓所召開，有資料說李震瀛是中共“二大”代表，但有些資料在提到“二大”代表名單時，卻沒有李震瀛的名字，到底李震瀛是不是“二大”代表呢？如果他是“二大”代表，他又是代表哪個組織出席“二大”的呢？根據權威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02年編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認爲李震瀛是出席“二大”的代表，這12名代表是：中央局委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上海代表楊明齋，北京代表羅章龍，湖北代表許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山東代表王盡美，廣東代表譚平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代表施存統，另外還有一人姓名不詳。確定此名單的根據是1922年12月9日的《關於我們黨的組織問題（補充報告）》和中共“六大”《中共歷次大會代表和黨員數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

◆黨的二大會址。

《關於我們黨的組織問題（補充報告）》是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的中共代表團向共產國際提交的一份報告，報告是以俄文寫成的，提到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時說“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來自七個地區（上海、北京、山東、湖北、湖南、廣州）七個代表，每個地區各一人。會議開了七天，就十個問題進行了討論，並通過了一些決議。”但該報告中並沒有具體的代表名單。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在會議期間回顧中共“一大”至中共“五大”的情況時，整理出了一份關於一大至五大的代表名單，即《中共歷次大會代表和黨員數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該文件是手寫的，沒有署名，依據這份名單的記載，出席黨的“二大”的代表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毛澤東、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共12人。”（毛澤東沒有出席“二大”，筆者注）這也是迄今爲止所能找到的時間最接近於“二大”有關二大代表情況的兩份極爲珍貴的原始文獻資料。

李震瀛以什麼身份、代表哪個組織或者地區出席“二大”的？理論界有兩種說法：一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00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一）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02年編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中，認爲李震瀛是代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出席“二大”的，他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派出的代表。

二是李震瀛是代表中共鄭州支部出席“二大”的，他是中共鄭州支部派出的代表。該說法的理論依據是，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的中共代表團向共產國際提交的《關於我們黨的組織問題（補充報告）》，報告提到中共“二大”時說“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來自七個地區（上海、北京、山東、湖北、湖南、廣州）七個代表，每個地區各一人。”但7個地區報告中只講了6個，即上海、北京、山東、湖北、湖南、廣州，第7個地區應該是什麼地方呢？根據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第7個地區就是鄭州。因爲除上述6個地區外，當時鄭州地區的黨員人數是最多的，有黨員8人。1922年4月，中共鄭州支部成立，並由李震瀛擔任書記，所以李震瀛是代表鄭州地方黨組織參加“二大”的代表。據蔡和森回憶，黨的“二大”前，在武昌的李漢俊曾經委託從鄭州經武漢到上海的李震瀛將一份“意見書”帶到中共中央局，“意見書”到後，陳獨秀就致電李漢俊來滬參加“二大”。

通過我多年的研究，我認爲李震瀛應該是代表鄭州地方黨組織出席“二大”的，因爲當時李震瀛就在河南開展工運工作，而且是中共鄭州支部的書記。

李大釗派他赴東北開展工人運動，他是關嚮應參加革命的引路人

“二七”慘案之後，各級工會遭到封閉，工人運動暫時處於低潮，黨組織和黨的活動也被迫轉入地下，李震瀛根據黨的指示從鄭州返回上海。不久，中共中央派李震瀛到北方繼續開展工人運動。

1923年3月，李震瀛到達北京，隨後，中共北方黨組織負責人李大釗派李震瀛與陳爲人到東北開展黨團工作和工人運動。到哈爾濱後，李震瀛擔任進步報紙《晨光報》記者，並以記者的身份爲掩護，開展革命活動。在《晨光報》工作期間，李震瀛埋頭苦幹，很快使《晨光報》受到知識界人士和進步青年的喜愛。由於報紙報道的內容越來越激進，宣傳馬列主義的觀點越來越明顯，逐漸引起了當局的注意，報社內部也因此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爲了平息分歧，李震瀛決定退出《晨光報》社，另行組織哈爾濱通訊社和青年學院。

1923年9月16日，哈爾濱通訊社成立，它既是中國共產黨在哈爾濱的宣傳陣地，又是祕密開展黨團活動的基地，李震瀛擔任通訊社新聞部主任。通訊社與哈爾濱無線電臺建立有業務聯繫，這樣，通訊社便直接由電臺供給電訊稿件，英、俄文新聞稿經李震瀛譯成中文並巧妙加以改編，編髮給哈爾濱市和外埠地方報刊，許多反帝新聞報道爲電臺、報刊所採用。李震瀛還經常以通訊社記者身份深入到各機關團體學校進行新聞採訪，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和勞動羣衆，以擴大反帝反封建的宣傳。在創辦哈爾濱通訊社的同時，李震瀛還籌備成立了哈爾濱青年學院，“學院以研究學術、交換知識、宣傳文化、改善社會爲宗旨”，學院開設課程“分政治經濟組、文學組、哲學組、社會學組、實業組。”此外，還開設英文班、俄文班等。李震瀛、陳爲人等創辦的哈爾濱青年學院，爲建立和發展共產黨和青年團組織創造了條件。不久，哈爾濱黨團組織建立，同時還建立了黨的臨時交通線，擔負護送共產黨人赴俄出境任務。由於李震瀛、陳爲人在哈爾濱活動比較頻繁，引起了地方當局的警覺，並遭到特務跟蹤與監視，1923年12月，李震瀛被迫轉移到大連開展工作。

◆1922年中國人自主創辦的中華三一學校成立，1924年共產黨人李震瀛（後排左二）曾在此任教，該校成爲中共地下黨組織宣傳革命思想的陣地之一。

李震瀛來到大連後，很快結識了在大連《泰東日報》社做雜役工的關嚮應。關嚮應出生在遼寧金縣（今大連市金州區）一個貧苦滿族農民家庭中，1922年，20歲的關嚮應從大連伏見臺公學堂畢業後，到《泰東日報》社做雜役工，認識李震瀛後，李震瀛經常向關嚮應宣傳馬克思主義，幫助關嚮應閱讀《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俄國共產黨黨綱》等革命書籍。1924年1月12日，李震瀛、陳爲人離開大連返回上海，向黨中央詳細彙報了在大連一年來的工作情況。由於李震瀛在東北從事工人運動工作成績顯著，1924年1月，黨中央再次派李震瀛到大連開展工作。到大連後，李震瀛以英語教員身份爲掩護，積極在工人中從事革命活動，經李震瀛艱苦努力，大連的工人組織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整個大連地區和南滿鐵路工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工會組織。大連印刷業共70餘個廠，共有工人1200餘人，1924年4月28日，大連中華印刷職工聯合會正式成立，這也是正式成立的第一個全行業的工會組織。與此同時，李震瀛還介紹關嚮應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關嚮應也是大連地區的第一個共青團員。不久，李震瀛返回上海，並把關嚮應也帶到了上海，爲黨中央輸送了一位重要骨幹人才。到上海後不久，關嚮應被派往蘇聯學習，1925年1月，關嚮應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可以說李震瀛就是關嚮應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

他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主要領導人之一

北伐戰爭爆發後，上海的工人爲配合北伐軍，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曾先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爲舉行武裝起義，1926年9月8日，上海區委舉行特別會議，會議決定李震瀛爲上海市總工會三人領導成員之一，李震瀛任宣傳部主任，同時兼任碼頭工人運動委員會領導成員。10月，李震瀛又被指定參加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裝暴動中，李震瀛都是最主要的領導成員之一，並對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

1926年10月，北伐軍佔領武昌以後，立即把主力調往江西與軍閥孫傳芳的部隊進行作戰。當孫傳芳的部隊在江西失利後，浙江省長夏超和國民政府駐滬代表鈕永建約定，脫離孫傳芳，歸附國民政府，並向上海進軍。中共上海區委決定和鈕永建合作，組織聯合暴動，以幫助夏超奪取上海。10月17日，中共上海區委準備第一次武裝起義，任命羅亦農爲起義的祕密總指揮，李震瀛爲起義的公開總指揮。同時成立工人自衛團指揮處，李震瀛爲成員之一。19日，李震瀛又被改任爲內部祕密總指揮。10月23日夜，第一次武裝起義開始，因夏超的部隊作戰失敗，加上起義準備不足，工人隊伍力量薄弱，第一次武裝起義最終失敗。10月24日，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一次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並責成區委指定李震瀛專負總指揮之責。

◆武裝起義的司令部——上海總工會。

當北伐軍東路軍佔領杭州，先頭部隊抵達浙江嘉興時，中共上海區委決定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再次領導上海工人舉行武裝起義，推翻軍閥孫傳芳的統治。1927年2月19日，上海總工會發出了總同盟罷工令，並發動了36萬人參加罷工，到22日中午12時，由上海各界、國民黨、共產黨的代表，組成了“上海市民臨時革命委員會”，李震瀛當選爲委員會5人領導成員之一。在上海市民臨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上海工人總罷工轉入武裝起義，從22日傍晚6時至24日晨，起義工人和反動軍閥發生了激烈的巷戰，由於敵人的殘酷鎮壓，起義再次遭到失敗。

爲了認真總結前兩次起義失敗的經驗與教訓，1927年3月5日，上海區委召開區委主席團會議，陳獨秀、李震瀛等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積極準備和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爲了加強對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領導，奪取起義的勝利，由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浙江區委軍委書記周恩來直接負責領導這次起義，周恩來和趙世炎、羅亦農、李震瀛等人一起，對第三次起義做了十分周密的準備和部署，並對原武裝起義領導班子進行了改組，改組後的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成員有趙世炎、羅亦農、李震瀛等8人。經過30個小時的戰鬥，3月22日午後6時，全上海被工人佔領，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取得了勝利。

因反對王明上臺，參與分裂黨的活動而被開除出黨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政變發生後，李震瀛被蔣介石當作首要共產分子懸賞緝捕。4月25日，各報發佈通緝令：“查得現有反動共產分子林鈞、李泊之（即李震瀛）等20人，在滬搗亂後方，宣傳共產主義，應即一體查拿。如查獲首要者，每名賞洋1000元，附從者每名賞洋500元。”面對白色恐怖，李震瀛被迫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李震瀛以中共上海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會上李震瀛被選爲中央候補委員。8月初，李震瀛又出席了著名的“八七”會議。10月中旬，李震瀛與中央政治局委員向忠發等人率領中國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十月革命十週年的紀念活動，爾後與向忠發前往德國、比利時出席了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理事會擴大會議。回國後，李震瀛擔任以蘇兆徵爲首的中國工人代表團祕書，出席了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大會結束後，李震瀛回到上海。中共中央爲加強對中共山東省委的領導，派李震瀛前往山東，任中共山東省委常委，分管工運兼巡視工作。1928年6月18日至7月1日，李震瀛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大”，回國仍到中共山東省委從事工運工作。1929年1月，李震瀛奉命調回到上海，並在上海繼續從事工人運動工作，1929年11月，李震瀛出席了全國第五次勞動代表大會並當選爲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部長。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李震瀛以全國總工會代表身份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對此，李震瀛、羅章龍等人在會上公開反對王明上臺。會後，李震瀛、羅章龍等人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員會”繼續反對王明，李震瀛任“中央非常委員會”組織部長兼第二江蘇省委書記。6月，李震瀛到香港進行分裂黨的活動，遭到中共廣東省委的抵制，很快又回到上海。因與羅章龍等人非法成立第二黨，7月，中共中央決定開除李震瀛、羅章龍等人的黨籍。1932年2月13日，“中央非常委員會”自行解散。不久，李震瀛在上海遭國民黨逮捕，並被關押在上海龍華監獄，經過多次審訊，他始終未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沒有叛黨行爲，最後被宣判無罪釋放。1932年6月，李震瀛出獄，回到天津老家，並發表了不再參加革命活動的聲明，此後在敦慶隆綢緞店當店員，1937年在天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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