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诺亚首席研究官夏春博士在今年10月阅读了著名作家郭建龙的著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此书讲述了从秦朝到清朝两千多年的帝国经济运作机制与得失，对于理解今天中国的经济，金融和财政有着极大的启发。此书出版一年多来已经印刷17次，创下历史类书籍销售罕见的佳绩。夏博不仅强烈推荐诺亚家人们认真阅读此书，还邀请郭先生参加诺亚11月底在丽江举办的“钻石年会”，郭先生的两场演讲精彩纷呈，浓缩了全书40万字最精华的内容。

如果您已经阅读了郭先生演讲的上篇《宏观经济 | 从古代财政问题看现代经济走向（上）》和中篇《宏观经济 | 从古代财政问题看现代经济走向(中)》（当下的国企民企的问题，以及古代国有企业的来源），一定别错过今天这篇关于古代土地公有制和通货膨胀的精彩分析。

土地公有制

说完国有企业，第二个问题是土地公有制。

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来自于土地公有制。比如，房价高昂，原因在于房价的一半是交给政府的地价，也就是土地出让金。而土地出让金占到了许多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离开了这笔钱，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就会难以为继。所以，不管如何宣称房住不炒，但土地出让金是不能不收的。

之所以维持土地公有制，是为了让征地变得更简单。设想一下，如果土地是私人的，那么政府征地时，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抵抗。现在土地是公有的，每个人只要住在这片土地上，就都是欠了政府的情，想反对征地，也显得底气不足了。

总之，土地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资源，而国有垄断的极致就是垄断土地供应。这可以说是和国有企业精神一脉相承的，所谓中国土地总公司，开发商做的只是分销业务而已。为了保证人们多次购买土地，不是只做一锤子买卖，还需要规定土地使用期限是七十年，之后回收再卖一道。可谓一桩好买卖。

但是，中国历史上却只有少数朝代实行土地公有制，大部分没有实行，这是为什么呢？

这源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一种理想。儒家文化有很坏的方面，但也有一些好的方面。比如，它强调生活在中国的人，人人都应该有土地，人人都有房住，人人都有饭吃，把这样的世界当做努力的目标。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强调了私人土地的神圣性，避免国家侵犯私人的土地，让人民心安。大部分朝代并不敢打破这个教条去实行土地公有制。

但是，在隋唐时期，就有人尝试着实行了土地公有制，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土地公有制最终带来的问题也是可怕的。

隋唐时期实行了什么样的土地公有制呢？

隋唐的土地公有制叫做授田制，出现在公元485年的北魏时期。这一年北魏著名的冯太后为了将王朝制度正规化，从原来的游牧制度改为正规的政府模式，发明了授田制这一种做法。

由于前代都实行土地私有制，并把拥有土地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容政府剥夺。那么北魏的公有制理论基础在哪里呢？北魏认为，既然拥有土地是人的基本权利，那么政府为了保证人们拥有土地，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政府之手来调配，保证人人有地，人人有房。

要保证人人有地有房，就是在人一生下来，国家就给他分一份地。可是为了保证国家有源源不断的资源继续分给新生人口，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土地就要收回。

这实际上是说，一个人从生下来到死亡，租用国家的土地一辈子，到死后就还给国家。

具体的做法是男人分地四十亩，女人分地二十亩。为了鼓励人们的积极性，还规定男人还可以另外分得20亩土地，这20亩土地在他死后不回收，而是可以传给子孙。

另外，在宅基地上，也规定三口之家可以分一亩地。这就是最主要的规定，其他一些细化的规定不再叙述。

通过这种做法，政府就把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国有化了，将农民变成了国家的佃农。

北魏灭亡后，把这个办法传给了北周，北周又把这个做法传给了隋，隋又传给了唐，所以，唐代最初实行的就是类似的授田制。稍微做了改变，比如男性授田改为80亩，还有永业田20亩。女人不分地，不过如果是守寡的妻妾，可以保留30亩。

现代农村的分地制度就继承自唐代，特别八九十年代，小孩一生下来就给分地，有的地方女孩也分，有的地方只给男孩。

但隋唐的土地公有制都形成了巨大的问题。

隋代为了获得详细的土地和人口数据，派遣官员清查土地和户籍，由于文帝苛刻的性格，大臣们揣测上意，产生了宁左勿右的做法，结果隋代的土地清查数据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中国土地最高峰的明朝万历年间，大约有11亿亩耕地。汉唐时期，土地大约在5亿亩左右徘徊，而隋代清查的土地却有55亿亩。隋代的55亿亩换算成现代亩，大约21.3亿亩，而现代中国耕地面积也不过只有20.3亿亩。

所以隋代农民的缴税土地面积是超过现代人的，这相当于将土地的面积夸大了十倍。也相当于每一个农民被迫缴纳了十倍的税收。这一场运动发展成为一次古代的大跃进，将农民压垮了。

很快，隋代的政府仓库里满满当当，老百姓家里却空空如也。到了隋炀帝时候，由于征税机器太高效，皇帝钱太多，率领军队四处打仗，很快社会垮掉了。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继承了隋代，却是另一种情况。由于隋代清查太严苛，唐代放松了社会管制，于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政府在很长时间内查不清户籍和土地，也收不上来税。

按照正常思路，政府应该在人出生时把土地分下去，人死时收回来。但实践起来，却发现土地流失很快。

原因在于政府的土地数量是有限的，分下去容易收上来难。每一个人出生时，政府分地给他，但当他死亡时，他的子女却并不把土地主动交回来，而是偷偷地隐匿起来。就算政府派人去要，对方也不会轻易交出来。

时间长了，大量的土地就逃到了政府的税收表外，无法征税了。

我们看现在的农村，实际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还能分到土地，现在出生就很难分地了。因为土地都已经归了个人，政府手中没有地，就算有，也舍不得分了。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税收不足。税收不足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养不起兵。既然养不起兵了，唐代只好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什么是节度使？

以前，唐代每个地方的行政官员和军事官员是分家的，行政官员负责税收，税收交给国家，再由国家发给军队。这里，军事官员是绝对不能直接面对税收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可是，当税收收不上来时，政府只好在一些重要地区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既有征税权，也有军事权，意思是这块地方政府不管了，全交给节度使，你能收多少税，就用收税的钱去养兵。这就养兵成本转嫁给节度使，中央政府的负担轻了。

可是节度使既有收税权又有养兵权，这就和一个土皇帝无异了。

安禄山当了土皇帝还想当真皇帝，这就是安史之乱的起源。如果不是唐代的财政混乱，就不会有后来的安史之乱。

从唐代的教训看。土地公有制不管是对老百姓，还是对政府，都是最低效的制度。对老百姓来说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对政府，则意味着正规税收不足，只能想歪门邪道。

我们现在的土地出让金，就属于土地公有制下的畸形产物。既然正规税收不行，就干脆卖地。

但这种做法也产生了新问题：政府必须想尽办法，隔一段时间就用各种理由把土地从老百姓手中收回来再卖一次，坚决避免土地向着权利确定方向去。

有人会问还有另一个做法，就是目前正在推动的房产税，似乎也可以解决财政税收不足的问题。

房产税的确可以解决政府税收不足的问题，但是，第一，中国自古没有收房产税的传统。这还是和儒家理想有关。

中国历史上称得上房产税的只有几个短暂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唐德宗的房产税：间架税。间架税产生的背景是因为当时恰好发生了泾原之变，也就是士兵的叛乱，为了对付叛乱，皇帝在首都实行间架税，在京城有房子就必须缴纳这个税，按房间数纳税。间架税让许多破落户陷入了破产，他们从祖上继承了不少房间，实际上却没有其他收入。

间架税实行后，政府立刻大失人心，更没有人帮助皇帝打仗了。长安被攻克后，叛军一喊：免除你们的间架税！长安老百姓立刻欢欣鼓舞欢迎叛军到来。

另外，在土地出让金制度下，房产税实际上是一种重复征税。所谓土地出让金，就是一次性缴纳七十年的房产税。如果再征税，老百姓不会轻易妥协。考虑到征税成本太大，即便实行房产税，恐怕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很难到达政府希望的财政效果。

通货膨胀

除了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之外，历代的政府还有一个工具，就是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

我们常说，中国古代在金融上有许多傲人的成果，纸币就是其中之一。纸币的确给交易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但我们很少提到，中国历史上，直到民国时期，每一次发行纸币都以巨大的悲剧收场，都对应着一次巨大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不仅仅纸币可以通胀，就连铸币，也就是金属货币也可以通胀。只要往铜中掺不值钱的金属锡，就完成了通胀目标。

如果负责任一点，就改用新的铸币，但把铸币的面值提高。

比如，唐代的唐肃宗就采取过做法，他通过发行新的货币乾元重宝，规定一枚新钱的面值是老钱开元通宝的10倍，但是乾元重宝的重量只比开元通宝重不到两倍，算下来，肃宗将货币贬值了6.25倍。之后他数次采取贬值措施，成了金属货币贬值的代表。

宋代之所以发明纸币，只是因为印刷术在宋代成熟，并且被运用到了各个领域。

最初民间发明纸币作为凭证，又是因为金属货币太重。

在宋代，四川是一个只使用铁钱的区域，而铁钱相对于铜钱更加笨重，价值低，不容易携带，所以，人们发明了交子，将铁钱存在金银铺子里，拿着存单去买东西。这种存单就是交子。

铁币的购买力：

铁币大钱：每贯重12斤

铁币小钱：每贯重6.5斤。

一匹绢的价格：20贯铁币小钱，重130斤。

按照规矩，任何人都可以拿着存单随时提回同等数额的金属货币。

民间发明了交子之后，官府看到了纸币敛财的潜力，将交子的发行垄断到官方手中。不过，在官方手中发行的交子却有一个特点：纸币的背后已经没有足够的金属货币作支撑了，也就是说，拿着纸币已经换不回来等额的铜币或者铁币了。

最初时，政府还有一定的准备金，到后来彻底没有准备金。这个过程，就是钞票大贬值的过程。

自从学会了货币的超发之后，每一个朝代都禁不住手痒，都要印行纸币，然后偷偷往里掺水，将之视为一本万利的法宝。

到了民国时期，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到了1948年产生了震惊世界的法币通胀。这次通胀在现代世界仅次于魏玛共和国、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胀。但是，中国古代也有不亚于魏玛和津巴布韦的大通胀。

从中国历史上对纸币的运用作总结，我们可能高估了人类社会的理性。事实上，有时候社会是缺乏理性的，当溺水时，只要有树枝就必须抓住，当财政困难时，只要有方法，哪怕是饮鸩止渴，也必须使用。所以，纸币这个过于灵活的工具，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都必定会被过度利用。

结论

在谈完了古人的智慧之后，再回到现代，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我们正好又处于一次政府为民营企业打气的时期，并表示会用一切办法救助民营企业。那么，它到底会做些什么来帮助社会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土地和财产权，这个能突破吗？恐怕不那么乐观。

在国有企业上，除了做一些混合所有制的尝试之外，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垄断问题吗？恐怕这一块也做不了什么。

在金融上，是否能够帮助民营企业一些呢？

这一块倒是真可以做些什么。要帮助民营企业，就是要给民企贷款，要多贷款，就必须发钞票，而发钞票是历代政府最喜欢的做法，所以这里大有可为。

我们不妨大胆猜测，如果政府要真的救助，恐怕又放出一堆的钞票来。但由于民企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管制无法取消，资源垄断很难改善。所以，在实体经济上，民营企业恐怕暂时无法得到改善。到最后，这些钞票必然还是以泡沫的形式冲击到股市和楼市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还是无法脱离之前的命运，只能在宿命中继续颠簸。

【编者按】 相信这三篇文章连续读下来，每一位读者都会对于中国历史和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事实上，《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40多万字的内容远远比这三篇浓缩版更为丰富。举例来说，限于篇幅，郭建龙先生没有在演讲中提到清朝的朝政，但书中关于清朝财政的描述就精彩至极。我们强烈推荐大家阅读书中更加深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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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邹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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