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消灭官僚主义, 消除资产阶级作风”

1955年1月, 我军改供给制为薪金制, “相比之下, 军队下级军官的薪金显得偏低。” (《彭德怀传》) 也就是说, 中上级军官日子好过, 下级军官日子难过。

1955年9月, 我军第一次评授军衔、勋章和奖章, 部队的上下级观念开始森严起来。对评授军衔, 军界元老五味杂陈。“彭德怀对军衔制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在建军作战需要上, 军衔制是不可少的。……但在他个人思想上, 却对这一区别身份的标识, 感到厌烦。他总担心这种形式会影响上下级之间政治平等的关系, 担心妨碍军队同人民的亲密联系。在一些外事活动和隆重典礼的场合, 按照军队条令规定都要穿礼服, 每遇到这种情况, 他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绪。”

彭德怀的担心, 毛泽东同样有。军衔制实施后, 军队里确实有少数军官甚至是高级军官对下级、对群众呼呼喝喝, 影响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

1958年2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召开, 这是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大规模会议。讲话中, 毛泽东着重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 无非是当主席, 当总理, 当部长, 当省长, 那么大的官, 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 你的官更好做, 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 官气比较重, 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 不要学‘巡按出朝, 地动山摇’那一套!”他意味深长地说:“要消灭官僚主义, 消除资产阶级作风, 要使得大家感到, 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 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 为进一步推动“大跃进”, 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期间两次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柯庆施 (华东) 、李井泉 (西南) 、陶铸 (华南) 、林铁 (华北) 、王任重 (华中) 、张德生 (西北) 、欧阳钦 (东北) 开会。8月21日, 毛泽东在第二次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 再次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 应当是平等的关系, 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 旧的法权 (等级) 制度没有彻底破坏, 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 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 恢复战争年代的供给制:“进城以后, 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 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 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 城市要求‘正规化’, 衙门大了, 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 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 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 在于特殊化。”他还认为, 供给制比较平等, 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 在阶级斗争中, 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 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 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对战争年代虽然艰苦但却火热岁月的回味, 使毛泽东陷入思索:“生产”战斗力的军队,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建立了吗?

1958年8月上旬,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当时, 报刊上反复宣传:“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的方向, 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 (工业) 、农 (农业) 、商 (交换) 、学 (文化教育) 、兵 (民兵, 即全民武装) ’组成为一个大公社, 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时, 本来就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军队, 如何顺应“人民公社化”热潮并继续保持毛泽东一贯提倡的战斗队、生产队、宣传队作风呢?

就在1958年8月间,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军队干部下连当兵, 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 在军队内部形成共产主义式的同志关系。

“将军啊, 你一举手敬礼就打了个歼灭战, 歼灭了人们思想上的等级观念”

1958年9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具体规定, 各军区随即纷纷行动起来。

当月, 济南军区举行党代表大会, 通过了《关于干部定期下连当兵和参加体力劳动的决议》, 要求所属部队排以上干部 (除身体条件不许可者) 每年必须以一个月的时间下连当兵, 并要求除有病和体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以外, 各级干部均应随同机关、连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部队的工农业生产, 和士兵一起劳动。决议中说, 干部定期下连当兵和参加体力劳动, 是继承和发扬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措施之一, 它对改进领导作风, 提高干部的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 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 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党代表大会上,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在讲话中详细列举了干部下连当兵的好处:“可以打掉‘五气” (注: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 , 加强干部思想意识的修养;可以反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当兵以后能亲身体验战士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了解下层干部对战士的管教方法及存在的问题;可以根据亲身体会提出更好的修改条令、规范的意见和更好的处理合理化建议, 有助于克服教条主义;可以锻炼和增强干部的体质, 可以增强干部的群众观念和劳动观念, 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讲话中, 杨得志还诚恳地说:“刚参加工农红军的时候, 曾当过兵, 但我觉得自己脱离士兵生活很久了, 今后每年抽出一定时间下连当兵十分需要。”

“在高级干部的带领下, 干部当兵在部队中很快就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到1959年2月止, “全军下连当兵的干部, 已达十五万余名, 其中有将军一百六十多名”。

1959年3月7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称:“军官下连当兵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措施。根据总政治部的规定, 每个军官每年当兵一个月, 这一措施迅速获得全军广大军官的热烈拥护。杨得志上将、杨成武上将、许世友上将、邓华上将、陈再道上将、文年生中将、秦基伟中将、成钧空军中将、陶勇海军中将等, 首先带头下连当兵。接着, 全军成千上万的军官, 无论是老干部、新干部、高级军官、一般军官, 都相继到连队当兵。大批原在连队工作的干部, 也轮流下班当兵。到目前止, 有的部队80%以上的军官已在连队当过兵。”

当时, 干部下连当兵, “特别是那些战功卓著、须发斑白的将军下连当兵, 完全过士兵生活, 有效地冲击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 培育了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 使全军上下洋溢着一片团结一心、水乳交融、平等相处的动人景象。当兵军官下到连队, 与士兵同吃一个锅的饭, 一个盆的菜。睡觉床靠床, 散步手牵手, 行军抢着背枪, 宿营争着搭铺。……休息的时间, 许多领兵数十年的将军和小伙子们一起讲故事、论形势、叙家常、道身世, 一起唱歌。这种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使人们清楚地感到将军和士兵, 只有职务分工的不同, 没有贵贱之分。”

下到连队的杨成武上将完全像士兵一样地听从班、排长的领导, 认真遵守连队的各种制度, 外出请假, 回来销假, 礼节周到, 处处作模范。连队的一切公差勤务, 不管是打水、扫地、倒痰盂、掏厕所, 样样抢着干……他在向班长请假时举手郑重敬礼, 目睹了这一幕的列兵黄力子感动地在日记中写道:“将军啊, 你一举手敬礼就打了个歼灭战, 歼灭了人们思想上的等级观念。”

“干部下连当兵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就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

对干部下连当兵, 连队官兵纷纷表示深受教育, 某部八连战士顾银盛写信给《人民日报》说:

听说将军要下连来当兵。我想:他一定是穿呢子衣服, 戴将军领章的。想不到他穿的是旧军服, 戴的船形帽, 佩带着列兵的领章, 完全跟普通战士一样!

将军同我们一一握手, 再三对我们说:“以后千万不要再叫我首长!我和大家一样, 而且你们是我的老师!”

当他和我握手的时候, 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将军, 经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对人民有过很多贡献, 今天却来当普通一兵, 而且还要向我们学习, 只有人民军队的干部才有这种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

对下连当兵, 许多开国将军也都有感触、感悟。1958年10月2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两位开国中将秦基伟、刘金轩的当兵感言。秦基伟写道:“下连当兵的目的是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作风, 因此要有决心当小学生, 老老实实地放下架子, 在实践中体验士兵生活。……把自己置于普通士兵的地位, 和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 和士兵一样遵守纪律、严守制度、听从指挥。士兵的一切活动我们都要参加, 不能有任何特殊。……下连当兵的干部, 也要毫无例外的积极参加劳动。”刘金轩写道:“为了锻炼到连队里来当兵, 是党需要每个军官经常得到锻炼, 不是来找清闲和享受的。”

干部下连当兵, 其积极意义得到广泛认同。1958年11月8月, 《人民日报》转载了《八一》杂志第三期专论《部队干部当兵的革命意义》, 论述了“官兵平等是我军的一贯传统”“干部当兵是官兵平等的关键”等观点, 指出:“几十年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 以官兵一致的原则, 官兵平等的思想, 作为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的根本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 军官是领导者, 又生活在士兵群众之中, 以普通军人姿态出现, 受群众的监督;士兵是被领导者, 又有权参加管理, 官兵政治平等。这种平等关系是保证军队打败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同时, 专论有些观点无疑打上了“大跃进”的烙印, 又隐约折射出毛泽东的思考:“干部下连当兵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就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 随着工农业一日千里的飞跃前进……在我们军队本身来说, 逐步缩小反映在军官和士兵劳动方式上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大大地提高共产主义觉悟, 以便在更高的基础上体现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共产主义平等关系, 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干部下连当兵, 正是逐步缩小这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措施之一。”

当然, 专论中关于“正规化一度影响了官兵平等”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这一观点对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具有消极影响:“前几年, 在‘正规化’的口号下, 部队中就曾出现过一股资产阶级特权思想的逆流。有人曾把我们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 说成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不合乎正规化的要求’等等, 加以反对。结果, 我们原有的官兵打成一片、平等相处的优良传统被削弱了, 不少军官的官气增加了, 同士兵的联系减少了, 官兵之间的关系‘正规’了, 感情却疏远了。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表现在官兵关系方面的所谓‘正规化’, 正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官僚化’, 所谓‘农村作风’‘游击习气’, 正是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 正是我们所要大大发扬的共产主义精神。”

不管如何去理解干部下连当兵, 毛泽东本人对这一活动是非常满意的。1958年12月9日, 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1958年的军事有一个大发展, 大整风, 军长当兵, 参加生产, 大办民兵师, 这是几件大事。”所谓“军长当兵”, 就是指干部下连当兵。

1959年2月, 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上将在春节广播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干部下连当兵活动:“尤其是实行干部下连当兵的措施以来, 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了, 团结更加紧密了。这样, 在军事训练, 对敌斗争, 以及其它各项任务的执行中, 都获得了极其显著的成绩。”

“日出东方一片红, 俺班来了个老英雄, 官兵一致同甘苦, 共产主义好作风”

1959年春, 全军下连当兵活动继续展开。早在春节前后, 全国各地驻军领导机关就开始认真细致地安排1959年干部当兵的规划, 确定了分批下连的人数、时间和先后次序。到3月初, 行动较快的广州、济南等军区部队, 下连当兵的军官已有几千人;“北京、南京、昆明、武汉、兰州等军区部队, 首批下连当兵的军官, 也大多整装就绪。”

干部下连当兵, 对于密切官兵关系, 实现尊干爱兵, 可谓是立竿见影。下连当过兵的陈再道上将这样回忆说:“由于干部以平等精神对待士兵, 士兵就把干部当成知心朋友, 更加尊重干部、爱护干部, 关怀无微不至。干起活来他们总怕你累着, 你一动手干什么, 就有几个人来抢着干, 有时你努力抢到手, 干不了一会, 他们就劝你休息, 甚至抢走了工具。我在连队当兵时, 为了能在早晨给同志们打点洗脸水或扫扫地, 有时要装着上厕所, 早起个把钟头。有一些重活, 他们总不让当兵的干部去做, 甚至避开不让你知道。有时为了争上一次夜班放哨, 还要假睡听着, 等他们叫班时立即爬起来跟着去才成。抬土的时候, 战士总把土筐往自己身边拉, 凡是有什么危险, 战士就以身护住下连当兵的干部。如许世友上将在连队当兵参加爆破演习时, 战士怕飞起的石块打着他, 就自动站在他面前护着。……战士们对当兵干部这种爱护, 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感情, 我们下连当兵的同志, 都深深为这种友情所感动。由于同士兵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因此在当兵期满离开部队时, 真是难舍难分。走的时候士兵送了一程又一程, 年轻的士兵哭了, 年老的将军也激动得止不住眼泪。”

这种忘年交举不胜举。当沈阳军区某连派代表去看望曾在连里当兵的程世才中将时, 将军头句话就问:“全连同志好吗?我们的班长也好吗?”福建前线驻海岛部队某连九班, 在红旗竞赛中得到红旗, 马上给在班里当过兵的熊兆仁少将写了报喜信。

当时也有人嘀咕:下连当兵, 这不是折腾老干部吗?对此, 陈再道上将的回忆最有代表性:“干部下连当兵, 特别是年纪大些的干部能否坚持得住呢?根据下连当兵同志的体会是可以坚持得住的。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体会, 开始是有些不大习惯, 干活之后, 感到腰痛、腿酸, 但坚持下来就好了, 饭量也增加了, 也不失眠了, 一个月的士兵生活身体变得更结实, 体重增加了。我们年纪大些的同志都如此, 年轻的更没有问题。另外一些体力所不及的事情, 士兵们会主动关照不要你做。”

到1959年7月, 仅仅半年多时间里“就有十万余干部下连当兵”。这段时间, “在组织干部当兵中, 都是领导干部带头当兵, 据不完全统计, 已有七十五名将军下连当兵。”“空军政治委员吴法宪中将、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中将, 先后下到机场当兵, 跟士兵一起擦飞机, 研究技术。”北京某部队一个班的战士, 还编了一首快板赞扬他们的军长成少甫少将:“日出东方一片红, 俺班来了个老英雄, 官兵一致同甘苦, 共产主义好作风!”

下连当兵, 也让将军们受益匪浅。郭鹏中将下连当兵后, 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他当兵的体会:“军队的基层是连队, ‘千条小河归大海, 万件工作下连来’。如果对连队基层工作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 就很难使自己的领导切合实际。”一位将军在诗里写道:“连队是个大学校, 军、政、文化一大套, 战士干劲冲破天, 生龙活虎逞英豪, 我们下连当学生, 一切优点都学到。”

到1960年1月, “各部队干部除年老体衰的以外, 绝大多数都下连当了兵。这些干部中有军种、兵种、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 有军、师、团的首长和机关干部, 还有连长、指导员、排长等大批基层干部。数万名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军官, 也到连队当了三个月到一年的士兵。”“大批干部到连队当兵, 用实际行动对广大士兵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广大战士把将军们下连当兵期间同他们亲密相处的事例和他们的教导, 一遍遍地传颂, 用来激励自己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有的连队在将军走后, 继续一期期地出‘赶将军’的墙报, 许多班、排还展开了向‘老红军’、‘老八路’学习的热潮。” (《人民日报》, 1960年1月21日)

“这些年, 下连当兵活动一直在搞, 收到了良好效果”

1963年7月29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渭汉中将在《人民日报》撰文《谈谈军队干部下连当兵》, 对干部下连当兵活动进行了总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同年九月作出了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具体规定。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号召和总政治部的规定, 立即得到全军广大官兵的热烈拥护。高级干部首先带头响应, 许多部队的司令员、政治委员, 军长、军政治委员, 重新穿上战士服装、佩戴列兵军衔, 背起背包下到连队, 同战士同吃、同住、同操作、同劳动、同娱乐 (简称“五同”) 。全军各机关、各学校、各部队, 除了年纪大、体弱、有病的干部以外, 都纷纷下连当兵。因而在全军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干部当兵的热潮。自一九五八年八月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底止, 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 共达七十七万一千余人次。其中有将军二百五十余人。当兵时间最长的是半年到一年 (主要是未当过兵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 , 一般的是每年当兵一个月。经过几年来的实践, 干部当兵, 根据干部所任职务、工作性质和年龄、身体状况等不同, 采取了多种形式。一般的主要是下连当兵;科学研究部门和技术院校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 可以下连当兵, 也可以到所属工厂劳动;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的干部, 可到公社参加生产劳动, 也可以到连队当兵。至于有些年龄较大、身体较弱不能和战士同操作、同劳动的干部, 则定期下到连队代职、蹲点, 进行调查研究, 检查和帮助工作, 向连队干部和战士传授工作经验和传统作风。

在文章中, 他代表中央军委郑重指出:

军队干部下连当兵,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现行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它是党和国家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在我军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是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作风在建军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具体体现。……干部当兵制度的实行, 意味着能上能下的共产主义新风气的树立, 意味着人与人间同志式的新关系的建立, 在我国……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大量存在的情况下, 在执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 也还是不可能不遇到这种或那种思想阻碍的。因此, 经常向广大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消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是使干部当兵制度持久地坚持下去的重要保证。

此后, 干部下连当兵作为“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下来。

如今, 对军队干部下连当兵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目光如炬:“这些年, 下连当兵活动一直在搞, 收到了良好效果。但是, 我也听到一些反映, 现在有的机关干部下连当兵就是走个过场, 人来了心没来。”因此, 在听取成都军区工作汇报后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指明了干部下连当兵活动的努力方向, 为这一活动赋予了时代特色:“开展下连当兵活动, 不要仅仅看作是一个下基层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下连当兵活动, 培养干部对士兵的感情, 培养士兵对干部的感情, 培养全军官兵对军队的深厚感情。”

党史纵横 2018,(02),11-14

夏明星 徐生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