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就其內容和結構來看，儒道兩家的思想無疑是主體；就其特質來看，儒道兩家思想的互補最具決定性和典型的意義。在中國古代社會後期逐步確立的儒釋道多元互補的穩定的文化結構中，儒道兩家思想的交融互補居於首要的和基礎的地位。因而，瞭解儒道互補，對於把握中國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深層底蘊，都是至關重要的。

儒道之互補，是以兩家學說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廣泛而又明顯的差異爲前提的。這些差異只是儒道兩家關注的問題不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而已，因而並不是互不相容、截然對立的，並不構成激烈的衝突。惟其如此，才使得儒道兩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形成了相輔相成、恰相對待的局面。它們各有長短得失，且此家之長正爲彼家之短，反之亦然，從而使得兩家思想的互補成爲必要和可能。

本文擬以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爲例，對儒道兩家的文化差異和由此形成的互補機制以及其他相關問題進行簡要的分析和討論。

一、儒道兩家的文化差異

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中，當推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對中國的文化傳統產生的影響最深最廣最大。作爲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兩大學派的創始人，他們的思想學說存在着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最終形成了儒道兩家的不同傳統，奠定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基礎。

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差異是十分廣泛的，但就其最主要的方面而言，莫過於理論上各有偏重和價值觀念的不同。下面分別對這兩方面加以討論。

一般而言，老子比較偏重於對形而上的問題和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本體論和宇宙論；孔子則偏重於對人與人的關係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倫理學。就本體論和宇宙論而言，孔子的思想在這方面基本上是闕如的，而就倫理學而言，這方面也不是老子關心的重點。

老子提出了"道"作爲自己學說的最高範疇，並加以系統化的論證。以"道"爲核心，老子展開了他的全部學說。特別是其中關於宇宙起源和本體的探討，以及系統的認識論學說和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更是具有"獨創性"的"哲學"思想--這裏指的不是廣義的哲學。毫無疑問，老子的道論開創了中國哲學中的形上學傳統，"道"是中國古典哲學無可爭議的最高範疇，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概念、範疇出於老子的最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完全可以說，老子是中國哲學的開創者。中國哲學能與西方哲學對話，主要有賴於道家，特別是有賴於老子的思想。對此，張岱年先生就曾說過："老子的道論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的開始，這是確然無疑的。……在中國哲學本體論的發展過程中，道家學說居於主導地位。" [1]

孔子則是中國古代倫理學的開創者。孔子提出了"仁"作爲自己學說的最高範疇，爲人類的道德生活確立了最基本的原則，力圖以仁愛的精神改善日益緊張的人際關係，並由此入手來解救社會危機。孔子以"仁"爲核心範疇，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規範，建立了完整的倫理道德學說，並以此作爲自己學說的主體內容。孔子的思想，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濃重的倫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見，老子和孔子由於所關注和思考的主要問題的不同，形成了他們在思想理論上各有偏重。馮友蘭先生在《新原道》一書中，曾以"極高明而道中庸"爲標準來評價古代的學說。他在評論孔、孟時認爲："他們於高明方面，尚未達到最高標準"；在評論老、莊時認爲其哲學"極高明"，然於"道中庸"則不足。在馮先生看來，孔、孟思想的特點在於"道中庸"，於倫理道德的領域見長；而老、莊思想的特點和優勢則在於"極高明"之形上哲學領域。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所表現出來的儒道兩家的文化差異，可謂見仁見智，各有千秋，並無優劣之分。

這裏需要申明的是，本文所說的"道論"專指圍繞"道"進行的形而上之哲學思考，而不是泛指所有關於"道"的言論。"道"範疇並非道家的專利，先秦各學派都談論"道"，而且都不在少數，可謂儒有儒道，墨有墨道。不過，諸家之"道"皆爲政治、倫理範疇，唯有道家之"道"具有形而上的哲學意義。就儒家而論，《論語》中"道"字凡76見，多爲人倫之"道"，且孔子從不談論"天道"，有子貢所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2]爲證。在儒家學說中，"仁"、"義"、"禮"等都是具體的道德原則和規範，而"道"則具有更高的概括性，泛指儒家的最高追求，或曰儒家的真理、主義。士君子都應"志於道"，不惜"以身殉道"，甚至"朝聞道，夕死可矣" [3]。"道"也泛指儒家的所有主張，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 [4]是也，它內在地包含着所有具體的道德原則和規範，而這些具體的道德原則和規範則是"道"的不同表現形式和實現"道"的途徑與方法。如孔子說："行義以達其道" [5]，孟子也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6]"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相親相善的關係，以這種最基本的道德準則來處理人際關係，便是儒家之"道"。因此，不論是孔子的"殺身成仁"還是孟子的"捨生取義"，都是"以身殉道"。總之，儒、道兩家雖然都重視"道"，但兩家各自的"道"只是符號形式相同，意義和內容卻有根本的差異，道家的"道"以形而上的哲學意義爲主，儒家的"道"則爲倫理、政治範疇。

有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認爲道家注重天道，輕視人事，實際的情況恐非如此。道家雖然善於在宇宙的背景中思考，道家著作雖然以談論天道和哲理爲一大特色，但終歸還要落實到社會和人生中來。如《老子》書中談天道和哲理要超過任何一部古代典籍，因而說道家注重天道是沒有問題的。但說道家輕視人事，恐怕就不合於事實了。以《老子》爲例，書中的主要篇幅還是談社會政治與人生的，有的是直接談社會政治與人生，有的是從哲理中引出社會政治人生，或從社會政治人生中提升出哲理，有的則兩者兼而有之；即使是隻談抽象哲理的語句，就《老子》全書而言，最終也是要爲社會人生求得天道觀方面的依據和指導。因而老子所開創的道家有着豐富的關於社會與人生的哲理性思想，正是由於道家對社會人生問題的關注，並提出了與儒家迥異的看法和解決方式，因而才能在這一廣大的領域同儒家學說形成互動和互補。

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另一主要差異，在於價值觀念的不同。

大體來說，孔子開創的儒家的價值觀，以人文主義爲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強調積極進取，投身社會事業。老子開創的道家的價值觀，以自然主義爲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樸之性和內心的寧靜和諧，主張超越世俗，因任自然。

由於價值取向的差異，儒道兩家對社會的發展和個人的人生道路便有了不同的設計。儒家對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持樂觀的態度，爲士人君子設計了一條進取型的人生道路。在儒家看來，個人的價值必須置於社會羣體中才可以實現，人生只有投身社會事業纔有意義，他們主張以天下爲己任，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人生應爲之奮鬥的目標，主張個人應儘可能多地爲國家和社會做貢獻。道家對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則持有一種謹慎、冷靜的態度，他們敏銳地意識到文明的進步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對社會發展的曲折性有充分的估計，對人類在不斷進取的過程中可能造成的問題和對人性本身的扭曲與傷害有足夠的思想準備。老子及早地觀察到了這些我們今天稱之爲異化的現象，予以了高度的重視，並且提出了自然主義的原則，力圖用迴歸自然的方法來避免、克服和矯治之。老子的這一思想是深刻的，老子學說中的許多內容都是針對社會和人性的異化現象提出來的。在老子看來，人性的真樸永遠應該是人生進取的出發點，社會發展和人生進取都不應以喪失自然和諧和真樸之性爲代價。

關於老子和孔子所代表的儒道兩家的文化差異，應該客觀地對待，而不應把它們誇大。對此，有一些誤解有必要在這裏澄清。

首先，從總體上看，儒家倡導進取型的人生，道家則比較超然通達，故而給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實並不盡然。事實上，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莊都同時具有積極用世和超然通達兩種心態，只不過孔、孟更爲用世些而老、莊更爲超然些罷了。老子和莊子都具有很強的文化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心，只是他們較多地以批評者的面目出現而有別於孔、孟而已。孔、孟在積極進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懷有超然通達的心態，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7]，欣賞曾點式的超脫曠達，對"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8]的人心嚮往之，並認爲"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9] ，甚至萌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10]的念頭，荀子也述孔子之言曰："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 [11]；孟子亦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12]孔、孟這種矛盾心態或靈活態度是他們在天下無道，人生常窮而不得志的社會現實中不得不採取的一種自我調節和心理準備，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老、莊是一樣的。在後來經過歷史選擇而逐漸形成和定格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心得到了強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種超然與靈活的心態逐漸被淡化乃至被遺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懷卻被淡忘，其超然通達的方面卻被突出，以致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觀者的面目出現，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來應付逆境和在人生進取中起調節緩衝的作用。總之，本來面目的孔、孟、老、莊與歷史鎖定的孔、孟、老、莊，都是應該區別對待的。

人們通常總是說儒家學說具有積極有爲的精神，而道家學說則常被看成是消極無爲的，這也是對道家學說的誤解。造成這一誤解的原因，與以老、莊爲代表的道家著作中的特殊的表達方式有關。實際上，老子和孔子一樣懷有治國安邦的抱負，因而《老子》書中談論治國之道的內容佔了很大的比重。老子的"無爲"並不是目的，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手段而已。"無爲"的實質，是提倡順任自然的行爲，反對妄爲，不勉強從事，排除不必要的、不適當的行爲。老子的"無爲而無不爲"，是要通過"無爲"的方式達到"無不爲"的結果。老子的"爲無爲，事無事"，是以"無爲"的態度去"爲"，以"無事"的方式去"事"。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顯然是說，國還是要治的，小鮮還是要烹的，而且還要治得好、烹得好，這就需要採取清靜無爲的方式來達到目的。老子主張"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這裏的"生"、"爲"、"功成"顯然都是一種積極的態度。老子"爲而不爭"的名言，也不是消極的態度，而是要人順任自然，不勉強從事，這樣反而能"不爭而善勝"，達到最佳的效果。可見，老子道家學說就其實質來看還是主張積極有爲的，只不過採取的方式與衆不同而已。同那種直截了當的直線思維相比，老子的逆向思維方式頗具啓發性，具有不可忽視的實用價值和理論意義。

人們往往將老子看成是隱士的代表，並認爲隱士是逃避現實的一批人，這種看法也是不準確的。老子被說成是隱士，源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老子爲"隱君子"。太史公說老子"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如果就《老子》書的內容來看，乃是指其含蓄而不事張揚而已，並非謂其消極出世。此外，老子長期任周之"守藏史"，是在晚年才成爲"隱君子"的，但即使這樣也並非是出世，而是"功成事遂"之後，能從利祿名位場中撤身出來的明智之舉。關於隱士逃避現實的說法更是不準確的。隱士的隱居是爲了"求志"，他們並沒有忘卻天下，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觀察社會，把世事放在心上。正如莊子所言："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根深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13]由此看來，所謂隱士逃避現實的常見說法顯然是不妥當的。隱士並非是逃避現實，而是對現實的看法和對待現實的態度與衆不同而已。的確，他們對現實懷有強烈的不滿和失望情緒，認爲世道已是亂得無法挽救了。但對現實不滿和失望並不等於逃避現實，認爲世道已無法挽救也不等於不關心社會，抨擊時政、反思傳統和批判世俗，是隱士關心社會的獨特方式，隱居不仕是他們成爲社會批判意識的主要承擔者的必要條件。因而確切地說，他們並不是逃避現實，而只是逃避政治。更進一步說，關心政治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而並非只有投身政治一途。隱士的逃避政治只是不從正面直接投身政治，即不出仕任職。但不出仕任職並不等於不參與政治，更不等於不關心政治，他們事實上是不願與當政者同流合污，不與當政者合作，同政治中心保持足夠的距離，以批判者的身份或反面的姿態來參與政治和關心政治的。對於任何一個社會，特別是陷入嚴重病態的社會來說，從反面參與政治的隱士和從正面投身政治的士人都是不可缺少的。

儒家的憂患意識經常爲人們所稱道，似乎只有儒家才具有憂患意識，其實道家也具有憂患意識，儒道兩家的憂患意識各有其關注的方面，兩者的價值不可互相替代。自然是道家學說的最高價值，道家主張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應該遵循自然主義的原則，自然而然、順其自然，儘可能地提高自然的程度。這種自然主義的價值觀反映了道家對人類文明進步的反思和清醒認識，它實際上是一種深切的憂患意識。儒家式的憂患意識更多的是關注於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而道家式的憂患意識則是對整個人類的前途命運的終極關懷。老、莊思想的最深刻之處，在於他們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就敏銳地看到了文明發展的負面作用，並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對策，那就是用自然主義來矯正和補救人類行爲的偏差和失誤。老、莊這種基於自然主義價值觀的憂患意識是站在全人類乃至整個宇宙的高度上來思考問題，因而便具有了不同於儒家的眼光，他們所提出和思考的問題對於人類來說，往往更爲具有普遍性，值得認真思考和借鑑。 二、儒道互補的歷史演進

綜觀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歷程，儒道互補可以說始終是一條發展的主線。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學術昌盛，秦漢以後，各家學說先後衰歇，真正在歷史上流傳久遠，影響深廣，構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學說，實際上只有儒道兩家。

儒道兩家思想的互補，事實上從他們的創始人老子和孔子那裏就已經開始了。從《史記》的記載來看，孔子問禮於老聃，儒道兩家的第一次對話，就已經預示了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內容與方向。還在儒道兩家的初創時期，道家思想就以其獨特的學術宗旨、文化理念和致思路向，顯示了向儒家思想的頑強滲透。孔子所受老子思想的影響，在儒家學派的奠基著作《論語》中多有表現。[14]

孔、老之後的兩千多年中，儒道互補一直是中國文化歷史演進的主要內容。在這漫長的時期中，隨着歷史文化條件的變遷，儒道兩家思想的互補也呈現出階段性，大體經歷了兩次高潮。

儒道兩家思想的第一次大規模、深層次互相影響和互相補充，發生在戰國中後期百家爭鳴的學術環境中。這一時期的儒道互補，其理論成就主要表現於道家的黃老之學。黃老之學是百家爭鳴的重要成果，具有集各家之長於一身的綜合性的理論優勢。黃老道家（主要是稷下的黃老道家）在倫理思想和政治主張上吸收了儒家的仁義學說和禮治文化，儒家的孟、荀則主要通過黃老之學的中介作用，在哲學上受到了道家的宇宙論和自然觀的影響。 [15]

早期儒家作爲一種系統的學說，其主要缺遺表現在自然觀、宇宙論、認識論、辯證法等哲學思維方面，長於倫理而疏於哲理，難以從思辨的高度和深度上給人以理性的滿足。而在先秦時期，百家之學同儒學一樣，多爲政治倫理學說，唯獨道家既重政治倫理，又長於哲學思維，以其深邃的哲理、縝密的思辨、新奇的道論、卓異的境界說、高超的辯證法傾倒了諸子百家，時人無不以高談玄妙的道論來裝點自己的學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這樣說，是道家教會了人們如何進行哲學思維，道家學說在當時起到了哲學啓蒙的作用。在這一談玄論道的思潮中，儒家學說也獲益匪淺，戰國時期孟子和荀子的學說同原創時期的孔子學說相比，在哲學思維方面可以說是從無到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儒學的面貌，併爲儒學在宋明時期的巨大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經驗。

儒道互補的第二個高潮，發生在宋明時期。這一時期，儒學對道家思想的進一步引進和吸取，對於重建儒學新體系具有更爲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宋代以後，儒學復興，與此同時，道家思想在更深的層面上融入了作爲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中，成爲儒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道家思想融入理學，對於儒家學說有重要的意義，使儒學在哲學思維方面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並由此建立起完備、深邃而龐大的新儒學體系。以程、朱和陸、王爲代表的宋明理學在當今被稱爲新儒學。新儒學之新，就在於它不同於較爲純粹的傳統儒學，這同道家思想的在更深程度上的介入有很大關係。宋儒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無極"、"太極"、"無"、"有"、"道"、"器"、"動"、"靜"、"虛"、"實"、"常"、"變"、"天"、"理"、"氣"、"性"、"命"、"心"、"情"、"欲"等，大都來自於道家的傳統或吸收了道家的理念。這些重要概念，不僅是構成新儒學倫理道德學說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構架之主體，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儒家接受了道家所確立的思維方式。故王廷相雲："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故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他還指出理學家講"理一而不變"爲"老、莊之緒餘也。"

通過以上對儒道互補的歷史追述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儒道互補也呈現出不同的情況。早期的儒家和道家主要是在互相批評中取彼之長補己之短，互補的味道較濃。漢代以後，由於儒家思想上升爲官方的意識形態，成爲社會文化的主流和主導，道家思想則主要在民間和在野的士人中開闢發展的空間，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下，後期的儒道互補可以說主要是以道補儒，道家思想主要發揮着對儒家思想的補充、調節的作用。我們在這裏所談的儒道互補，亦主要是以道補儒。不過應當申明的是，以道補儒乃是基於儒顯道隱的歷史事實而採取的一種思考和分析的角度，而就儒道兩家學說本身來看，依然是互補的：若以儒觀之，即以儒家爲思考的本位，則道家之長正可補儒家之短；若反過來以道觀之，則儒家之長亦可補道家之短。 三、儒道互補與士人文化心態

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傳統同樣的深厚，歷史影響同樣的深遠，可以說，凡是有儒家思想在發生影響的地方，就有道家思想與之相對待，可謂形影不離，因而儒道互補的內容是極爲廣泛的。下面我們僅就儒道互補塑造的中國古代士人的文化心態和人生道路進行一些思考。

漢代以降的漫長曆史時期，儒學作爲官方支持和倡導的思想理論，對古代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的形成和人生道路的選擇，起到了導向的作用。與此同時，道家思想也對此發揮了重要的補充和調適作用。因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深層文化心理和人生態度，是由儒道兩家共同決定的。在儒道兩家思想的共同塑造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不單是熟讀儒家聖賢之書以作爲晉身的階梯，許多人也都十分欣賞道家思想。老莊的智慧爲他們提供了適應社會、涵泳人生的另一類有效指導，幫助他們更好地應付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使他們在險惡的政治鬥爭中保持頭腦的清醒和調節心理的平衡，增強了他們對仕途之坎坷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實際應付能力。這些都是正統的儒家思想所難以提供的。

具體來說，儒家爲士人君子設計了一條進取型的人生道路，崇尚弘毅，注重有爲和力行，這無疑是一種正確的人生態度。然而社會是複雜多變的，人生也必須適應複雜多變的社會現實。儒家在指導人們爭先向上的同時，沒有爲人們留下足夠而必要的迴旋餘地，只提供了爭先向上的動力，沒能提供與之相配套的緩衝裝置。因而從總體上來看，儒家式的人生剛性有餘而韌性不足，借用荀子的術語，儒家可以說是"有見於伸，無見於屈"，"蔽於剛而不知柔"。道家則提供了另外一種人生見解，提倡順其自然、柔弱、無爲、知足、謙下，崇尚"不爭之德"，他們相信柔弱優於剛強。道家對人生的這種見解，可以說是對人生進行了持久的觀察，並對儒家式的人生觀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後得出的。因爲尚剛強者未必瞭解柔弱之妙用，而尚柔弱者必是建立在對於剛強的充分認識之上的，有見於剛強之不足，故能反其道而用之。道家式的人生見解可謂匠心獨具，爲人生提供了另一種有效的指導：一方面，它使士人君子的生命更具有韌性，善於自我調適、化解煩惱、緩解精神壓力，在順境中預先準備好退路，增強了適應社會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也不失爲一種獲勝的手段，人們通常只知從正面爭強爭勝，道家則提供了從反面入手的競爭方式，往往可獲得奇效，"守柔曰強"、"不爭而善勝"、"後其身而身先"、"無爲而無不爲"。道家哲學中諸如自然、柔弱、無爲、知足、知止、淡泊、居下、處順、靜觀、謙讓、取後、不爭等觀念都體現了高度的人生智慧，在社會實踐中常用常新，自古及今永遠不失其新鮮感。道家的這些觀念，恰好可以補儒家之偏蔽，自古以來，對儒家式的人生實踐起到了重要的補充、調適作用。

儒家注重社會倫理，表現出強烈的羣體意識，強調個人應當全身心地投入於社會事業，而對人的個體性或個體生命的處境卻缺乏足夠的關注。儒家看待個人同社會羣體的關係是單向的，即只講個人對於社會應如何如何，而不考慮和計較社會應對個人如何如何。儒家看待各種人際關係，皆貫穿着以對方、他人爲重的原則，似乎每個人皆爲了他人而存在，推而廣之，即爲了社會而存在，社會實即他人之廣稱。儒家式的人生，其精神生活雖然豐富，但卻沒有留下多少真正屬於個人的空間，其精神世界淹沒在羣體性之中了。對於中華民族，儒家所注重和培養的這種羣體意識無疑是極爲重要的，然而我們同時也不能不承認，儒家重羣體輕個體，在人的個性、獨立意志、個體意識方面留下了許多空白。而在這方面，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填補儒家遺漏的精神空間。道家較爲注重人的個體性，倡導"自然"、"自在"、"自性"、"自爾"、"自愛"、"自適"、"自得"、"自樂"、"自美"、"自事其心"。他們善於站在大道的立場上，以超越的態度觀察人生與社會，主張人不應被世俗的價值和規則所拘鎖，應該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意志和自由思想的能力，所以他們往往能夠我行我素，始終保持內心的超脫、自在與寧靜，並提出不落俗套的見解。道家在傳統和世俗面前保持了獨立的意志和清醒的頭腦，其社會批判精神便表現了對個體獨立性的張揚。道家對個體生命的處境予以了更多、更深切的關注，其追求個體精神的自由自在、自適自得的卓異主張給人一種清新的感受。漢代以降，儒家的羣體意識在官方的倡導和扶持下，逐漸成爲歷代社會佔主導地位的的價值觀念，投身社會事業、名垂青史成爲知識分子理想的人生模式和主要的精神依託。而道家思想對個性的張揚和對自由精神的推崇卻形成了另外一種傳統，這種傳統的存在使得人們始終能夠聽到另一種聲音，它爲中國知識分子開闢和保留了另一片真正屬於自己的精神天地，使得他們在投身於社會公衆事業的同時，又能做到不隨波逐流，不爲名教所羈縛，保持着鮮活的個性。儒家的羣體意識和道家的個體意識正好形成了一種互補的機制，儘管後者在歷史上遠不如前者那樣茂密。

總之，儒道兩家對待人生，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儒道兩家的互補，是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互補，各有特色，和而不同。在儒道互補的人生模式中，中國知識分子在順境中多以儒家爲指導，建功立業，銳意進取，成己成物，立人達人；在困境和逆境中則多以道家爲調適，淡泊名利，潔身自好，超然通達，靜觀待時。儒道互補構成了一種完整的、藝術的人生觀，它視人生爲一種變速的曲折運動，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剛柔相濟，能屈能伸，出處有道，進退自如，不走極端，心態上和行爲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自古及今，中國人基本上都是在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中選擇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具體到每一個問題上，中國人都習慣於或是以儒家的方式來處理，或是以道家的方式來處理，可謂逃儒則歸道，逃道則歸儒，出老莊則入孔孟，出孔孟則入老莊。儒道兩家思想的這種互動互補的內在機制，使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呈現出豐富、生動並趨於完善的面貌。離開了儒道互補，就難以把握和理解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深層結構和特質。